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声枪响，辛亥革命拉开了序幕，武昌起义爆发。在起义爆发时，清朝的宣统皇帝溥仪却仅仅只有六岁，完全没有执政的能力，朝堂一片混乱。
因为没有任何有效的防守措施，武昌、汉口、汉阳很快被攻陷，此时的大清王朝处于被动地位，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请袁世凯再度出山掌握大权。
他受命于清朝存亡危难之时，手握大权带领军队讨伐武汉，不负众望，他有效地抵抗了革命党人的进攻，双方在武汉僵持不下，但他却有二心，与革命党人私下达成协议，逼迫溥仪退位。
为得到民国政府的“清室优待条件”，满清皇族应允此事，在1912年2月宣布退位，尽管是清王朝的统治走向了终点，仍然还有很多忠臣为满清效命，奋战在一线，妄图复辟，这些人中以多罗特·升允最为代表。
多罗特·升允其人
多罗特·升允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是八旗蒙古镶黄旗人，从小受传统封建礼制家风的影响，立志要忠君报国，为百姓谋好事。
光绪八年，他参加乡试中举人。光绪十二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随后又因建立功勋被特赐多罗特公，从此便展开了他的仕途。
他一生为民多谋福祉，并且还是陕西大学堂的首倡者，在兰山书院创设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同样，除重视教育外，他也主持兴办实业，排除万难，修建了具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的黄河铁桥，可以说他为人正直，多为百姓着想。
但也就是这样的性格，却得罪了当下最有实权的女人慈禧。在慈禧七十寿诞时，朝堂上下的文武官员都在精心筹划给太后做寿的礼物做准备，当时的各个权贵甚至不惜劳民伤财，不停地搜刮民脂民膏，还命令各省要献金向慈禧祝寿。
但有一个人却表现得十分不同，那就是多罗特·升允，他不仅不愿意献金，并且还上疏要求停止献金，他这种做法无非是从朝廷大局与当下局势考虑，不想让百姓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最终却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满与愤怒。
再加上当时他又反对君主立宪，不久便被以“扰乱新政”为由被革去官职，不久清王朝就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尽管是进行了立宪改革，终究是不彻底的一次改革，最终引发众人的不满。
于是在武昌爆发了起义，危难关头多罗特·升允被重新启用，掌握军队大权，成为陕甘总督并总理陕甘军事。
为复辟清朝，向蒙古部落求助
在被清廷重新任命后，升允尽忠于清朝，试图挽救清朝于危难之间。他主政西北数年，对当地的地形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利用如此大的优势，打得革命军节节败退。
在他的带领下，西北新军越战越勇，势如破竹，连续攻下了十多个城池。正当他与士兵义无反顾地在前线奋战时，却得到了宣统皇帝溥仪退位的消息，军心动荡，见清朝大势已去，士兵都不愿再与革命军继续展开作战。
升允对清朝的忠心可以说是无人能比，尽管是在清朝落败之时，也从未忘记清廷，甚至不惜代价想要为溥仪打下一片天下，以此来妄图复辟清朝。
于是，他开始无视皇上已经退位的消息，继续带领军队作战，心想只要攻破西安，就可助力溥仪复辟，但此时军心溃散，很多士兵纷纷逃跑，丧失战斗意识的陕甘清军已不再拥有昔日的气势，反而战败，升允也不得不带领亲信杀出重围。
此后的他也深知在中原已没有立身之地，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蒙古部落，希望能够借助勤王的势力帮助溥仪恢复皇位。
在从陕西前往蒙古部落的途中，遭遇了罕见的大雪，陷入了一片白雪茫茫之中，一行人经过半年的摸索才艰难地来到了蒙古部落，但不幸的是，蒙古部落却将升允众人拒之门外。
复辟计划泡汤，转念向日本释放信号
被蒙古部落拒绝的升允被没有气馁，心中暗暗谋划着新的复辟可行路径。在仔细分析当今中国的形势之后，走投无路的他无奈逃亡了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宗社党，企图通过日本人的扶持来助力溥仪复辟。
此时在国际局势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迅速占领了山东青岛，这也给升允带来了复辟的曙光，随即便立马联合清朝亲王迅速在沿海一带展开了复辟行动。
当时他还极力说服江南提督张勋，恳求他一同完成此次行动，最终这场行动却因为袁世凯提前获知而终止，第一次的复辟计划破产，宣告失败。
直至袁世凯去世，事情才有了新的转机，他想到了往日一同战斗的伙伴张勋，但张勋怕复辟行动再次失败，于是向日本人释放求助信号。升允在寺内与日本首相进行了会谈，声泪俱下地讲述了清王朝的遭遇与末代皇帝溥仪的不幸。
在他恳切地请求中，日本人决定帮助这个晚晴的孤老遗臣。就这样，升允带着日本人支持的意见和给与的大量经费从东京回到了国内，在日本的支持下，张勋才终于下定了了复辟的决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划与安排，终于让溥仪在1917年实现了复辟，而升允也因复辟有功，被封为大学士。
但是时代的潮流已经滚滚而来，没有人能够阻挡，作为旧时代产物的清王朝最终只能是走向灭亡，仅仅在位了12天，溥仪便被又一次赶下皇位，最后还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他与升允在天津租界艰难度日，望来日能够卷土重来。
虽然升允为大清朝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但对于百姓来说，于百姓无益，所作所为全是出于自己想要复辟清朝的私欲，没有顾及到亿万人民的生存状况，无视日本妄图侵华的野心。
纵观多罗特·升允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位忠臣，即便是在“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从未放弃过为溥仪复辟的想法，这种忠心却是一种愚忠。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却是非常的守旧迂腐，没有认真当下的局势，没有及时地去接受时代的更迭，一生为复辟奔走，却难以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