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作者 | 溫江濤
我們幸運地生活在一個能産生這樣的人物的時代裡。人類文明之光，不論是理論之美，還是詩詞歌舞，最終還是需要打動人類的心靈。
沒有帽子的戲子
在國際拍賣市場上，當璀璨鑽石、印象派大師作品不斷重新整理成交記錄的同時，古籍善本和名人信劄一直是個“小衆”品類。在中國收藏市場中，碑帖的收藏被公認為是一個門檻極高的類别；擴充到全球市場，頂尖的書籍手稿也是頂級藏家的小圈層“獨樂”所在。
2020年10月14日，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First Folio）以840萬美元（加傭金997萬美元）在紐約佳士得賣出。此次拍賣被稱為The Exceptional Sale，原定2020年春季推出，因為疫情推遲到了10月。除了這部莎士比亞著作外，還有紫檀龍椅、大師雕塑等拍品，品類不可謂不雜。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于1623年出版（莎翁去世後的第七年出版），書籍全名《威廉•莎士比亞先生的喜劇曆史劇和悲劇》，共收錄36部劇目，基本涵蓋了今天我們已知的莎翁戲劇，其中一半劇目包括《麥克白》等名作在莎翁生前從未出版。
該書出版時共刊印約700本，400年後的今天僅有200多部幸存，其中還包括多部混雜重新集合而成的版本。在這200多部中，隻有5部在私人手中，而此次拍賣的就是這5部之一，由位于奧克蘭的Mills College 出售。這是該學院為緩解财政困難而提出的MillsNext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還包括同時出售莫紮特的手寫樂譜等珍貴文稿。此部莎翁的第一對開本是1977年由Mills College的前教授Elias James贈送給學校。此次拍賣的價格，遠遠超出該書在2001年創造的610萬美元成交記錄（另外兩次市場成交價格分别為：2006年510萬美元，2016年275萬美元）。
2020年莎翁第一對開本預告短片由紐約佳士得拍攝
莎翁的身世一直是個“謎”：很多人認為他是個教育背景“不名”的“戲子”， 有一種觀點認為莎翁并非這些作品的真正作者，甚至其名字的拼寫方法都有不同的版本。第一對開本出版時，也沒有得到太多的重視，是以時至今日，現存本大部分在美國，而不是莎翁故國。随着莎翁作品影響力的慢慢釋放，在随後的大約60年間，第二、第三、第四對開本相繼問世。1632年出版的第二對開本修正了第一對開本1700多處文字，後者的語言極大地“現代”化。由于第一對開本的出版者已經相繼過世，第二對開本的出版人由五位擁有莎翁著作版權的人士聯合擔任。在每本書的版權頁，都寫明printed by Thomas Cotes for某位出版人。出版收入也由幾位出版人分享。其中，John Smethwick由于隻有四部作品的版權而僅得到了較少分成。而這四部作品中包括《哈姆雷特》，《羅米歐與茱麗葉》和《馴悍記》。
可見即使在17世紀的英國，學界的衆多痼疾就早已存在。近年來，美國胡佛研究所保守派學者Victor Hanson不斷對Stanford（以及其他美國東西兩岸名校）那些住在豪宅大院内，把酒言說東京、上海種種佳肴時對距離自己不到200英裡的Fresno的農民生活狀況卻不屑一顧的教授們提出抨擊。這些Hanson口中名字後面綴着“字母”（Ph.D., M.D., ……）的溫室花朵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從不願意為他們的意識形态買單，卻對小圈子的出身和資質格外關注。Netflix新近爆款影片“Don’t Look Up”中一衆官僚危機臨頭，卻關注質疑發出警告的天文學家“僅僅”任教密西根州立大學，而需要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确認的荒唐，也算是對Hanson的一點應和。反觀國内高校，雖然三令五申破除“五唯”，但是，用論文、項目、帽子等來指導科研和教學資源配置設定（如研究所學生招生）的做法仍然是主流。
書桌安放處
清華大學圖書館老館
Larry Summers在2000年離任美國财政部長後，曾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并在哈佛引起了衆多争議。Summers上任後，用行動和言論挑戰那些慣行百年的，很多被認為“無可置疑”的大學營運傳統和思維。他曾在和大提琴家馬友友的對話中向馬友友提問：為什麼哈佛需要花巨資去購買作曲家的原稿，而不是收藏複制品就夠了？
事實上，世界知名大學基本都擁有世界知名的圖書館，并以豐富館藏為傲。上世紀60年代，Franklin Murphy執掌洛杉矶加州大學（UCLA）時，UCLA還隻是加大第一校址Berkeley的一個位于加州南方的被稱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outhern Branch小弟弟。Murphy設計了UCLA的标志，“逼迫”學校電話接線生必須使用UCLA的名稱，同時大力加強圖書館建設。UCLA圖書館的擴建以及同時期第一個體育黃金時代相伴而起的UCLA Identity，共同為這所學校的成名提供了曆史的标注。UCLA也是美國高校唯一的一個十一次獲得全美大學生男籃冠軍，和第一個獲得100個全美大學生團體冠軍的高校。而筆者所在的清華大學，在1913年周诒春任校長開始，逐漸擺脫留美預備學校身份，在建立獨立大學的過程中，于1916年至1920年修建的四大建築包括了涵蓋“六藝”的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和大禮堂。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梅贻琦先生雖有“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之論，卻不惜工本訂閱歐美最新學術刊物，引進儀器裝置，豐富體育、文化設施，即使在國難之時，華北之大，容不下的是平靜書桌這樣的求學環境，而不是平靜的大師。
事實上，書籍作為人類進步的階梯，它所承載的遠不是那些可以數字化的内容，書籍本身就是一個無法消弭的象征。
梅贻琦校長和友人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前
美輪美奂的The Birds of America 《美洲鳥類》
世界上拍出最高價格的書籍，有些是以内容或者印刷精美而聞名。比如John James Aububon的The Birds of America篇幅巨大，插圖惟妙惟肖，2013年拍出1150萬美元。在書籍拍賣市場中，多部The Birds of America曾長期占領最高交易額排行中的前幾名，可見藏家對其喜愛。而這些價格最高的書籍中，少見因為使用珍貴材質和裝飾而得到追捧的品類。大部分珍貴書籍是以其曆史價值和内容傳世的。
在諸多珍貴善本中，最著名、最珍貴的包括古騰堡聖經。作為西方印刷術最早、最著名的作品，古騰堡聖經僅傳世約40多部，其珍貴程度堪比汝窯。在印刷中，古騰堡和他的藝人們讓買家選擇每一部的裝幀。而買家根據其品味和預算，設計其中的花體字和裝飾畫。學者一般認為古騰堡印制了180部聖經，其中30部采用更加昂貴的羊皮紙。在印制過程中，古騰堡為了節約紙張改進了他的印刷工藝，從一開始的每頁40行到後面印制的每頁42行，古騰堡通過縮小行距在每頁容納了更多的内容。現存的不到50部古騰堡聖經中，美國大約有12部，古騰堡的祖國德國有11部，其餘基本散落在歐洲國家，其中隻有半數是完整的。
最初的活字印刷由于需要刻制大量的字母，而每一個字母都有微小的差别，造成最終的書籍印刷效果醜陋，而刻制印刷一部書需要的成千上萬個字模耗時耗力，字模磨損迅速，從效率和美觀上考量，都不如手抄書體的經濟實惠。古騰堡在使用活字印刷的過程中改進了字模的制作方法，從逐一刻制到模版大量鑄造統一式樣的字母。為了保證印刷中字型的排列等問題，他設計了模仿書法效果的字型，從實際應用出發不斷改良印刷工藝。在初步嘗試印刷簡單的文本之後，他野心勃勃地開始了印刷聖經的工作，用270種包括标點，大小寫等組合在内的字模，印刷1000多頁的聖經。在這個工作中，印刷術和印刷工藝得到了不斷的改進，而我們看到的成果，就是一本本排版優美，印刷清晰的大開本的聖經。
亨廷頓圖書館所藏古騰堡聖經
在美國的洛杉矶亨廷頓花園的圖書館内，人們可以近距離觀看現存于世的12部羊皮紙古騰堡聖經之一。更為難得的是，亨廷頓圖書館的古騰堡聖經包括上下兩部，而現存的大部分古騰堡聖經已經隻有其中一部分。完整的古騰堡聖經最後一次出現在拍賣場已經是近半個世紀前的1978年。筆者曾在此書前消磨了無數時光，隻有親眼所見，才能了解Reed College的書法課為何熏陶了Steve Jobs。
在大洛杉矶地區，曾經還有過一部古騰堡聖經。它的主人也是唯一一部擁有過古騰堡聖經的女性Estelle Betzold Doheny，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女士。她去世後把該聖經捐贈給了St. John’s Seminary，由于其遺囑中的疏漏，該書于1987年10月在佳士得以540萬美元被日本買家購得，稱為當時世界上最貴的圖書，該書目前藏于日本慶應大學。
活字印刷源自中國發明，遠渡後在歐洲傳播、演進，最終成為現代印刷工業，這一過程所提示的問題不亞于著名的“李約瑟之問”，映照當下，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曆史中的問題，也許至今仍是困擾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牽絆”，正如在衆多的科研項目評審、論文評審，基金評審中，還充斥着“某某隻是一個工程問題”的“負面”評價。
也有很多學者認為，中國之是以缺乏核心技術是因為強調研究必須有用，而沒有“存粹”的科學追求。這種說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卻也助長了簡單問題複雜化，複雜問題神秘化的陋習。衆多的産業公司紛紛設立以大學教授領銜的研究機構，效果往往不能達到預期。其實純粹的研究更應該是動機的純粹，是為解決問題，還是發表後的名利和權勢，而不在于答案是否“有用”。
牛頓的椅子
我們不妨再最後“絮叨”一下另外一部著名的曆史名著——牛頓的《自然科學的哲學原理》。這部書被廣泛認為是人類科學曆史上最重要的圖書之一，第一版于1687年以拉丁文出版。其後牛頓又在其生前修改補充完成了兩版，分别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和雍正四年（1726年）出版。雍正四年版本還特意出版了供牛頓贈送友人的Delux版本，據估計一共隻印刷了50本。在這個牛頓生前修訂出版的最後一個版本的序言裡，牛頓提到了哈雷彗星，以及其對頭萊布尼茨的名字。這個版本的其中一本于2020年在佳士得拍賣，最為珍貴的1687年版近年最後一次出現在拍賣市場是2016年12月, 由佳士得拍出370萬美元高價。
已故斯坦福教授張首晟曾撰文回憶某年聖誕節收到朋友贈送的第一版牛頓的《原理》英文版時的激動心情。展卷而讀，面對心中的英雄，也許張教授可以很好地回答Larry Summers 校長對馬友友的提問。同拉丁文第一版相比，英文版第一版的價格通常在數萬英鎊，相對“親民”很多。湊巧的是，一本剛剛在英國鄉間發現的牛頓《原理》英文版也在2020年10月由英國小拍賣行以2.4萬英鎊賣出，買家也算是在疫情期間“撿漏”吧。
牛頓成名很早，26歲即接替其老師成為劍橋Lucasian教授，29歲當選皇家科學院院士，是西方世界中“不拘一格”選人才坐上“椅子”的典型代表。牛頓對科學的追求和對神秘的追求是貫穿他生平的一條主線。衆多學者認為他對煉金術（或稱那時代的化學）的探索是他可以相信引力可以在“虛無”中即時傳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不論其研究目的如何，其代表作具有可驗證、可證僞的特性，這與當下衆多不可重複，不可驗證的人工智能成果（已成為該領域學術會議的公害之一），和衆多被數學“侵蝕”的實體學研究（Sabine Hossenfelder, “Lost in Math: How Beauty Leads Physics Astray”）,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其一系列為年輕人提供職業建議的報告中，圖靈獎獲得者David Patterson也開玩笑地指出了與“Scientific Method”獨立的“Computer Science Method （One experiment, change everything）”.
牛頓去世大約300年之後，學界仍然面臨學術評價的難題。雖然文無第一，但科學地評價學者和學術貢獻，不但決定了坐在少數幾把椅子上的人選，更極大影響了學術寬度、深度發展的水準，甚至助長跟風研究的風氣。不論是目前的同行評價體系，還是SCI、H-index等各種名額，都無法避免發表語言、發表平台、人情世故等對評價的影響。由于中文在目前的全球發表體系中往往趨于語言劣勢，引用或評價沒有客觀真實語義的分析，是以出現了很多學者真實學術水準與論文發表成果之間的錯配，例如有些諾獎獲得者的學術成果首發并不在頂級期刊範圍之内等現象屢見不鮮，影響力和引用資料之間不能簡單畫上等号。同樣的問題，不但在對科研成果和科研人員的評價中存在，在社會學研究、智庫評價中也都廣泛存在。把引用者的情感納入評價體系，正是筆者目前緻力研發的Phocus評價體系的初心和原則。
前面提到的莎翁的第二對開本，除了修正了第一對開本的英文，“掠奪”了《哈姆雷特》《羅米歐與茱麗葉》《馴悍記》的版權擁有者之外，還在書的前面匿名發表了英國文學的另一位巨人彌爾頓的第一部公開發表的詩歌，On Shakespeare。在詩中，彌爾頓寫到，莎士比亞這樣的巨人哪裡需要石頭堆砌成的墓碑？在千秋萬世，所有那些被他打動感受到喜怒哀樂的人們的心裡，才有他的紀念碑，才是配得上他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