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满楼
明清时期，科场的严肃、严密、严谨程度堪称世所罕见，对于舞弊的惩罚也极其严厉。
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中，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柏葰即因涉案而被斩立决，这也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杀的一品大员。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丁忧在籍的周福清（也就是鲁迅爷爷）派仆人陶阿顺给浙江乡试正考官、同年殷如璋送信请托，结果当场被扣。
案发后，周福清逃到上海避匿，陶阿顺则被苏州府看押。八月初六，陶阿顺及信函等被一同解送到涉案人所在地浙江。
因为即将举行乡试，浙江巡抚崧骏立即将周福清之子周用吉和涉案考生马家坛革去功名，并通令绍兴府会稽县迅速查拿周福清。
八月二十二日，崧骏向清廷上报此案，其中称：
浙江主考于七月二十七日路过苏州，周福清遣人呈递请托信函，现查明信中有纸两张：
一书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
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等字样。
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等。
按崧骏的意见，马家坛及周用吉两人已查明并已处理，至于顾、陈、孙、章四人有姓无名，因为周福清没有到案，“殊难悬断”。
奏折上去后，光绪皇帝立即颁下严旨：
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
如此一来，周福清犯下的这个案子便成为皇帝钦点的重案、要案，“苏浙地方遍处播说，守正之士咸怀愤叹”。
这时，周福清的长子周伯宜（考名周用吉，即鲁迅的父亲）仍旧被扣，自知难以脱逃的周福清只得自行前往会稽县衙投案自首，并立即被押往省城杭州受审。
审讯中，周福清对行贿过程供认不讳，而其作案动机供述如下：
（周福清）探闻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式，……据讯认前情不讳，诘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从供词上来看，除周伯宜（即周用吉）及官卷马姓考生（即马家坛）已经暴露、逃无可逃外，周福清有意撇清顾、陈、孙、章四家的干系而将整件事揽在了自己一个人身上。
不得不说，这种做法还是非常聪明的。
毕竟，周福清是进士出身，只要他一口咬定“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并将责任全部扛上，浙江方面也不太可能对他怎么样（用刑）。否则的话，破家的恐怕就不仅仅是周家了。
据台湾史家高阳分析，周福清是在做“为人经手贿通关节”的生意，这笔生意是五户人家各出两千银子，而周福清顺便将儿子夹带在内，捡个便宜。
然而，在未与主考官有过任何接触（默契）的情况下，周福清就贸贸然地提前暗订关节并将“宸忠茂育”四字形诸纸上，如此露骨地留下铁一般的书面证据未免太过匪夷所思。
就这点而言，当年两江总督沈葆桢以“办事颟顸”的评语将周福清革职，看来大体不差。由此也可知，周福清虽然学问尚可，但办起事来真的十分潦草马虎，能力非常一般。
试想，清代乡试何其难考，录取率是何等之低！浙江乡试每次录取名额也不过百人上下，而每次参考者数千乃至过万，录取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由此激起的公愤先不必说，就是通关节的行情，也不至于如此之低。
据说，清末革命党健将、举人出身的胡汉民曾替人代考乡试，收取的费用是6千银元，这已经算是便宜的。而周福清以区区一万元就想买六个举人，岂不是天方夜谭！
值得注意的是，周福清给殷如璋送去的只是自写的“洋银一万元”字样的一纸“空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救了他自己的命。如果送的是可兑现的钱庄银票，那按《钦定科场条例》，周福清无论如何都将是人头不保了。
换言之，周福清当时只是期约贿赂，五家各出两千银元只是接头的费用，而这与其口供“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事后，崧骏将审理意见奏报朝廷，其中认为：
周福清暗通关节，按例应该处斩，但由于其作弊未遂，所谓万元赃款也只是口头支票，并且有投案自首情节，因而建议适当从轻处理；至于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已分别斥革，顾、陈、孙、章四姓应免查以省株累。
光绪皇帝接奏后批示：“刑部奏议”。年底，刑部拟出的判决是：“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通常来说，刑部拟罪一般略重，然后呈交皇帝由御笔改轻，以示“恩出自上”。但周福清这案子却有些出人意料，光绪皇帝非但没有减轻而是改为加重，其颁旨云：
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钦此！
某种意义上说，清廷对周福清一案的严厉处置，也折射出当时清廷纲纪尚在。在历经发捻回乱、英法之役等重创后，清廷还能维持五十年不倒，或许也是制度惯性使然吧。
节选自金满楼：《细读晚清七十年》，华文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