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且知名度最高的女性了。她先后嫁了两位皇帝，也是一对父子——唐太宗和唐高宗；生了两位皇帝，也是一对兄弟——唐中宗和唐睿宗；同时自己还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武则天是如何能在一个几千年来由男性统治的世界里成为声威赫赫的一代女皇的呢？她的故事屹立在历史长河中，就像高大的无字碑矗立在乾陵一样，一直不断地引起后人的兴趣和思索。
说起无字碑，人们对于无字碑的解读也各不相同，第一种是武则天觉得自己功劳太大了，无法用文字概括。第二种则恰恰相反，武则天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不敢写出来。第三种是武则天觉得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因此干脆留下一片空白。
人们看历史的视角和方式会随时代的变换而变化，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和看法也正是如此，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下武则天为政期间的是非功过。
武则天时期的经济状况，是经济发展与民户逃亡并存。武则天称“天后”时，就在建言十二事中建议“劝农桑，薄赋役”。为贯彻诏命，朝廷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
但是，特别矛盾的是，武则天时期也恰恰是均田制开始瓦解、逃户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均田制的真实含义是国家把荒地分给老百姓，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把老百姓牢牢地控制在土地上，不许他们迁移，让他们缴纳赋税，为国家提供兵役和劳役。这个制度从北魏开始实施，到武则天时期已经明显不适应经济的发展了，所以许多老百姓就开始脱离户籍，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去开荒种地，或者到城市谋生。我们固然可以说均田制瓦解、逃户出现从根本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时，它毕竟引起了政府收入的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
武则天时期拔擢贤才、发展科举。武则天完善了科举制，鼓励自荐或者推荐人才，同时能够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但武则天在统治稳定之后，开始启用酷吏。为巩固统治，武则天使用严酷手段。为掌握国家统治大权，她毒死了已立为太子的亲生儿子。称帝第二年，武则天便用两大酷吏之一的来俊臣杀了另一个酷吏周兴；至万岁通天二年，杀死来俊臣，结束了酷吏政治。
文化方面武则天促进了文风昌盛，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尚武精神。武则天曾召集文学侍臣周茂思、范履冰等人编纂《要览》《字海》及《乐书要录》等书，还改制音乐机构，将内教坊改为云韶府，习雅乐，促进宫廷音乐的发展。
但是，对于文学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民族尚武精神的消弱，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汉族将领的短缺问题已经非常突出，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唐玄宗时期，领兵作战的将军就主要是胡人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安史之乱的爆发，文化的发展同样是一柄双刃剑。
武则天时期，社会结构调整与血腥杀戮并存。前面讲过，在唐高宗统治之初，朝廷还掌控在关陇贵族集团手里，他们势力强盛，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逐出朝廷。这对于武则天来说，是杀鸡儆猴，但这些关陇集团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集团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此后，武则天为了便于控制朝廷，一次又一次地清洗倔强难制的元老大臣，一次又一次地提拔根基浅薄的新锐后进。这样，经过武则天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皇帝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贵族官僚的力量大为削弱，平民出身的官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科举出身的官僚，在官僚队伍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可以说，武则天的努力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大大加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正是拜武则天所赐。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社会流动是建立在残忍的血腥杀戮基础上的，是由无数人的鲜血铺就的。所以，当我们谈到武则天所造成的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流动时，我们仍然是矛盾的。
这样看来，武则天的每一项政绩都伴随着矛盾，借用林达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每洒下一缕阳光，就投下一片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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