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约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离开中央苏区，开始踏上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
中央红军之所以离开经营许久的中央苏区，踏上前途未卜的长征之路，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随着蒋介石百万大军对于苏区的围剿，已无力打破国民党第5次围剿的中央，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不得不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事实上，为了打破第5次反围剿，当时中央红军做了许多努力。例如，早在1934年4月，中央红军就曾在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但是，这场战斗并没取得胜利，相反损失惨重，让形势更加危急。
在7月份，红七军团又奉命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寻淮洲、粟裕等人的率领下，开始向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区挺近，试图建立新的苏区，调动敌人的围剿兵力。然而，这一减轻中央苏区压力的行动，也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也正是因此，到了10月，随着国民党围剿圈的进一步缩小，越来越多的根据地被国民党占据，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的中央红军，在没有机会打破国民党第5次围剿的情况下，8.6万余中央红军不得不仓促离开根据地，踏上长征之路。
中央苏区
但是，老话说得好，在家千般易，出门万般难，作为个人出门尚且如此，而拥有8.6万余人庞大规模的中央红军队伍，想要踏上长征之路，更是千头万绪，极为复杂。
8.6万人离开根据地，踏上全是敌占区的陌生征程，不仅要考虑如何打破敌人沿路的围追堵截，而且，即便维持8.6万余人的队伍都是极为艰难的。
例如，如此庞大的规模，该如何保持通信联系？吃饭问题该怎么解决？沿途作战的武器弹药消耗应该怎么补充？军装、棉衣等衣物又该怎么获取？
如此千头万绪的困难都摆在面前。那么，在战争极其危急、第5次反围剿作战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中央红军是如何迅速做出战略转移决策，摆脱敌人绝对优势兵力的围剿，顺利离开中央苏区的呢？
这一切，都与毛主席的远见卓识和做的诸多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凭借天才般的战略眼光，早在反围剿作战之初，毛主席对于如何打破敌人的第5次反围剿，就已有自己的规划。当时毛主席认为，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敌人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的作战方式，而且，国民党还拥有5倍以上的兵力优势，所以，毛主席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
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
很显然，毛主席不认可集中红军兵力，与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死磕，进行消耗战的方法。想打破这种第五次围剿，最好的方法是红军主力队伍离开苏区，在敌人广阔的腹地进行游击战争，从而让国民党的堡垒推进变成无用功。
基于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毛主席的方案显然是最有效的，也是代价最小的。然而，面对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正确方案，实际主持临时中央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红军时代的毛主席
他们不顾红军与国民党之间悬殊的兵力和装备差距，坚持与敌人进行主力对决，并因此造成主力红军惨重的损失。最为糟糕的是，在红军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仍未打破敌人的封锁线，反而让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形势进一步恶化。
为什么毛主席的正确建议没有被采纳？这其实与毛主席在长征之前所面临的糟糕形势有很大关系。
当时，一手缔造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毛主席，却因为受到排挤和打击，已经离开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然而即便如此，毛主席依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他不顾生病身体虚弱，仍竭尽全力为党的事业做谋划。
然而，毛主席的建议却屡屡被错误拒绝，即便如此，毛主席依然没有气馁，1933年11月，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号的后，毛主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
福建事变
他再次提出，利用福建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部分军队开始转向福建的有利时机，并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率领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北上在苏浙皖赣等地区进行游击战。
“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这样做的好处也是显然易见的，一方面，这些地区没有蒋介石建立的密布的堡垒，远比敌人封锁线好打，红军的战果必将更加丰硕。与此同时，受大革命影响，这些地区还有着颇为深厚的革命基础，红军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群众支持，发挥机动作战能力强的优势，以更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
另一方面，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巢，也是他绝不敢放弃的核心地盘，一旦中央红军在此地进行大范围游击作战，为了保护老巢，蒋介石势必将用于第5次围剿的国民党主力抽调出来，这样一来，第5次反围剿也就不战而胜。
毛主席
然而，毛主席的这一充分考虑当时形势、变战略被动为战略主动的绝佳建议，再一次被无视。
然而，建议虽然多次被无视，但是，毛主席深知，此时中央红军打破敌人围剿的唯一正确方法，就是主力红军跳出苏区在外线作战。所以，毛主席开始未雨绸缪，进行准备。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突围路线。敌人发动第5次围剿之后，在中央苏区的四面八方都布置了雄厚的兵力，建立了密集的堡垒，这使得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变得十分困难。
面临这种局面，毛主席在全盘分析局势之后认为，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最好的方向是南面。因为，南边封锁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是广东军阀陈济棠。
众所周知，军阀部队其实就是拥有独立地盘的私人部队，因此，保存实力几乎是军阀的本能。自然，作为当时中国最大军阀头子的蒋介石，与占据广东的陈济棠矛盾重重。
陈济棠
所以，红军可以充分利用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将陈济棠粤军驻守的那些为突破口冲破敌人的包围。因此，从1934年4月开始，毛主席做了大量工作。想要从南线作为突破口，最为关键的当然是将南方战线稳定下来。
然而，虽然陈济棠和蒋介石两大军阀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军阀，更对共产党和红军有着天然的敌对，所以，看到红军示弱，即便与蒋介石矛盾重重，陈济棠估计也不介意趁机消灭红军。
因此，如何打消陈济棠趁火打劫的想法，就成为稳定南方战线的关键问题。而此时，毛主席亲自坐镇，一方面指示粤赣省委将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在地方党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采用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鼻子兜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垮。
另一方面，则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毛主席甚至还曾前往22师驻扎所在地，亲自指挥红22师作战。
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之下，红22师等南方战线红军部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从而打击了粤军，消除了陈济棠迅速向北推进的念头，稳定了南方战线。
然而，打消陈济棠继续进攻的想法仅仅是第一步，“打”是为了“和”，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统一战线，壮大革命力量，才是毛主席一直以来贯彻的方针。
所以，在亮肌肉让陈济棠看到红军的实力之后，毛主席又多管齐下，与陈济棠领导的粤军谈判，建立反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对此说道：
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所以，正是因为毛主席软硬皆施、军事政治多管齐下，陈济棠开始认识到，想要保存实力，只有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的和平协力才是唯一出路。因此，陈济棠开始主动提出和谈的要求。
得益于毛主席之前的充足准备，和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时，红军与陈济棠签订了秘密协定，双方约定就地停止作战行动，互通情报，相互解除，封锁互通，互相通商，互相借道。这一协议的签订，极大地减轻了南方战线的压力，也为中央红军从南线突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有了突围的方向和条件依然远远不足，因为，如此庞大兵力的中央红军突围，牵涉到方方面面，而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有粮草问题， 所以，扩红筹粮工作也十分重要。
中央红军长征
毛主席又是怎么做的呢？早在1934年4月底，毛主席就离开瑞金，到达中共粤赣省委驻地会昌文武坝，开始进行详细深入的调查，并针对扩红筹粮等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在毛主席的指示之下，粤赣省委开始纠正错误的土地政策，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改正以往错误的贸易政策，采用正确的白区贸易政策，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从而大大促进了筹粮工作。
在筹粮的同时，为补充红军兵力，毛主席采用广泛宣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明确各区负责人任务等方式，圆满完成了扩红任务。这些工作，也为红军战略转移奠定了良好的物资基础。
有了明确的突破路线，也有了一定的筹粮扩红准备，但是，近十万主力红军离开苏区，还需要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更必须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
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许多人是有顾虑的。例如，许多红军战士一辈子没有离开家，突然远离苏区，远离家乡作战，他们会有强烈的思乡之情和不舍之情。又如，如果主力红军离开，留在苏区的红军家属和群众会有不安全感，甚至会有人产生悲观失望的念头等等，这一切，都需要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
毛主席对此早有准备，1934年4月底，在一次筹粮扩红突击会议上，毛主席在进行扩红筹粮布置的同时，也开始对红军主力转移后的应变工作进行政治动员。毛主席对各地区干部的工作进行了明确的布置：
整顿地方党组织，纯洁干部队伍，准备转入地下活动，已公开身份的地方党政干部可到红军部队中去或调到游击队游击区去。另外，组织一批干部转入地下工作，整顿地方武装，清洗不良分子，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加强地方治安工作，防止敌人破坏和捣乱，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妥善做好残疾军人的转移安置工作，重视妇女工作，动员妇女参加地方武装如赤卫队等。
很显然，此次会议毛主席虽然并没有明确说明红军主力必须进行战略大转移，但是，种种工作布置，其实已经暗示了红军主力转移的必然结果。
在此后的工作中，毛主席不顾身体一直生病，在多次会议和工作中对红军队伍和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从而让苏区的军民对于即将开始的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应变工作。
而到了1934年9月底，临时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的政治动员之后，毛主席更是进一步作了政治动员。为此，毛主席曾召集政府各部在瑞金的一个山上开了“青山会议”，毛主席强调：
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
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的继续革命斗争，更好的联系群众。
可以说，正是毛主席在战略转移前的未雨绸缪，完成包括对敌建立统一战线、筹粮扩红、政治动员等各方面的工作，使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主力决定长征时，说走就走，成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顺利开启主力的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