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书院在元代以前是民间办学为主，基本属于私学性质。入元以后，书院由学在民间全面转向学在官府。在元代，书院的院长“山长”是由政府委派的，是学官。儒学、书院的教师都称为学官。既然是“学官”，则“官必有禄，养廉也。……内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史胥吏，莫不有禄。”这一段文字引自《元史·食货志·俸秩》。那么，学在官府之后的元代，元代包括书院山长在内的地方学官，俸禄有多少呢？
元代各级学官的俸禄，由于行政层级的不同而不同，是有级差的。元代学官也依照行政等第的差别而分别设置。
元朝的各级地方政府，由上至下的层级，依次是行省、路、散府、州、县。
元代的“行省”即中央机构中书省或尚书省的“行署”，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派出机构，以现代政区来分类，应该是一级政区。
由行省而下，则分为路、府、州、县四等。“一般是路领州、县（路的‘亲领县’），州领县；府或隶于路，或直隶于省，下领州、县，或只领县；州隶属于路、府，有些直隶于省，有些无属县。”（可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
州与县是地方上的基本行政单位。以人口多少为基本标准，州和县分为上、中、下三等。《元史·选举志·学校》说：“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即按照由高到低的行政级别设置五个层级的学官：路教授，散府上中州教授，学正、山长，教谕、学录，直学。路教授从八品，散府上中州教授正九品，学正、山长、学录、教谕等无品级。
元朝官员的俸禄，是在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开始，才逐渐确立起了正式的制度。到忽必烈至元十七年（1280），官员的俸禄制度基本制定完备。大约5年后，这个制度再次作了较大规模的修订。至于各级学官的俸禄的确立，则是又过了大约7年。《元史·食货志·俸秩》说：“二十九年，定各处儒学教授俸，与蒙古、医学同。”至元二十九年，即公元1292年。“与蒙古、医学同”，意思是儒学教授的俸禄和蒙古字学、医学的学官一样，皆由官库支付。
地方各处学官的俸禄，在这个至元二十九年确定的俸秩里，具体的数额是多少呢？
路府州县各行政层级里的学官的俸禄，数额不一。以教授为例，比如路教授每人每月的俸禄是12两银子；散府和上州的教授，每人每月的俸禄是11两银子；中州教授每人每月的俸禄是银子10两。这几者之间的月俸的级差大致是1两银子。
至元二十九年制定的各处教授的俸禄，是江南以外的地区的教授的，不包括“江淮等处”。因为在这之前，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中央政府已经对江淮等处的各级学官的俸禄，作出了规定：教授每月学粮5石，钞5两；学正每月粮3石，钞3两；学录每月粮2石，钞2两；教谕每月粮1石5斗，钞1两5钱。书院的院长“山长”和学正属同一品秩，俸禄也完全相同，即每月粮3石，钞3两。
那么，元朝学官的俸禄，实际的“币值”或“含金量”是多少呢？教育史学者徐梓先生曾以元代大德年间“红贴粮”作为一个参照系，对元朝学官俸禄的“购买力”做了一个基本估算。按照《元史·食货志四·赈恤》记载，元大德年间实行对两京地区贫民作社会救济的“红贴粮”制，以对两京贫民生计提供较好的保障，“令有司籍两京贫乏户口之数，置半印号簿文贴，各书其姓名口数，逐月对贴以给。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即成年人每月粮食三斗，小孩是成人的一半。按照元制，1石合2斛，1斛合 5斗，那么比照《元史》里记载的这个“红贴粮”制，上述学官的俸禄，养给全家应该是可以有余了。元大德四年（1300），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在给绍兴路的公文里就说“儒人始由教谕升为正、录、山长，自山长受除教授，俸给至厚，出身甚优……”所以徐梓先生的结论是，元代学官的俸禄是不低的，即以书院山长而言，在各级学官中收入位居中上，“在全社会，也可以称得上是中产阶级“了。当然，这也可能主要是指南方学官的收入，陈高华先生《元代的地方官学》一文里就说：南北学官待遇不等，北方学官的每月收入要比南方同行差得多。
然而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元代书院的办学或学术成就都要比前代差许多。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元代书院的办学或学术成就在中国的书院历史上都是乏善可陈。这是为什么呢？政府对书院的严管严控恐怕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在宋代，书院是讲学论道，切磋学术的学府。理学家朱熹的学术也没有被确定为官学正统。朱熹本人恐怕也不愿意被奉为至尊。他办白鹿洞书院，邀请和他见解不同的论辩对手陆九渊来讲学。朱熹和学生一起听陆九渊讲学，赞叹陆九渊讲的“发明敷畅”“恳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陆九渊也说自己在白鹿洞演讲时，“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晦翁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晦翁，即朱熹。而到元代，世祖忽必烈至元之后，政府开始严加控制书院，书院从办学审批到教学内容，都已完全受到了政府的掌控。朱熹之学被确定为官学正统，自由讨论学术也已不再可能。生物学家邹承鲁院士曾接受记者访谈，记者问邹院士，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师生，生活局促，教学和科研条件不足，为什么还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做出一流的成果？邹院士回答说：两个字：自由。教授山长等学官生活无虞，对于学术是一个必要的物质保障，但仅有这一条还是不够的。元代书院的历史，也可以提供一个例证。
元王朝通货膨胀严重，所以地方学官的俸禄数额也是前后有变化的。徐梓《元代书院研究》引用了成书于元朝中期的《至顺镇江志》里的一条资料：那时，学官的癝禄已经有了调整：教授每月俸钱25贯、禄米5石，学正每月俸钱15贯、禄米3石，学录和教谕每月俸钱10贯、禄米2石。淮海、濂溪和茅山三所书院的山长，每月俸钱15贯、禄米3石。
元代学官“俸给至厚”。那么，在元代，学官的名额有多少呢？蒙元史学者萧启庆依据至元二十一年（1284）《庙学典礼》规定的各级学官名额，再添上《元史·选举志》里的书院山长名额，对元朝的全国的地方学校及书院的学官名额数目做了一个估计：教授合计278人，学正合计484人，学录合计185人，山长合计407人，教谕合计1127人，直学合计2111人。以上全部加起来，总计4592人。而元王朝的人口数，据《元史·地理志》记载，以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统计为例，全国人口总数58834711人，即将近五千九百万人（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里的分析，实际人口数目远不止于此）。姑且据《元史》至元二十七年的人口计算，则学官名额在元王朝总人口中的比率不到万分之一，萧启庆教授说：“全国儒学教官名额不过四千六百人左右。”使用“不过”这两字，大概可以说明萧先生认为这个名额也是偏少的了。或者再更具体到书院山长的数额，则比率更低，不到元王朝总人口的十万分之一。这是不是也可以表示在元代，大概每平均十万人还轮不到建一所书院？
2021年11月20日初稿，2022年1月17日修改，杭州西溪寓所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笔下云烟：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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