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精通法律的辩护律师说，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对中国宣战。然而，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行动，杀害了数百万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如果这不是一场战争，我想问，什么是战争？"这是1946年5月14日中国检察官在东京审判法院对祕先生的开场白。
起诉书已宣读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 年 5 月 3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美国、中国、英国和苏联等 11 个国家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听证会，审判 28 名日本甲级战犯。这项为期924天的国际审判，被后代称为"东京审判"，有2000万字的笔录和1，446页的判决书，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提供了国际正义并维护了人的尊严。
当年，以赣毓检察官、梅瑜法官和首席顾问俞正轩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东京审判，排除一切困难，移交证据，最后将七名日本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其中，祕律师以中国检察官身份出席了所有听证会，共作了20份庭外宣誓。
今年是东京审判75周年，记者近日专访了浙江的儿子、上海交通大学东京试验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项龙湾。
说到父亲：
心中始终承载着"向国家汇报"的志向
南方日报：二战胜利后，协约国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它是如何形成的？
致龙湾：1945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魏道明致函该国，转达盟军总司令"要求各国推荐合适的人员供挑选"。因此，美国政府具体规定中国、英国和苏联各推动五人，澳大利亚（即加拿大）法国-荷兰（即新西兰）各三人"。当时，二战结束，各国处于浪费状态，人力紧张，最终决定派出一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组成法庭，尽快进行审判。我父亲和梅薇都有很强的民族研究基础，曾在美国著名的大学学习法律。他们熟悉普通法和易懂的英语交流，并被任命为代表中国的国际法庭的检察官和法官。
照片由中国检察官团队拍摄（摄影：高文斌）
南方日报：你父亲被任命为中国检察官后，在工作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项龙湾：我父亲于1946年2月7日来到东京。当他到达时，他发现由于缺乏起诉日本战犯的"弹药"，因为在日本入侵期间和之后匆忙的准备时间和故意销毁证据。因此，他一方面向国内部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发送了电话，提供相关信息，另一方面，他回国积极收集。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审判是按照普通法进行的。英美法律是两种制度，一种是检察官制度，一种是法官制度。检察官的作用是根据证据和证人起诉被告，被告及其辩护律师同样有权寻求书面和书面证据为自己辩护，法官是中立的，相当于法官，其作用是接受控方和辩方提供的证据，以及 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和判决。东京审判的第一阶段是起诉阶段，第二阶段是法官的量刑阶段。在起诉阶段，如果国家检察官没有充分记录战争罪，随后的量刑阶段可能导致轻判甚至无罪释放。因此，仅起诉阶段就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南方日报：你对父亲参与东京审判有什么视觉印象吗？
项龙湾：审判在东京举行时，我只有5岁，审判结束时我只有7岁。那时，我只知道父亲着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晚上上床睡觉时，父亲熬夜，用"雷明顿"机械式打字机打字。现在我知道，中国检察队人员配备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不得不将他收集的中文信息翻译成英文，并以书面形式打印出来，准备法庭发言，等等。
喆婷使用的打字机
南方日报：你觉得你父亲怎么样？
项龙湾：他们这一代人，包括我父亲梅伟先生、龚正宣先生等，都是在中国积累贫寒、仁慈的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低谷时期"的一代人。他们大多对个人的荣誉和屈辱非常轻描淡写，始终怀揣着"向国家汇报"的雄心壮志。无论是选择产业救赎、科学救赎，还是法律救赎、教育救国等，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希望拯救国家，拯救人民。
关于东京审判：
中国检察官团队贡献了七件事
南方日报：根据你的研究，你父亲率领的中国公诉团队对东京审判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对龙湾：我父亲曾经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说过："奉命来这里处理检察事务，事情不那么复杂，重做一些市民，不敢懈怠。"他们真的不敢懈怠，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我看来，中国检察官团队的主要贡献包括：自1928年"皇家古屯事件"以来日本战争罪行的介绍，被告名单的确定，起诉书的起草，邀请收集大量证据，提供大量物证，法庭辩论和反辩论， 以及及时传递信息和收集文件等七个方面。
例如，用于确定"日本战犯的罪行何时开始？"问题中，英美代表最初提出从1941年12月开始的"珍珠港事件"开始，因为"珍珠港"战后只延伸到亚太地区，美国和英国等国正式对日本宣战。不过，中方认为，1928年的"御古屯事件"应该算在内，因为"御古屯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是日本关东军一群年轻而坚强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策划实施的。此外，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人就在中国实施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暴行。如果这起罪行是自1941年以来犯下的，南京大屠杀难道不会被计算在内吗？中国检察官辩称，最终得到了盟国国际检察官办公室的同意。
例如，对于"谁应该被归类为战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两组战犯，共44人。在东京受审的28名被告中，有15名（53.6%）是由中国直接提名的。正如在"起草起诉书"的背景下，我父亲回忆说："起诉书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列出了55项罪名，其中44项与侵略中国有关。为了提出和证明这些罪行，父亲和其他人煞费苦心地寻找了大量的人身证据。
东翼英机现场审判，以喆琦（左2）和戚正琦（右1）在公诉方包厢
南方日报：您如何评价东京审判的重要性？
对龙湾：这里我借用我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胜利的中国;
此外，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专家们认识到，东京和纽伦堡审判开创的三项原则已成为现代国际刑法的渊源。第1条，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必须依法惩处;
南方日报记者：日本一些右翼人士质疑东京审判是否是"胜诉"。你觉得怎么样？
对龙湾：东京和纽伦堡审判代表着"义人的胜利"。我们看看东京审判的记录，无论是检察官、法官，甚至是盟国为日本战犯安排的辩护律师，他们都有一个非常严谨和表达良好的机会。例如，梅伟先生作为中国人，憎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作为法官，他必须保持严格中立。因此，虽然他也感到痛苦、矛盾，但始终坚持职业道德。此外，你还会看到检察官很少使用事实和证据进行情绪化的批评。这些都使东京审判的判决更有说服力，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1946年与他和他的三个孩子合影
谈论未来：
子孙后代决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南方日报：你是数学系的教授，为什么要深入挖掘这段历史？
项龙湾：我和父亲都是49岁，关于东京的审判，他这辈子很少跟我说，我是父亲去世后，母亲读回忆录才知道一点。后来，有很多国内外媒体采访我，我感觉对父亲的经历越来越了解，但也发现国内对东京审判的研究远远不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和挖掘这段历史。2006年退休后，我开始自费去国内外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大量资料。
2010年3月，我根据收集到的信息编纂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到禾庭》一书。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在这本书出版后，我已经完成了任务。首先，我不专门研究历史，我觉得不可能再深造，其次，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巧合的是，该书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高度认可，并指示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东京试验研究。2011年，在东京试验65周年之际，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东京试验研究中心。近10年来，我国对东京试验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寻找与龙婉和他的妻子姜宇在美国东京审判有关的历史资料
南方日报：近年来，日本国内有许多右翼分子试图否认或美化侵略历史，一些日本政客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你怎么看？
项龙湾：日本的宣传非常有力。靖国神社有一个"旅游大厅"，相当于一个战争纪念馆，展示和宣传日本自明治天皇以来的军事"功绩"，歪曲历史非常严重。通过大量的图片、物品、文字、纪录片等，侵略日本的罪行被黑白逆转，甚至一击一打。没有提到为期两年半的东京审判。"旅游馆"里有很多日本学生来参观，虽然没有讲解员，但这些精心设计安排的陈展，悄悄地把人"洗脑"了。
这反过来又教会了我，作为胜利者，我们应该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让更多的人以多种方式了解它。必须说有充分根据，说了些什么，尤其不能有"硬伤"的内容，不能像"愤怒的绿"那样快就得到口碑。在过去的10年里，我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论文集》的英文和全译本的编辑工作，写了三本关于东京审判的书，并与我的年轻同事一起，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东京审判"的通识教育课程，希望更多的人， 尤其是年轻人，会意识到这段难忘的历史。
南方日报：你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信息？
对龙湾：不要忘记未来，未来的老师。我想借用梅薇曾经在日记中写的一句话："我无意成为复仇者，但如果我们忘记了历史，就会导致更大的灾难。"2016年，曾亲自参加过东京审判的高文斌先生呼吁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我与梅玉法官及其继任者一起发起了审判。设立纪念碑不是煽动对日本人的仇恨，而是希望教育后代，包括日本人民，认识到真理，牢记历史的教训，而不是重蹈历史的覆辙。
记者：雷磊
实习生：张为民
本文由龙婉提供
作者：雷磊
国防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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