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所见“吏民奴”及相关问题

《汉书·王莽传》载：“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此为“吏民奴”一词首见于史籍，是具备某身份的一类人的代称。我们知道，吏民也就是编户齐民，是被编制于户籍中的平民，其地位是高于奴隶的，此处的“吏民奴”不是指吏民中的奴隶，而是指成为吏民的奴隶的人，《食货志》同内容作“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吏民奴也就是人奴。

《汉书·哀帝纪》有：“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的限令，可知在此之前颇有蓄养大量奴婢以为己用的吏民，正如师丹所描述的哀帝即位时的汉朝民生状态：“民始充实，未有幷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在哀帝时，富豪之人大量兼并田产和蓄养奴婢，已经使得贫富差距达到不能够再放任和忽视的地步。

其实在元帝时，这样的情况已经有所凸显，贡禹便指出：“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可知此时贵族与平民中的富豪之人蓄养了大量妻妾、歌者，已经将相当多的劳动力剥离出土地，这些劳动力不再是国家赋税劳役的直接提供者，而广泛沦为贵族与富豪吏民的私产。

虽然吏民在政治身份上看上去是一体等同的，但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使得一些人不得不自卖于富豪者为奴以糊口，刘邦刚西都洛阳时下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奴婢中有继承上代身份而不得不为奴者，也有不断地因为生存无法维持而自卖于人的平民。虽然此时刘邦下令这些因为生存难以维系而自卖为人奴婢的人可以恢复平民身份，但依然遏止不了吏民中总会有人沦为他人奴仆的状态，而这样的情况从汉初一直延续到了汉末，只是在统治危机并未彰显时，这样的问题显得不那么突出而已。

吏民看上去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阶层，但归根结底还是脆弱的，富豪者毕竟是少数。如边境的吏民经常面临外敌之侵扰，史书中常见匈奴在边境地区“大杀吏民”“多杀吏民”“虏杀吏民”之记载，而即便他们因为战火迁去内郡，也往往无立锥之地，王莽时“边民流入内郡，为人奴婢，乃禁吏民敢挟边民者弃市。”，可见边民入内郡自卖为人奴婢的情况并不罕见，已经成为王莽不得不重点关注的社会现象。

吏民奴经常沦为军征的对象，这一情况也延续到后世，如《晋书·何充传》：“先是，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后以中兴时已发三吴，今不宜复发而止。”此编户奴指代的群体也正与《王莽传》中的“吏民奴”等同，其生活之困苦与命运之不测可见一斑。

除却吏民奴，还有在各官府下服务供事的官奴婢。如文帝时曾“免官奴婢为庶人”，但官府不可能把所有奴婢皆遣散归家，那样会影响官府的日常运行，因而这样的放免为庶人应该也是有条件的，《哀帝纪》载“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虽与文帝时隔甚远，但这样的年龄优惠应当也是不会变化太大的。官奴婢的数量是很大的，如淳引《汉仪注》说：“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郞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贡禹传》有“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其整体规模应更加庞大，但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依然远低于平民，只有朝廷下令免其为庶人时，他们才能获得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