在汉武帝时期，西汉开始推行盐铁官营政策，目的在于通过垄断社会必需品的生产经营来获取利润以支持汉朝庞大的财政开支，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手段削弱富商大贾与地方诸侯的实力，以稳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盐铁官营的实施是适应汉武帝一朝的政治需求而出现的，其实际效用也达到了汉武帝的政治目的。
但是，在汉武帝统治晚期乃至昭宣两朝，盐铁官营的负面影响却更多的暴露出来，使得西汉汉武帝之后的社会矛盾急剧尖锐起来。
在这一背景下，西汉昭帝时期，汉朝召开了一场“盐铁会议”，财政大臣桑弘羊等人与来自社会“贤良文学”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盛世之后的危机
需要明确的是，盐铁官营是汉武帝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利益而实行的一项经济政策，也就是说起本身就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也就不要指望汉朝会在这一方面过多的顾及社会基层的感受。
盐铁官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的确是“与民争利”，但这个民不是劳动人民，而是那些富商阶层。
在汉初的时候，西汉朝廷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进行国家治理，不过多的干预社会生活。
在这一时期，西汉的经济社会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精神下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各个商户凭借自家的产品的质量优劣、价格高低等要素自由的进行竞争。
自从盐铁官营政策推出后，在部分领域，西汉实现了完全的国有化经营，排斥一切私有资本。
完全的国有化经营有好的一方面，比如其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技术革新，将私人无力采用的新技术应用到商品生产中来。
汉代的冶铁行业就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应用了诸如铸铁柔化处理、炼钢等新技术。
但完全的国有化经营缺点也十分明显，因为是垄断经营，导致民营企业完全没有生存空间。
这在后期导致其生产效率不断低下，且不注重商品的质量与市场需求，官营体制的活力也就越来越低，最终到了浪费社会资源、压制生产积极性、损害百姓的利益、阻碍社会发展的地步。
《盐铁论》曾说：“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这是指官营下的盐铁产品价格昂贵，给百姓造成沉重的负担。本来盐铁官营的一个目的就在于打击那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商家。
但在官营之后，作为垄断性的经营者，官府刻意抬高物价，以攫取更大的利润，最后反倒不如民营时代对百姓有利。
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也说：“今县官做铁器，多恶苦，用费不省”，就直指官营体制之下，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生产效率十分低下。
而对百姓更为不利的是“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
官营体制之下，最初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铁器生产都是统一形制，而各地区的土壤状况却并不一致，不能因地制宜导致生产工具不能促进生产效率提高，所谓“农夫作剧，得获者少”。
因为官府售卖工具的地点都是固定的，并且有时间限制。
在一些偏远地区，工作人员往往消极怠工，有时候百姓翻山越岭来买，却发现负责售卖的吏员却已经走了，如此一来二去也会导致农事误时。
凡此种种，弊病繁多，导致盐铁官营到了汉武帝晚期及之后，不仅利益受损的商人不乐意，就连普通百姓也怨声载道。
在这一形势下，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改革已经是社会的普遍呼声，问题在于是要官府适当放松经营权，还是说回归原有的民营时代。
党派之争与盐铁之辩
汉昭帝始元六年，西汉正式就这一问题召开了一场会议，与会双方分别是盐铁官营的铸成者桑弘羊一派以及来自社会的商人阶层的政治代表“贤良文学”。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代的名臣，也是汉朝著名的经济专家，其出身洛阳的一个富商家庭，年仅十三岁就进入仕途，据说是因为其天才的算术能力，但也有人说是其家族为他买的仕途。
因为其出色的才能，桑弘羊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成为汉武帝的心腹近臣，在汉武帝一朝，其历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等官职，支持了汉武帝一朝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以及酒榷等多项经济工作，盐铁官营虽然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但也是他一手推动的。
与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对垒的是贤良文学，贤良文学是指汉朝自汉文帝时期就实行的一项选拔人才的科目，这些被选拔出来的士子后来被称为贤良文学。
他们大多是一些在野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不高，也没有太多的社会财富，此次被推举前来参与盐铁会议除了有富商的支持还有一个人的推动。
汉武帝晚年，立年幼的皇子刘弗陵为帝，并缢杀了他的母亲钩弋夫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儿子皇位稳固，汉武帝为刘弗陵留下了四位托孤大臣，其中就有桑弘羊和霍光。
只不过，霍光作为内朝大臣与身为外朝元老的桑弘羊政见不和，二者是绝对的死敌。
此次盐铁会议是霍光进行安排的一次反对政敌的战场，而他的“士兵”就是这些贤良文学，霍光希望通过贤良文学对桑弘羊的攻击从而掌握这场政争的主动权。
在会议上，两派分别站到了盐铁官营的弊与利两个立场来说明问题。
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政策进行了攻击与指摘，列举了其种种弊病，甚至认为“盖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
桑弘羊提出盐铁官营不仅可以“蕃货长财，佐助边费”，还可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
也就是说盐铁官营政策不但可以筹措军费保境安民，还可以发挥社会功效，乃“国家大业，不可废也”。
而桑弘羊在表明自己立场的同时还对贤良文学所说的社会现象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他认为民间之所以会出现困厄的现象并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一些农民太懒了。
很明显，桑弘羊为了反对贤良文学，已经在罔顾并掩盖事实，采取不承认和回避的态度，坚决否认盐铁官营政策的负面因素。
盐铁官营等政策是桑弘羊一生的心血，也是桑弘羊地位的基石，这也是为什么霍光想要借助盐铁会议打击桑弘羊的原因，而桑弘羊不可能就此放弃这些政策，双方的辩论一度十分激烈。
会议的最后，作为妥协，桑弘羊同意了将专卖政策中获利最少，影响最小的酒类专卖政策就此放开，其他的继续维持现状。
义与利之争
细说这双方的立场，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的批判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其一是义利观，其二是本末观，其三是经济绩效。
作为知识分子，贤良文学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而儒家文化中常常强调“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所谓“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
汉朝推崇儒术，统治者往往标榜自己以儒术治国，推行礼乐教化。但如今，汉朝统治者却大肆与民争利，完全违背了儒家的价值观，这只会教导百姓趋利轻义，不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
而对于封建社会来说，农业是百业之本，想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重视农业发展。
而桑弘羊之辈却大肆鼓吹“逐本末之利”，将国家的精力投入工商业这样的末业之中，是对国家根本政策的破坏，最终会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
贤良文学从盐铁官营的实际绩效出发，指出盐铁官营政策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同时又抬高物价，所谓“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失其实，卖失其理”，破坏了公平交换的原则，使得百姓的生活负担更为沉重。
此外还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造成社会对立，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桑弘羊的主要观点有四种，其一：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天然拥有对其治下一切事物的主权，盐铁收归官有不容质疑。
其二：国家需要大量的经费用于战争，这笔钱如果不从盐铁中出就要从百姓身上获取，盐铁官营使得“民不加赋，而天下富饶”，是加惠于民，百姓应该感激才对，哪里还能反对。
其三：盐铁专营可以有效抑制地方势力，保障国家安稳，如果恢复民营，谁来管理那些地方势力？
其四：盐铁官营可以打击那些豪强富户，缓解社会的贫富分化，对社会稳定有促进作用。
抛开贤良文学的观点，就桑弘羊的观点来说，其立论是有问题的。其论一太过霸道，实际上就是一种巧辩，是立不住脚的。
其论二看似合理，实际上赋税虽然没有直接从百姓身上出，但官府却将赋税加在商品售价之中，寓税于价，然后高价出售，实际的负税人还是百姓，反而负担更重。
官府垄断经营，可以不同于民间雇佣劳动力而采用免费劳役和奴隶进行劳动，使得大量本来可以被工商业吸纳的劳动力此时只能成为流民，这使得汉代的流民队伍进一步壮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大量富户因为无法再生产领域进行投资，只能把剩余资本用于购买田宅土地，这使得汉代的土地兼并现象进一步加剧。
由此可见，汉代的盐铁官营政策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对于官府来说，统治稳固是最为重要的。只有当推行某项政策危害到了其统治稳固，其才有可能变革，反之亦成立。
此后，处于缓和社会矛盾的需要，汉代统治者逐渐放松了官营政策，但始终还是割舍不下这棵摇钱树。
盐铁官营是古代社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发展的一种措施与思想，是古代“重农抑商”思想的具体实践。
而在实践的过程中，盐铁官营政策的弊端日渐显露，给汉朝的统治带来一定的困扰。
但这并不代表盐铁官营这一政策本身有什么问题，问题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具体的实施过程，是不完善、不合理的制度建设造成了这些问题。
关于这一点，正如我们开头所说，封建官府推行这一政策的首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不是加惠于民，因此一开始就对这一政策可能造成的麻烦考虑不到位，只是想着敛财与打击豪强诸侯。
如果西汉能在推行国有化经营的同时留足一定的市场空间，将经济成分维持在一个恰当的程度，并做好后续的制度建设，这一政策的生命力或许会更旺盛一些。
在昭宣两朝，汉朝对盐铁官营的政策多有松弛，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民营工商业迅速发展，最终促成了“昭宣中兴”。
参考资料：
《盐铁专营利弊》
《解析桑弘羊经济改革：以盐铁官营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