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体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年代（公元前722年-前481年）相当，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春秋时期。
平王东迁，王室衰微
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王室衰微的时期。周天子的威望在不断地下降，西周以来诸侯必须定期朝觐天子，缴纳贡赋的制度被破坏了，周天子反而对诸侯频频聘问。如在鲁隐公执政的11年间，周天子曾三次派人去鲁聘问鲁隐公，而鲁隐公一次也没有去洛邑朝见周天子。依周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而在春秋时期，各诸侯的正卿大都没有经过周天子的“受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成为了一句空话。
春秋形势图，周边部族环伺
相比于王室衰微，更为严峻的是周边部族的内侵。占有宗周地区的西戎继续威胁着东周；北方的狄部也时常进攻晋国，与齐、燕多次发生冲突，并曾败邢破卫；江汉流域的荆楚，也臣服了群舒、淮夷诸部，打败了北方的随国，直接威胁中原。至此，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严峻形势。
在如此严峻形势下，各诸侯国为抵御周边部族的内侵、稳定统治秩序，开始图谋称霸，企图用霸主来代替周天子，进而控制诸侯。大国争霸的时代开始了。
齐桓公首霸
首先称霸的是齐国，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诸方面进行了 全面的改革。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周天子也派人到会，赐胙于桓公。齐桓公的霸业到达了顶峰。然而，管仲死后，齐桓公开始任用易牙等奸臣，同时在立嫡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他死后诸公子为争君位而相互攻杀，一代霸主最后竟“身死不葬为天下笑”。
晋、楚争霸中原
紧接着便是晋、楚两国的争霸。晋文公即位后，励精图治大力发展经济，实行“明贤良”、“赏功劳”等用人措施，使得晋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公元前632年，晋楚之间爆发城濮之战。是战，晋文公把小心谨慎的军事行动与积极主动的外交攻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政治上的“退避三舍”，换取了军事上的“后发制人”，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最终顺利。城濮之战后，楚国新君楚庄王即位，在经过三年的准备后，平定了内乱，任用公孙敖等贤才，整顿统治秩序，积极兴修水利，发展水产。公元前597年，为与晋国争夺中原地区，晋楚之间又爆发了邲之战。是战，晋军将领意见不同、指挥不一，直至战争爆发还是举棋不定，楚军得以先发制人，晋军大败。
晋、楚两国为了争夺中原地区的霸权而连年征战，给中原地区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近百年的争霸战争也使得晋、楚两国有了精疲力竭之感。于是在两大霸国之间出现了两次弭兵运动。
弭兵运动
第一次弭兵运动
公元前580年，宋国执政华元奔走于晋、楚两国，力促两国合盟。次年，晋、楚两盟于宋西门之外，约定两国“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商定两国将共同征讨违命诸侯。
然而“西门之盟”不过是晋、楚两国局部利益一致的反映，而在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特别是郑国的问题上，双方仍然是互不相让。
公元前575年，晋、楚两国在会盟不过几年后于鄢陵再一次大战。是战，虽然是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双方打得并不是很认真，也没有很激烈，甚至有些彬彬有礼。这表明，晋、楚双方都要争夺霸权，但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双方并不想进行决战，弭兵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起了一些作用。
晋、楚鄢陵之战
第二次弭兵运动
鄢陵之战后，形势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晋国发生了一系列内乱，无暇顾及争霸战争；楚国背后也遭到新兴的吴国的连续进攻，无力北图中原。
因此，当宋左师向戌再一次提出举行弭兵盟会的时候，晋、楚两国均欣然接受了。公元前546年秋天，以晋、楚两国为首的14个诸侯国在宋都进行了弭兵大会。会上，尽管楚人暗中藏甲，抢先歃血，还是达成了“晋、楚之从，交相见也”的协议。
弭兵之会
晋、楚之从，交相见也”，意味着除了齐、秦两大国和邾、滕等属国外，原来晋、楚两国各自的属国，现在变成了晋、楚两国双方共同的属国。从此宋、郑等小国要执玉帛皮币，往来朝拜于晋、楚两国。晋、楚两国利用弭兵之会，牺牲了中小国家的利益，瓜分了霸权。
虽然如此，但弭兵运动仍不失为一次外交胜利的尝试，倘若没有弭兵运动，晋、楚两国继续连年征战于中原大地，那么中原各小国又该如何自处呢？中原地区广大人民的生活又该当如何呢？弭兵运动的举行，为中原地区赢得了比较安定的和平环境，此后40多年中，中原战争减少了，人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客观上为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争霸的局面也接近了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