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作为清朝谈判代表来到日本，以挨了一枪为代价，换回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全国上下得知条约将台湾、澎湖、辽东割让给日本时，群情汹涌，到处指责和谩骂李鸿章的声音。
当时恭亲王奕訢声称，
“合肥相国积毁销骨”
，是丝毫都不夸张的。当时许多人认为李鸿章是卖国汉奸，要求清廷诛之以谢天下，这其中便有后来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
《清史稿》李鸿章的本传记载：
“（李鸿章）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
这些劝李鸿章退休或辞职的人中，还有他一手栽培提拔的袁世凯。但李鸿章却说：
“於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
即便被闲置成一无用之人，也坚决不肯辞职告退。
无独有偶，在八国联军入侵，两宫西狩时，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前往北京与列强谈判。当时张元济劝他不要再趟这趟浑水，再背上汉奸的骂名。但李鸿章还是不肯退避，决然北上，用自己的最后一段生命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以巨额赔款达成了和解。
李鸿章无论面对多大的舆论压力，都坚决不肯退让的性格，据他自己声称，是源于当年在湘军军营时，从曾国藩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这个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影响了他的终身。
李鸿章素以曾国藩的“门生长”自居，也非常敬重曾国藩，开口必称“我老师”。有一天，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聊天，对他提起了这个故事，说：
“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
其中第一条是这样的：
从前有个老翁，请了贵客来家吃午饭，因此一大早就让儿子到集市上去买菜。但直到晌午，都不见儿子回来，老翁着急，便亲自到村口查看，发现就在离家不远的水塍（水田田埂）之上，挑着菜担的儿子跟一个挑着货担的人互相僵持住，谁也不肯让谁。
老翁见状，便上前谈判说：
“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
那人反问，为何要我下水田，他却下不得？老翁解释说，自己儿子身材矮小，下水容易浸湿瓜果，弄坏食物，而挑货担这人身材高大些，下到水田货担也不会沾水。
那人还是不肯退让，说：
“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
老翁见说不过，便挺身向前，说干脆自己下水，先帮那人把货担顶在头上，等他空身岔过之后，再将担子交回给他。那人见老人真要下水，便说也罢，不用老丈如此费事，我下水让你便是。
故事讲到最后，老翁只
“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
这就是“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曾国藩的孙女婿听得津津有味，连忙问：那后面的十七条呢？
李鸿章说：后面？后面的不讲了。你自己慢慢想吧。
如果曾国藩真有十八条“挺经”心法的话，也只流传下来这一条，后面十七条算是全部失传了。如今市面上出售的所谓曾国藩著《挺经》，只是后人托名附会的作品而已。
当时曾国藩的孙女婿没听到后面的十七条心法，对这第一条仔细推敲，认为这个故事是想表达
“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而李鸿章对“挺经”的理解，显然比吴永更深一个层次。在接受曾国藩“挺经”的教诲之后，遇事不仅挺身入局，而且是有进无退。
曾国藩深谙盈亏之道，因此在办理天津教案之后，面对舆论压力，选择了告老还乡。但李鸿章对老师此举并不认同，认为
“受国大任，死而后已”，
因此他自己是
“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
可见李鸿章对这一“挺”字的坚守，比之发明“挺经”的曾国藩，还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