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万春圃，生于山东苍山县上大炉村一户地主家庭。自幼不爱读书，喜欢骑马玩枪。成年后为人耿直，有侠客之风，好交友，仗义疏财，济困扶危，被乡人尊称“万三爷”。
一天，万春圃骑上他的枣红马，去向城镇赶会，打听牲口行情。见一位身穿长袍马褂、很有气魄的人向他走来，便问周围的人：“此人是谁？”有人反问他：“你还不认识陈区长？”原来，国民党临沂县第七区的区长陈玉山这天也来到向城镇赶会，老远看见万春圃这匹耀眼的枣红马，误认为是卖马的，便走过来打听马的价钱。
万春圃早就想结识陈玉山，笑着说：“怎么，你看中了这匹马吗？”“不错，不错。”陈玉山连声称赞。“那么，你牵去就是了。”“那怎么行呢？”“人情一匹马嘛，都是老亲世邻，还能要钱？”陈玉山仔细看了看万春圃，实在不认识，一问他的姓名，只恨相识太晚。从此万春圃就成了陈玉山家中的座上客。
通过陈玉山的介绍，万春圃又相继结识了一些士绅名流：向城的刘子才，城后的赵剑南，兰陵的李子赢，万村的王拱辰等人，并和他们结拜了把兄弟，经常在一起议事谈心。
抱犊崮山区偏僻荒凉，村镇分散，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是土匪出没之地。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绑票勒索，闹得当地不得安宁。有一次，万春圃正在陈玉山的客厅里喝酒，忽然家中来人报告，双亲已被土匪架去。万春圃听了顿时火冒三丈，发誓要去与土匪拚命，陈玉山劝他说：“土匪绑票，无非是想钱。现在不能玩硬的，要设法把二位老人先救出来再说。”
万春圃花钱救出二老之后，便决定与土匪对抗。在陈玉山等人的帮助下，万春圃组织起了护家民团。开始只限于守围子，后来就不断和土匪战斗。
1923年发生“临城劫车案”之后，抱犊崮山区的匪首孙美瑶被国民党招安，小股土匪就很难存在了，有的弃匪还农，有的投靠了万春圃的民团。奉军失败那一年，一伙败兵在抱犊崮山区迷了路，万春圃的民团乘机缴获了二十九支汉阳造和捷克式，势力进一步壮大。此后，万春圃又当上了地主武装联合会长，一声令下，就能调动几百人的队伍，成了独霸一方的“山大王”。
1930年前后，抱犊崮山区相对的安定。在万春圃的倡议下，上大炉村办了一处小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学校里来了两位教师，一个叫聂立人，一个叫聂益人，是兄弟俩。他们来到上大炉村后，都拜访过万春圃，谈论起国家大事，彼此非常投机。万春圃对蒋介石造成东北三省沦陷本来就不满，聂氏兄弟又把国民党规定的“爱国有罪”、“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的消息告诉了他，从而使万春圃更加痛恨蒋介石的反动政策。
聂氏俩兄弟都是共产党员。1933年地下党组织领导苍山暴动时，抱犊崮山区的党组织还未来得及行动，就失败了。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大逮捕、大屠杀，凡有共产党员嫌疑的都上了黑名单。万春圃是抱犊崮山区的联合会长，军政当局当然对他不会怀疑，就把逮捕聂氏兄弟的任务交给了他。万春圃越想越不通，觉得国民党的做法不对，就悄悄的给聂家兄弟通风报信，让他们逃走了。事后万春圃向上边报告说：“去逮捕时，聂氏兄弟不在家。”就搪塞过去了。
1934年冬，在枣庄矿区工作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开辟抱犊崮山区的工作，派李韶九、郭致远二人以行医为掩护，来到这一带活动。当时鲁南的情况是，官僚地主横行乡里，劳苦大众饥寒交迫，镇压苍山暴动的白色恐怖依然笼罩着当地。要在这里落脚生根，没有当地有势力的人物作掩护，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李韶九他们去抱犊崮山区之前，特委书记郭子化再三交待，要想开辟这一带山区的工作，就一定要争取万春圃的支持。
李韶九和郭致远到达抱犊崮山区后，在高桥开了个药铺，经常以行医为名奔波于高桥、大炉之间，为人民群众解除疾病痛苦。万春圃家里人有了病，也经常派人赶着毛驴来请李韶九去看病。时间一长，李韶九他们就和万春圃熟悉了。1935年，李韶九、郭致远先后介绍了刘清如、肖云卿、杨质卿、万国华等人入党，万国华是万春圃的大儿子。
1935年元月，郭子化在枣庄因政治嫌疑被捕，在押送徐州之前，经李韶九等同志以“枣庄药业公会”的名义营救而获释放。此后，边区特委机关就转移到费县高桥，仍以行医为掩护，开了个药店名叫“广德堂”。郭子化化名周德为，当了药店的中医先生，并经李韶九介绍，结识了万春圃。
随着万春圃的势力在当地的发展，漫溪村大地主郑向三等人早就红了眼。他们捕风捉影，控告万春圃亲共通匪。临沂县政府听信了郑向三的控告，决定逮捕万春圃和万国华父子。幸而万春圃结交朋友多，有人透了风，万家父子闻讯外逃，才免除了这场灾难。
“七七”事变之后，万春圃父子从外地回到上大炉村，组织抗日武装。郭子化同志在高桥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指示，作出了以万春圃为统战对象，开辟抱犊崮山区工作的决议。会后，郭子化受到万春圃的热情接待。席间，郭子化赞扬了他组织武装，准备抗战的爱国行动，并且分析了当时形势，宣传了团结抗战的意义，指出了抗战必胜的前途。万春圃深受启发教育。他从与郭子化等人的多次接触中，猜测郭子化等人可能是共产党，并且深刻地感到共产党都是一些有远见卓识有能力的人。因此，明确向郭子化表示：“我万某是够朋友的，以后有什么用我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
1937年冬，日寇铁蹄越过黄河，第二年先后占领了临沂、枣庄。鲁南苏北岌岌可危。在这人心慌慌之际，大批进步青年学生、共产党员响应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脱下长袍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纷纷投入了抗日救国斗争。他们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整个抱犊崮山区开始沸腾。这时，万春圃根据党的指示，公开竖起了“守土抗战，坚决不做亡国奴”的旗帜。并把自己家的粮食、枪支和猪羊献出来，开了齐心会，喝了齐心酒，坚定地表示：“抗日救国不怕牺牲，打鬼子决不充孬种。”从此，集体食宿，举行了武装起义。
随着这支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万春圃自己家的粮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就向陈玉山求援。陈玉山对抗日也很支持，一次就运来小麦五万斤，部队有饭吃，有枪弹，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天天准备打鬼子。但当时鬼子急于向大陆腹地进攻，始终没有进山。台儿庄大会战之后，万春圃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提出到山外看看去！他的提议得到全体成员的同意。
当时台潍公路两侧，经过中日双方战争，不少村庄已经断壁颓墙，老百姓大都逃走了。从向城到兰陵、台儿庄之间，中日双方丢弃的死尸和武器根本没有人收拾。万春圃带领队伍打扫战场时，竟然收集了八桶汽油，一门迫击炮，四挺机枪，五十余支捷克式，并搞了一百余箱子弹、手榴弹。他们把这些武器和物资陆续运回山区，装备了部队。
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万春圃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敌斗争更加坚决。1939年2月，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召开鲁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时，逢日寇汉奸万余人分五路“扫荡”山区。特委立即带领参加会议的人员避开敌人的主力，迂回进山，到了上大炉村。不料第二天，敌人兵分两路包围过来。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万春圃主动承担阻击任务，掩护领导机关转移。在执行任务中，他年仅19岁的次子万国英中弹牺牲，战士们都很悲痛。万春圃赶到队伍前面高声喊道：“国英是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死的，他死的光荣，有什么悲痛的？要打鬼子就得做好牺牲的准备，在这点上，国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钢铁一般的语言，句句震动人心，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把万般仇恨集中在枪口上，胜利地完成了掩护领导机关转移的任务。经过这次考验，党对万春圃更加信任，决定把特委机关设在万春圃的家中。
1939年8月初，罗荣桓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向罗荣桓汇报了鲁南的工作和万春圃的情况之后，罗荣桓政委的爱人林月琴就住在万春圃家中，罗政委本人有时也住在万家。万春圃热诚忠厚，直爽大方，真心拥护我党的抗战主张，深受罗荣桓同志的赏识。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还把自己的战马送给了万春圃，这更使他感到党的温暖和对他的信任。为了解决部队的供给困难，万春圃不惜—切代价，打开自己的粮仓，砍伐了自家的松林，并且动员自己的结拜兄弟陈玉山、盛清沂、刘子才、王拱辰等人，捐粮献款支援部队。仅陈玉山一次就献出几万斤小麦，三百元大洋。
第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后，接连消灭了峨山口、阎王鼻子山的日寇，又先后打掉了经常捕杀抗日军民、破坏抗日的顽固头子杜若堂、孙鹤龄等，打开了鲁南局面。1939年冬，万春圃领导的农民抗日自卫团，在一一五师支持下，伏击消灭了鲁南土匪王学礼，讨伐费县杀害抗日人民的罪犯、费县县长李长胜。随着斗争形势越来越好，在罗荣桓建议下，以农民抗日自卫团为基础，于1940年春建立了边联支队，万春圃任支队长。
1943年，万春圃领导的支队与苏鲁支队合并，编为鲁南军区五团，他被任命为鲁南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2月万春圃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罗荣桓评价说：“一个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人，坚持站到了革命人民的这一边，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新中国建立后，万春圃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