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末，贺龙和萧克等人带领红二、六军团准备从贵州返回湘西，以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老蒋得知这个消息后，一面命令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领黔军尾追，同时命令四川军阀刘湘带领川军堵截。当时红二和红六两个兵团加起来总兵力仅有8000多人，还不及川军一个精锐师的兵力多。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贺龙和萧克等人商议后决定留下一支部队迷惑敌人，主力则改道东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那么该留下哪支部队承担殿后的重任呢？最终红二和红六两个军团抽出了800多人，组建了黔东独立师，任命王光泽为师长，18岁的段苏权为政委。段苏权是湖南茶陵人，14岁参加革命，先是在地方上工作，担任过茶陵县委书记。1932年，16岁的段苏权带领一部分少先队员加入了红军队伍，出任湘赣苏区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段苏权跟随部队参加了多次反围剿作战，累积战功升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干练、果敢的段苏权给萧克和任弼时等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才把这次殿后的任务交给了他来完成。段苏权的手中只有800来人，靠死打硬拼肯定是无法完成掩护红二和红六两个军团突围的重任。那么该怎么办呢？
段苏权和师长王光泽商量后，决定把黔东独立师伪装成主力，并且和红二、六军团反向而行。为了迷惑敌人，段苏权命令部队打出了许多旗帜，上面写的都是红二和红六军团主力部队的番号。同时还故意拉长行军队列，并在沿途不断宣传，说自己就是红二、六军团的主力。这样一来，敌人果然上了当，纷纷掉头来追赶独立师，红二和红军军团乘机跳出了包围圈。
敌人发现中计后，恼羞成怒，对独立师发起了凶狠的围攻。段苏权和王光泽指挥部队和敌人展开了浴血搏杀，激战中，段苏权的右脚踝中弹，战士们背着他突围。由于敌人紧追不舍，部队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为了不影响部队转移，段苏权主动要求留下来就地养伤。王光泽虽然不忍心把政委留下来，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后他派了两名战士把段苏权抬到了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交给了一个贫苦厚道的穷裁缝李木富。
由于反动民团活动猖獗，当时收留红军伤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李木富见段苏权年纪轻轻却伤得这么重，心中很是不忍，就冒着危险把他留下了下来。李木富没敢把段苏权藏在家里，而是在山中找了一个小山洞，和妻子杨桂花抱来一大捆稻草铺在地下当褥子，把受伤的段苏权放在了上面，然后给他盖上一床旧棉被，夫妻二人抹着泪回去了。
之后李木富夫妇每天都来给段苏权送一点红薯稀饭和草药。半个月之后，李木富自己家里也快揭不开锅了了，段苏权知道自己必须离开了。李木富的邻居苏仕华是一位木匠，他对段苏权的处境十分同情，就给他做了一副拐杖。就这样，段苏权拄着拐杖一路乞讨往老家赶。1935年7月17日，段苏权来到了攸县皇图岭车站，此时他已经乞讨了大半年，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不堪。
此时一个叫刘维初的茶陵老乡帮了段苏权的大忙，他在车站开了一家小豆腐店，这天段苏权前来乞讨，刘维初听出了他的茶陵乡音，就给了段苏权一点吃的。然后问他为何落到这步田地，段苏权也没有隐瞒，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刘维初听后对段苏权十分敬佩，就把他留了下来，给他理了发，还买了一身新衣裳，并请来医生给治脚伤。
在刘维初家中住了一个多月，段苏权的伤基本养好了，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父亲借了十几个大洋，风尘仆仆来到了刘维初家中，对他千恩万谢，然后把儿子领回了家中。回到老家的段苏权心系部队，多方打听红军的消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段苏权从报纸上得知红军主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即辞别父母，坐火车来到了太原。
在太原，段苏权见到了老上级任弼时。任弼时惊讶地说：“我们都以为你已经牺牲了，追悼会都为你开过了，没想到你还活着！好，大难不死，必有
后福！”从任弼时的口中，段苏权才得知当年自己留下养伤后不久，黔东独立师就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全军覆没了，他为此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段苏权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5年，他作为准兵团级被授予少将军衔。
当时，57名准兵团级干部当中，只有段苏权、解方和袁也烈三个人是少将，其余53个人都是中将，还有一个准兵团级的贺炳炎则是上将。以此来看，段苏权的军衔明显授低了，这或许是受了他当年因为脚伤离队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担任过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对于当年的几个救命恩人，段苏权一直没有忘记。
1950年，时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段苏权，派人专程来到茶陵看望刘维初，还把他的儿子接到沈阳，送入大连工程学院学习，将其培养成了一名工程师。对于李木富老人，段苏权则是多次寄钱寄物。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一次就给李木富老人寄了10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这些钱都是段苏权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可见他是一个多么重情义的人。1993年，段苏权将军病逝，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