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聲槍響，辛亥革命拉開了序幕，武昌起義爆發。在起義爆發時，清朝的宣統皇帝溥儀卻僅僅隻有六歲，完全沒有執政的能力，朝堂一片混亂。
因為沒有任何有效的防守措施，武昌、漢口、漢陽很快被攻陷，此時的大清王朝處于被動地位，無奈之下，清政府隻能請袁世凱再度出山掌握大權。
他受命于清朝存亡危難之時，手握大權帶領軍隊讨伐武漢，不負衆望，他有效地抵抗了革命黨人的進攻，雙方在武漢僵持不下，但他卻有二心，與革命黨人私下達成協定，逼迫溥儀退位。
為得到民國政府的“清室優待條件”，滿清皇族應允此事，在1912年2月宣布退位，盡管是清王朝的統治走向了終點，仍然還有很多忠臣為滿清效命，奮戰在一線，妄圖複辟，這些人中以多羅特·升允最為代表。
多羅特·升允其人
多羅特·升允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是八旗蒙古鑲黃旗人，從小受傳統封建禮制家風的影響，立志要忠君報國，為百姓謀好事。
光緒八年，他參加鄉試中舉人。光緒十二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随後又因建立功勳被特賜多羅特公，從此便展開了他的仕途。
他一生為民多謀福祉，并且還是陝西大學堂的首倡者，在蘭山書院創設甘肅省優級師範學堂，同樣，除重視教育外，他也主持興辦實業，排除萬難，修建了具有“天下黃河第一橋”之稱的黃河鐵橋，可以說他為人正直，多為百姓着想。
但也就是這樣的性格，卻得罪了當下最有實權的女人慈禧。在慈禧七十壽誕時，朝堂上下的文武官員都在精心籌劃給太後做壽的禮物做準備，當時的各個權貴甚至不惜勞民傷财，不停地搜刮民脂民膏，還指令各省要獻金向慈禧祝壽。
但有一個人卻表現得十分不同，那就是多羅特·升允，他不僅不願意獻金，并且還上疏要求停止獻金，他這種做法無非是從朝廷大局與當下局勢考慮，不想讓百姓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最終卻引起了慈禧太後的不滿與憤怒。
再加上當時他又反對君主立憲，不久便被以“擾亂新政”為由被革去官職，不久清王朝就已經陷入了内憂外患的境地，盡管是進行了立憲改革，終究是不徹底的一次改革，最終引發衆人的不滿。
于是在武昌爆發了起義，危難關頭多羅特·升允被重新啟用，掌握軍隊大權，成為陝甘總督并總理陝甘軍事。
為複辟清朝，向蒙古部落求助
在被清廷重新任命後，升允盡忠于清朝，試圖挽救清朝于危難之間。他主政西北數年，對當地的地形可以說是了如指掌，利用如此大的優勢，打得革命軍節節敗退。
在他的帶領下，西北新軍越戰越勇，勢如破竹，連續攻下了十多個城池。正當他與士兵義無反顧地在前線奮戰時，卻得到了宣統皇帝溥儀退位的消息，軍心動蕩，見清朝大勢已去，士兵都不願再與革命軍繼續展開作戰。
升允對清朝的忠心可以說是無人能比，盡管是在清朝落敗之時，也從未忘記清廷，甚至不惜代價想要為溥儀打下一片天下，以此來妄圖複辟清朝。
于是，他開始無視皇上已經退位的消息，繼續帶領軍隊作戰，心想隻要攻破西安，就可助力溥儀複辟，但此時軍心潰散，很多士兵紛紛逃跑，喪失戰鬥意識的陝甘清軍已不再擁有昔日的氣勢，反而戰敗，升允也不得不帶領親信殺出重圍。
此後的他也深知在中原已沒有立身之地，将目光投向了遙遠的蒙古部落，希望能夠借助勤王的勢力幫助溥儀恢複皇位。
在從陝西前往蒙古部落的途中，遭遇了罕見的大雪，陷入了一片白雪茫茫之中，一行人經過半年的摸索才艱難地來到了蒙古部落，但不幸的是，蒙古部落卻将升允衆人拒之門外。
複辟計劃泡湯，轉念向日本釋放信号
被蒙古部落拒絕的升允被沒有氣餒，心中暗暗謀劃着新的複辟可行路徑。在仔細分析當今中國的形勢之後，走投無路的他無奈逃亡了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宗社黨，企圖通過日本人的扶持來助力溥儀複辟。
此時在國際局勢上，發生了一個重大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迅速占領了山東青島，這也給升允帶來了複辟的曙光，随即便立馬聯合清朝親王迅速在沿海一帶展開了複辟行動。
當時他還極力說服江南提督張勳，懇求他一同完成此次行動，最終這場行動卻因為袁世凱提前獲知而終止，第一次的複辟計劃破産，宣告失敗。
直至袁世凱去世，事情才有了新的轉機，他想到了往日一同戰鬥的夥伴張勳，但張勳怕複辟行動再次失敗，于是向日本人釋放求助信号。升允在寺内與日本首相進行了會談，聲淚俱下地講述了清王朝的遭遇與末代皇帝溥儀的不幸。
在他懇切地請求中，日本人決定幫助這個晚晴的孤老遺臣。就這樣，升允帶着日本人支援的意見和給與的大量經費從東京回到了國内，在日本的支援下，張勳才終于下定了了複辟的決心。
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劃與安排，終于讓溥儀在1917年實作了複辟，而升允也因複辟有功，被封為大學士。
但是時代的潮流已經滾滾而來，沒有人能夠阻擋，作為舊時代産物的清王朝最終隻能是走向滅亡，僅僅在位了12天，溥儀便被又一次趕下皇位，最後還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他與升允在天津租界艱難度日，望來日能夠卷土重來。
雖然升允為大清朝奉獻了自己的一生，但對于百姓來說，于百姓無益，所作所為全是出于自己想要複辟清朝的私欲，沒有顧及到億萬人民的生存狀況，無視日本妄圖侵華的野心。
縱觀多羅特·升允的一生，可以說他是一位忠臣，即便是在“山窮水盡”的地步，也從未放棄過為溥儀複辟的想法，這種忠心卻是一種愚忠。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卻是非常的守舊迂腐，沒有認真當下的局勢，沒有及時地去接受時代的更疊，一生為複辟奔走，卻難以阻擋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