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莫扎特：音乐天才的一生

（萨尔茨堡的莫扎特雕像 图片：IC照片）

乐正轩/温

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的《莫扎特传记》（Mozart's Biography）副标题为《Alife》，这本644页厚的中文版《神殿》，对于许多中国音乐爱好者来说，它的分量远不止于此——毕竟，他之前的《贝多芬传记》，深受国内音乐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欢迎。

从1970年代初的《贝多芬传记》到1995年的莫扎特传记，拥有心理学执业执照的所罗门，一直将精神分析作为重要工具，仔细推测两位音乐巨匠的人生奥秘。与贝多芬的传记相比，《莫扎特的传记》解决了贝多芬信件中"永恒情人"的确切身份等许多生活问题，《莫扎特传记》更大胆地使用精神分析工具，延伸得更远。因此，音乐科学界的争议必然会比贝多芬的传记中更多。

贝多芬和莫扎特在两本伟大的书中

《文明过程》（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一书的作者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沃尔夫冈·莫扎特（Wolfgang Mozart）的成功或失败。他比较贝多芬和莫扎特，他们也是自由音乐家，他说："当贝多芬开始打破传统时，莫扎特只能在古老的标准和框架内发展个人的可能性。当社会学家依靠对个人和群体行为的研究来诠释音乐家时，他们总是有一个固定的缺陷：他们必须把贝多芬和莫扎特现有的艺术开放评价作为先决条件，然后寻求事后的解释。然而，问题在于，艺术风格的历史不是简单事实判断的历史，当然，它不是价值判断的产物，而是审美判断的总和。人们在现实中经常混淆这一点。有时候看似基于事实，但实际上只是将事实转化为价值，或者认为自己在捍卫一种价值，但那显然是一种审美偏见，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台强大的AI机器被命令书写艺术风格的历史，它必然会产生一个惊人而荒谬的系统和结论， 因为它的标准很明确，所以论点"太正确"，而不是本应形成的"偏见的产物"。一些研究人员将现有的音乐理论归类为"形象理论"，令人沮丧。事实上，即使它真的是"图像"，那又如何呢？

也许当精神分析师和音乐学者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时，就没有神奇的火花。至少，他们不会放弃主体主体性的主观性。我们强调，通过观察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来解释音乐有时是荒谬的。好在今天的人们已经越来越少地吹捧外在事件和行为逻辑，可以直接酝酿出一部好的音乐作品——一位绅士目睹了不公正，他创造了"愤怒的音乐"。在一些特殊的时候，人们会相信这一点，但我们今天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他写了精彩的社会评论，这是可能的，如果它是音乐，至少很难变得非常精彩和清晰。然而，精神上甚至身体上的愉悦，家庭创伤，都可能使艺术作品破土动工，即使包裹在其中的外壳也可能是社会价值，甚至是在作品的权威之下。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的工作和职业生涯可能反映了这一点。在大多数人看来，精神分析理论是"需要尊重鬼魂和远方"的态度，所罗门版的《莫扎特》和《贝多芬》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似乎也有其自身的意义。

其实，所罗门在社会层面上并不拘泥不羁，两部传记都是心理和社会平衡的产物，但所罗门对社会层面的引入只是作为探索人物内心世界合理性的现实保证。以贝多芬的一生为例：为了成为一个更大的演奏家，寻求赞助作为基本环境，他不得不选择"相对于歌唱"的倾向来成就自己钢琴奏鸣曲的一半以上，但他从早期的李斯特键盘头晕目眩地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冥想艺术创作者，而是因为害怕耳病暴露出来，不得不远离现实人群（即使最初的听力损失不大，但耳朵的不适比预期的更重要）。对于贝多芬来说，英雄主义和交响乐是随之而来的东西，与其说是勇气，不如说是与恐惧的自我对抗。晚期的贝多芬风格意味着一个早已习惯于与恐惧共存的老人（例如担心依赖者可能随时被剥夺）。

相比之下，莫扎特的歌唱部分也植根于社会，作为庆祝和欢乐场合的小夜音乐天生就具有愉悦的功能，莫扎特也是他的父亲利奥波德作为自己的纯工具，从事过许多"享乐他人"的早期活动。

也许莫扎特音乐的许多令人愉快的美丽都在人们的脑海中，但它对应于利奥波德领导下的莫扎特"lithade"的"强制性"部分。另一方面，所罗门在《莫扎特传记》中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取悦他人的模仿。早期的莫扎特似乎在模仿所有流行创作者的风格，以取悦欧洲国家，地方，宫殿甚至剧院的不同品味的观众。在一篇比较莫扎特和贝多芬段落的文章中，作者曾经说过"莫扎特的模仿期不长"，所谓"不长的模仿期"指的是纯粹的学习模仿，但莫扎特的模仿纯粹是用过的模仿，与其说是模仿，不如说是一种超然的音乐语法和创作习惯。这就是为什么莫扎特发展出许多人认为是"无风格风格"甚至"上帝般的风格"的原因。

莫扎特的作品在遥远的时代和空气中给了我们他"无私和利他主义的形象"——即使在他那个时代，这也是有偿的。但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现实生活中人们想到莫扎特神秘而矛盾的观点一样：莫扎特的音乐是令人愉悦的;莫扎特的音乐似乎又黑了。这种黑暗和悲剧并不局限于其庞大的作品宝库的角落，甚至反映在最着名的g小交响曲《第四十交响曲》中。莫扎特的音乐习惯于从娱乐到僻静或自我解脱的凄美世界的安静过渡。莫扎特的"利他主义"和"黑暗"似乎与他面临的家庭关系有关。

两对父子

历史上大多数莫扎特的散文家都对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采取了一种基本的方法，除了"保留的认可"。作为一名剧作家，希尔德斯海姆（W.希尔德斯海默在他的专著莫扎特中的基本判断是"他（利奥波德）的想法和计划是给他的儿子的，他最大的失望，谨慎和思想都是为了他的儿子"。利奥波德的行为被定性为"腐败但长期聪明"，听起来自相矛盾。希尔德斯海姆确实发现了莫扎特生活中戏剧性和重要的节点，但他不愿意责怪利奥波德的虚荣心。

但所罗门不想通过提出一个戏剧性的节点来停止，在Wheremon的观察中，父子通信可以为莫扎特和利奥波德的精神分析提供空间。他的父亲利奥波德锻造了严格的"利奥波德-沃尔夫冈"父子心理共生，利奥波德的成功就是这种共生的成功，但沃尔夫冈作为工具的成功并不算是这种共生的成功。所罗门的精神分析框架可能值得谨慎审视，但他确实试图解释为什么利奥波德的行为逻辑是矛盾的，而莫扎特的痛苦在于，他必须突破他父亲决心保护的共生逻辑。但无奈的是，莫扎特对父亲私利的反抗并没有给他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通读所罗门的两部传记，我们发现，共生"利奥波德-沃尔夫冈"的所谓成功，诱发了贝多芬原本的悲剧根源：贝多芬的父亲，一位歌手，觊觎莫扎特的父子"成功"，成为一个像暴君一样、用蹩脚的键盘演奏教学的父亲。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贝多芬对父权制的抵制，以强烈的自我塑造为标志，就不会产生。相比之下，利奥波德·沃尔夫冈（Leopold Wolfgang）的共生"成功"塑造了欢快而黑暗的莫扎特音乐，而"约翰·路德维希"共生的早期破产，相比之下，导致主人公的贝多芬音乐在多年的痛苦之后破土动工......

所罗门的内心探索与艺术作品本身产生了共鸣，莫扎特与父权制的纠缠和妥协构成了他对母亲之死的内疚感（所罗门认为利奥·波特通过增加莫扎特对她死亡的责任来加强他对儿子的精神控制）。每当作者听到莫扎特的岳母完成《E小调第21小提琴奏鸣曲》（作品K304）的小步舞曲时，凡是以何种初始速度都能表达"莫扎特对母亲的怀旧"并不是特别合适，根据音乐旋律的节奏，节奏、太慢的初始速度肯定不是特别合适，而是适度或过快的速度而消解了悲伤的音乐。但所罗门的精神分析让作者突然意识到，也许这不是悲伤，而是自我解脱。也就是说，只要音乐的中间三个部分处理得当，就能表达出这种解脱，那就是最重要的。反过来，所罗门的分析希望打破我们在回顾贝多芬时代时对古典主义的刻板印象。慢音乐可能并不总是沉思的跳板，衬板和软板往往是莫扎特世界中整个作品最核心部分的核心部分。

也许所罗门的精神分析似乎是叛教的，但他很谨慎。基于精神分析而不是社会现实的音乐诠释是谨慎的，而不是激进的。在对莫扎特父子内心世界的观察中，所罗门的视野并没有大有的突破，而在他的"古典风格"中，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对海顿的演绎本身就给了我们一个大胆而开放的音乐史观（海顿是莫扎特去世前的一章，海顿是莫扎特死后的另一章）。但相反，所罗门认为罗森对"Down B大弦乐四重奏"（作品K174）的评价"太令人惊讶"，他甚至面对罗森兴奋和大惊小怪，以判断莫扎特最好地利用声音来表现身体的愉悦，放纵，"破坏情感价值"的大胆表达。因此，所罗门声称罗森"简单而雄辩"。

传记的价值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音乐家的传记？我们与音乐的关系是美好的，对于许多音乐爱好者和研究人员来说，音乐家传记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实际上是艺术家大量音乐作品的"编年史" - 标志着我们心爱的曲目在作者艺术生涯轨迹中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喜欢说罗曼·罗兰的贝多芬实际上是对历史人物和时代的文学怀旧，而所罗门的两部传记，或金德曼的贝多芬，是艺术家的传记。莫扎特的《作品编年史》是路德维希·冯·克尔彻（Ludwig von Kercher）在很久以前就从骨架中编号的艰苦工作所形成的，而所罗门对莫扎特父子的探索，贝多芬的内心探索，不仅给我们投下了更丰富的血肉之躯，而且对两颗平凡而非凡的心进行了推测。

所罗门似乎也在警告我们：虽然偏执的社会环境误判历史人物，会形成"为什么不吃肉"的判断，但我们不知道，虽然我们逃脱了"为什么不吃肉"的社会层面，却陷入了"为什么不吃肉"的精神层面。因此，物质和社会比较将导致贝多芬的生活比莫扎特的生活更不幸的结论。

从1970年代初的《贝多芬传》到1990年代写的《莫扎特传》，中国读者一直期待所罗门在21世纪的作品，反映已故的贝多芬，是中文的，并作为完整的总结。所罗门先生在2020年去世，即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送来了贝多芬的诞生，而在莫扎特去世的年轻一年（1791-2021）中，阅读所罗门的两部传记或许是纪念他和两位音乐大师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