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作者 | 温江涛
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能产生这样的人物的时代里。人类文明之光，不论是理论之美，还是诗词歌舞，最终还是需要打动人类的心灵。
没有帽子的戏子
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当璀璨钻石、印象派大师作品不断刷新成交记录的同时，古籍善本和名人信札一直是个“小众”品类。在中国收藏市场中，碑帖的收藏被公认为是一个门槛极高的类别；扩展到全球市场，顶尖的书籍手稿也是顶级藏家的小圈层“独乐”所在。
2020年10月14日，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以840万美元（加佣金997万美元）在纽约佳士得卖出。此次拍卖被称为The Exceptional Sale，原定2020年春季推出，因为疫情推迟到了10月。除了这部莎士比亚著作外，还有紫檀龙椅、大师雕塑等拍品，品类不可谓不杂。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于1623年出版（莎翁去世后的第七年出版），书籍全名《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共收录36部剧目，基本涵盖了今天我们已知的莎翁戏剧，其中一半剧目包括《麦克白》等名作在莎翁生前从未出版。
该书出版时共刊印约700本，400年后的今天仅有200多部幸存，其中还包括多部混杂重新集合而成的版本。在这200多部中，只有5部在私人手中，而此次拍卖的就是这5部之一，由位于奥克兰的Mills College 出售。这是该学院为缓解财政困难而提出的MillsNext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还包括同时出售莫扎特的手写乐谱等珍贵文稿。此部莎翁的第一对开本是1977年由Mills College的前教授Elias James赠送给学校。此次拍卖的价格，远远超出该书在2001年创造的610万美元成交记录（另外两次市场成交价格分别为：2006年510万美元，2016年275万美元）。
2020年莎翁第一对开本预告短片由纽约佳士得拍摄
莎翁的身世一直是个“谜”：很多人认为他是个教育背景“不名”的“戏子”， 有一种观点认为莎翁并非这些作品的真正作者，甚至其名字的拼写方法都有不同的版本。第一对开本出版时，也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所以时至今日，现存本大部分在美国，而不是莎翁故国。随着莎翁作品影响力的慢慢释放，在随后的大约60年间，第二、第三、第四对开本相继问世。1632年出版的第二对开本修正了第一对开本1700多处文字，后者的语言极大地“现代”化。由于第一对开本的出版者已经相继过世，第二对开本的出版人由五位拥有莎翁著作版权的人士联合担任。在每本书的版权页，都写明printed by Thomas Cotes for某位出版人。出版收入也由几位出版人分享。其中，John Smethwick由于只有四部作品的版权而仅得到了较少分成。而这四部作品中包括《哈姆雷特》，《罗米欧与茱丽叶》和《驯悍记》。
可见即使在17世纪的英国，学界的众多痼疾就早已存在。近年来，美国胡佛研究所保守派学者Victor Hanson不断对Stanford（以及其他美国东西两岸名校）那些住在豪宅大院内，把酒言说东京、上海种种佳肴时对距离自己不到200英里的Fresno的农民生活状况却不屑一顾的教授们提出抨击。这些Hanson口中名字后面缀着“字母”（Ph.D., M.D., ……）的温室花朵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从不愿意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买单，却对小圈子的出身和资质格外关注。Netflix新近爆款影片“Don’t Look Up”中一众官僚危机临头，却关注质疑发出警告的天文学家“仅仅”任教密西根州立大学，而需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确认的荒唐，也算是对Hanson的一点应和。反观国内高校，虽然三令五申破除“五唯”，但是，用论文、项目、帽子等来指导科研和教学资源分配（如研究生招生）的做法仍然是主流。
书桌安放处
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
Larry Summers在2000年离任美国财政部长后，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并在哈佛引起了众多争议。Summers上任后，用行动和言论挑战那些惯行百年的，很多被认为“无可置疑”的大学运营传统和思维。他曾在和大提琴家马友友的对话中向马友友提问：为什么哈佛需要花巨资去购买作曲家的原稿，而不是收藏复制品就够了？
事实上，世界知名大学基本都拥有世界知名的图书馆，并以丰富馆藏为傲。上世纪60年代，Franklin Murphy执掌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时，UCLA还只是加大第一校址Berkeley的一个位于加州南方的被称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outhern Branch小弟弟。Murphy设计了UCLA的标志，“逼迫”学校电话接线生必须使用UCLA的名称，同时大力加强图书馆建设。UCLA图书馆的扩建以及同时期第一个体育黄金时代相伴而起的UCLA Identity，共同为这所学校的成名提供了历史的标注。UCLA也是美国高校唯一的一个十一次获得全美大学生男篮冠军，和第一个获得100个全美大学生团体冠军的高校。而笔者所在的清华大学，在1913年周诒春任校长开始，逐渐摆脱留美预备学校身份，在建立独立大学的过程中，于1916年至1920年修建的四大建筑包括了涵盖“六艺”的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先生虽有“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之论，却不惜工本订阅欧美最新学术刊物，引进仪器设备，丰富体育、文化设施，即使在国难之时，华北之大，容不下的是平静书桌这样的求学环境，而不是平静的大师。
事实上，书籍作为人类进步的阶梯，它所承载的远不是那些可以数字化的内容，书籍本身就是一个无法消弭的象征。
梅贻琦校长和友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前
美轮美奂的The Birds of America 《美洲鸟类》
世界上拍出最高价格的书籍，有些是以内容或者印刷精美而闻名。比如John James Aububon的The Birds of America篇幅巨大，插图惟妙惟肖，2013年拍出1150万美元。在书籍拍卖市场中，多部The Birds of America曾长期占领最高交易额排行中的前几名，可见藏家对其喜爱。而这些价格最高的书籍中，少见因为使用珍贵材质和装饰而得到追捧的品类。大部分珍贵书籍是以其历史价值和内容传世的。
在诸多珍贵善本中，最著名、最珍贵的包括古腾堡圣经。作为西方印刷术最早、最著名的作品，古腾堡圣经仅传世约40多部，其珍贵程度堪比汝窑。在印刷中，古腾堡和他的艺人们让买家选择每一部的装帧。而买家根据其品味和预算，设计其中的花体字和装饰画。学者一般认为古腾堡印制了180部圣经，其中30部采用更加昂贵的羊皮纸。在印制过程中，古腾堡为了节约纸张改进了他的印刷工艺，从一开始的每页40行到后面印制的每页42行，古腾堡通过缩小行距在每页容纳了更多的内容。现存的不到50部古腾堡圣经中，美国大约有12部，古腾堡的祖国德国有11部，其余基本散落在欧洲国家，其中只有半数是完整的。
最初的活字印刷由于需要刻制大量的字母，而每一个字母都有微小的差别，造成最终的书籍印刷效果丑陋，而刻制印刷一部书需要的成千上万个字模耗时耗力，字模磨损迅速，从效率和美观上考量，都不如手抄书体的经济实惠。古腾堡在使用活字印刷的过程中改进了字模的制作方法，从逐一刻制到模版大量铸造统一式样的字母。为了保证印刷中字体的排列等问题，他设计了模仿书法效果的字体，从实际应用出发不断改良印刷工艺。在初步尝试印刷简单的文本之后，他野心勃勃地开始了印刷圣经的工作，用270种包括标点，大小写等组合在内的字模，印刷1000多页的圣经。在这个工作中，印刷术和印刷工艺得到了不断的改进，而我们看到的成果，就是一本本排版优美，印刷清晰的大开本的圣经。
亨廷顿图书馆所藏古腾堡圣经
在美国的洛杉矶亨廷顿花园的图书馆内，人们可以近距离观看现存于世的12部羊皮纸古腾堡圣经之一。更为难得的是，亨廷顿图书馆的古腾堡圣经包括上下两部，而现存的大部分古腾堡圣经已经只有其中一部分。完整的古腾堡圣经最后一次出现在拍卖场已经是近半个世纪前的1978年。笔者曾在此书前消磨了无数时光，只有亲眼所见，才能了解Reed College的书法课为何熏陶了Steve Jobs。
在大洛杉矶地区，曾经还有过一部古腾堡圣经。它的主人也是唯一一部拥有过古腾堡圣经的女性Estelle Betzold Doheny，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士。她去世后把该圣经捐赠给了St. John’s Seminary，由于其遗嘱中的疏漏，该书于1987年10月在佳士得以540万美元被日本买家购得，称为当时世界上最贵的图书，该书目前藏于日本庆应大学。
活字印刷源自中国发明，远渡后在欧洲传播、演进，最终成为现代印刷工业，这一过程所提示的问题不亚于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映照当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历史中的问题，也许至今仍是困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牵绊”，正如在众多的科研项目评审、论文评审，基金评审中，还充斥着“某某只是一个工程问题”的“负面”评价。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缺乏核心技术是因为强调研究必须有用，而没有“存粹”的科学追求。这种说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却也助长了简单问题复杂化，复杂问题神秘化的陋习。众多的产业公司纷纷设立以大学教授领衔的研究机构，效果往往不能达到预期。其实纯粹的研究更应该是动机的纯粹，是为解决问题，还是发表后的名利和权势，而不在于答案是否“有用”。
牛顿的椅子
我们不妨再最后“絮叨”一下另外一部著名的历史名著——牛顿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这部书被广泛认为是人类科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图书之一，第一版于1687年以拉丁文出版。其后牛顿又在其生前修改补充完成了两版，分别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和雍正四年（1726年）出版。雍正四年版本还特意出版了供牛顿赠送友人的Delux版本，据估计一共只印刷了50本。在这个牛顿生前修订出版的最后一个版本的序言里，牛顿提到了哈雷彗星，以及其对头莱布尼茨的名字。这个版本的其中一本于2020年在佳士得拍卖，最为珍贵的1687年版近年最后一次出现在拍卖市场是2016年12月, 由佳士得拍出370万美元高价。
已故斯坦福教授张首晟曾撰文回忆某年圣诞节收到朋友赠送的第一版牛顿的《原理》英文版时的激动心情。展卷而读，面对心中的英雄，也许张教授可以很好地回答Larry Summers 校长对马友友的提问。同拉丁文第一版相比，英文版第一版的价格通常在数万英镑，相对“亲民”很多。凑巧的是，一本刚刚在英国乡间发现的牛顿《原理》英文版也在2020年10月由英国小拍卖行以2.4万英镑卖出，买家也算是在疫情期间“捡漏”吧。
牛顿成名很早，26岁即接替其老师成为剑桥Lucasian教授，29岁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是西方世界中“不拘一格”选人才坐上“椅子”的典型代表。牛顿对科学的追求和对神秘的追求是贯穿他生平的一条主线。众多学者认为他对炼金术（或称那时代的化学）的探索是他可以相信引力可以在“虚无”中即时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不论其研究目的如何，其代表作具有可验证、可证伪的特性，这与当下众多不可重复，不可验证的人工智能成果（已成为该领域学术会议的公害之一），和众多被数学“侵蚀”的物理学研究（Sabine Hossenfelder, “Lost in Math: How Beauty Leads Physics Astray”）,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其一系列为年轻人提供职业建议的报告中，图灵奖获得者David Patterson也开玩笑地指出了与“Scientific Method”独立的“Computer Science Method （One experiment, change everything）”.
牛顿去世大约300年之后，学界仍然面临学术评价的难题。虽然文无第一，但科学地评价学者和学术贡献，不但决定了坐在少数几把椅子上的人选，更极大影响了学术宽度、深度发展的水平，甚至助长跟风研究的风气。不论是目前的同行评价体系，还是SCI、H-index等各种指标，都无法避免发表语言、发表平台、人情世故等对评价的影响。由于中文在目前的全球发表体系中往往趋于语言劣势，引用或评价没有客观真实语义的分析，所以出现了很多学者真实学术水平与论文发表成果之间的错配，例如有些诺奖获得者的学术成果首发并不在顶级期刊范围之内等现象屡见不鲜，影响力和引用数据之间不能简单画上等号。同样的问题，不但在对科研成果和科研人员的评价中存在，在社会学研究、智库评价中也都广泛存在。把引用者的情感纳入评价体系，正是笔者目前致力研发的Phocus评价体系的初心和原则。
前面提到的莎翁的第二对开本，除了修正了第一对开本的英文，“掠夺”了《哈姆雷特》《罗米欧与茱丽叶》《驯悍记》的版权拥有者之外，还在书的前面匿名发表了英国文学的另一位巨人弥尔顿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诗歌，On Shakespeare。在诗中，弥尔顿写到，莎士比亚这样的巨人哪里需要石头堆砌成的墓碑？在千秋万世，所有那些被他打动感受到喜怒哀乐的人们的心里，才有他的纪念碑，才是配得上他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