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維強
書院在元代以前是民間辦學為主，基本屬于私學性質。入元以後，書院由學在民間全面轉向學在官府。在元代，書院的院長“山長”是由政府委派的，是學官。儒學、書院的教師都稱為學官。既然是“學官”，則“官必有祿，養廉也。……内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縣，微而府史胥吏，莫不有祿。”這一段文字引自《元史·食貨志·俸秩》。那麼，學在官府之後的元代，元代包括書院山長在内的地方學官，俸祿有多少呢？
元代各級學官的俸祿，由于行政層級的不同而不同，是有級差的。元代學官也依照行政等第的差别而分别設定。
元朝的各級地方政府，由上至下的層級，依次是行省、路、散府、州、縣。
元代的“行省”即中央機構中書省或尚書省的“行署”，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派出機構，以現代政區來分類，應該是一級政區。
由行省而下，則分為路、府、州、縣四等。“一般是路領州、縣（路的‘親領縣’），州領縣；府或隸于路，或直隸于省，下領州、縣，或隻領縣；州隸屬于路、府，有些直隸于省，有些無屬縣。”（可參見白壽彜總主編《中國通史》第八卷）。
州與縣是地方上的基本行政機關。以人口多少為基本标準，州和縣分為上、中、下三等。《元史·選舉志·學校》說：“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谕，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谕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即按照由高到低的行政級别設定五個層級的學官：路教授，散府上中州教授，學正、山長，教谕、學錄，直學。路教授從八品，散府上中州教授正九品，學正、山長、學錄、教谕等無品級。
元朝官員的俸祿，是在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1260）開始，才逐漸确立起了正式的制度。到忽必烈至元十七年（1280），官員的俸祿制度基本制定完備。大約5年後，這個制度再次作了較大規模的修訂。至于各級學官的俸祿的确立，則是又過了大約7年。《元史·食貨志·俸秩》說：“二十九年，定各處儒學教授俸，與蒙古、醫學同。”至元二十九年，即公元1292年。“與蒙古、醫學同”，意思是儒學教授的俸祿和蒙古字學、醫學的學官一樣，皆由官庫支付。
地方各處學官的俸祿，在這個至元二十九年确定的俸秩裡，具體的數額是多少呢？
路府州縣各行政層級裡的學官的俸祿，數額不一。以教授為例，比如路教授每人每月的俸祿是12兩銀子；散府和上州的教授，每人每月的俸祿是11兩銀子；中州教授每人每月的俸祿是銀子10兩。這幾者之間的月俸的級差大緻是1兩銀子。
至元二十九年制定的各處教授的俸祿，是江南以外的地區的教授的，不包括“江淮等處”。因為在這之前，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中央政府已經對江淮等處的各級學官的俸祿，作出了規定：教授每月學糧5石，鈔5兩；學正每月糧3石，鈔3兩；學錄每月糧2石，鈔2兩；教谕每月糧1石5鬥，鈔1兩5錢。書院的院長“山長”和學正屬同一品秩，俸祿也完全相同，即每月糧3石，鈔3兩。
那麼，元朝學官的俸祿，實際的“币值”或“含金量”是多少呢？教育史學者徐梓先生曾以元代大德年間“紅貼糧”作為一個參照系，對元朝學官俸祿的“購買力”做了一個基本估算。按照《元史·食貨志四·赈恤》記載，元大德年間實行對兩京地區貧民作社會救濟的“紅貼糧”制，以對兩京貧民生計提供較好的保障，“令有司籍兩京貧乏戶口之數，置半印号簿文貼，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貼以給。大口三鬥，小口半之。”即成年人每月糧食三鬥，小孩是成人的一半。按照元制，1石合2斛，1斛合 5鬥，那麼比照《元史》裡記載的這個“紅貼糧”制，上述學官的俸祿，養給全家應該是可以有餘了。元大德四年（1300），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在給紹興路的公文裡就說“儒人始由教谕升為正、錄、山長，自山長受除教授，俸給至厚，出身甚優……”是以徐梓先生的結論是，元代學官的俸祿是不低的，即以書院山長而言，在各級學官中收入位居中上，“在全社會，也可以稱得上是中産階級“了。當然，這也可能主要是指南方學官的收入，陳高華先生《元代的地方官學》一文裡就說：南北學官待遇不等，北方學官的每月收入要比南方同行差得多。
然而無論南方還是北方，元代書院的辦學或學術成就都要比前代差許多。無論南方還是北方，元代書院的辦學或學術成就在中國的書院曆史上都是乏善可陳。這是為什麼呢？政府對書院的嚴管嚴控恐怕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在宋代，書院是講學論道，切磋學術的學府。理學家朱熹的學術也沒有被确定為官學正統。朱熹本人恐怕也不願意被奉為至尊。他辦白鹿洞書院，邀請和他見解不同的論辯對手陸九淵來講學。朱熹和學生一起聽陸九淵講學，贊歎陸九淵講的“發明敷暢”“懇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學者隐微深痼之病”。陸九淵也說自己在白鹿洞演講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晦翁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晦翁，即朱熹。而到元代，世祖忽必烈至元之後，政府開始嚴加控制書院，書院從辦學審批到教學内容，都已完全受到了政府的掌控。朱熹之學被确定為官學正統，自由讨論學術也已不再可能。生物學家鄒承魯院士曾接受記者訪談，記者問鄒院士，抗日戰争時期，西南聯大師生，生活局促，教學和科研條件不足，為什麼還能培養出優秀的學生，做出一流的成果？鄒院士回答說：兩個字：自由。教授山長等學官生活無虞，對于學術是一個必要的物質保障，但僅有這一條還是不夠的。元代書院的曆史，也可以提供一個例證。
元王朝通貨膨脹嚴重，是以地方學官的俸祿數額也是前後有變化的。徐梓《元代書院研究》引用了成書于元朝中期的《至順鎮江志》裡的一條資料：那時，學官的癝祿已經有了調整：教授每月俸錢25貫、祿米5石，學正每月俸錢15貫、祿米3石，學錄和教谕每月俸錢10貫、祿米2石。淮海、濂溪和茅山三所書院的山長，每月俸錢15貫、祿米3石。
元代學官“俸給至厚”。那麼，在元代，學官的名額有多少呢？蒙元史學者蕭啟慶依據至元二十一年（1284）《廟學典禮》規定的各級學官名額，再添上《元史·選舉志》裡的書院山長名額，對元朝的全國的地方學校及書院的學官名額數目做了一個估計：教授合計278人，學正合計484人，學錄合計185人，山長合計407人，教谕合計1127人，直學合計2111人。以上全部加起來，總計4592人。而元王朝的人口數，據《元史·地理志》記載，以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統計為例，全國人口總數58834711人，即将近五千九百萬人（白壽彜總主編《中國通史》第八卷裡的分析，實際人口數目遠不止于此）。姑且據《元史》至元二十七年的人口計算，則學官名額在元王朝總人口中的比率不到萬分之一，蕭啟慶教授說：“全國儒學教官名額不過四千六百人左右。”使用“不過”這兩字，大概可以說明蕭先生認為這個名額也是偏少的了。或者再更具體到書院山長的數額，則比率更低，不到元王朝總人口的十萬分之一。這是不是也可以表示在元代，大概每平均十萬人還輪不到建一所書院？
2021年11月20日初稿，2022年1月17日修改，杭州西溪寓所
作者簡介：周維強，編審。著有《薊門黃昏：元史随筆》《書林意境》《掃雪齋主人：錢玄同傳》《太白之風：陳望道傳》《尚未遠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與杭州》《史思與文心》《若有所思》《學林舊聞》《最憶是杭州》《古詩十九首評注》《筆下雲煙：沈尹默先生題簽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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