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24年6月，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会后，李大钊应邀前往东方大学讲学，之后又相继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参观、访问。
在苏联待了四五个月后，李大钊正式从苏联启程回国。
回到哈尔滨后，李大钊来到了出境时曾住过的那家小旅馆！
旅馆的老板虽然是苏联人，但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拿出日本人办的《盛京日报》，上面刊登着军阀政府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并劝他不要回家，先暂时到别处去避一避！
李大钊听后，笑了笑说：“哪一个干革命的不被通缉？干革命还能怕通缉？”
面对通缉令，先生竟然能表现得如此从容，其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之后，李大钊回到了北京，很快又投入到新的革命斗争中。
图 ｜ 李大钊先生像
领导革命斗争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在京津一带展开了激烈的大战。
奉军在日本军舰的掩护下，顺利进入到天津的大沽口炮台，并向驻守此地的国民军发动炮击，国民军坚决予以还击，在死伤十余人的代价下，成功将日本军舰驱逐出大沽口。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便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纠集该条约的签字国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于当月16日向北京政府发出了所谓的“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海面的水雷及其他障碍物，并限48小时内答复。
这便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大沽口事件”！
17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派出20余艘军舰云集大沽口，开始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
帝国主义如此明目张胆地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开门揖盗的霸道行为，立即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先生的领导下，北京民众和各校学生总计数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大会，强烈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图 ｜ 李大钊（剧照）
大会结束后，由数千名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在李大钊的率领下蜂拥向铁狮子胡同涌去。
他们要求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请愿，要求段祺瑞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不准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并严厉反对北洋政府勾结张作霖发动内战。
结果，在日本人的唆使下，段祺瑞政府竟然下令卫队用刺刀和马刀攻击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
激愤的群众将生死置之度外，宁死不退，继续向前冲击。最后，卫队开始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爱国学生和市民达47人，伤者达150多人。
死者中，有为人所熟知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在斗争中不幸负伤。
后来有人说，当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里，开枪的命令不是他下的，当时北京城中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的。
讽刺的是，后来军警前来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身上的财物全部掠去，甚至连衣服都给剥光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拒绝离开北京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在全国的舆论与声讨下被迫下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直、奉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一路败退到南口。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顺利入主北京，当上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皇帝”——安国军总司令！
而在这之后，作为几次游行斗争行动的“领头羊”李大钊，也遭到奉系军阀的通缉，他们给李大钊拟定的罪名是：“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事实上，除了李大钊之外，在北方，奉系军阀已经开始磨刀霍霍，公开杀向共产党人。
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看来，活跃在北京的国共两党组织，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必须除之以绝后患。
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李大钊不得不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的旧俄兵营内。此处为中东铁路局驻北京办事处，附属于苏联大使馆。
而之所以选在“东交民巷”，主要是因为根据《辛丑条约》中的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
因此在当时，这里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去处。
尽管当时李大钊的处境十分危急，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与军阀势力的斗争！
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成为了军阀势力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都想将其除之以绝后患。但他们都碍于此条约，因此一时间也很难得手。
为了逮捕李大钊，张作霖专程派人去与英、美、日三国公使进行接洽，要求他们同意中国派出军警进入到使馆区搜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
这些国家向来都与苏联不对付，因此便默许了他们的请求，并冠冕堂皇的表示：这是你们中国内部的治安问题，我们不加以干涉。
此外，敌人还利用国共党部机关招工的机会，派特务打进了机关内部，掌握了机关的一些情况，还接连逮捕了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厨师张全印，以及北京地区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渤海’等人。
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李渤海不仅招供了自己的身份，而且还主动叛变投敌，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的情报，以及其他地下党员的名单全部给供了出来。
之后，军阀势力开始派出大量的侦探在苏联大使馆周围秘密监视。
看到环境如此险恶，很多人都来信劝他离开北京，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说：“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厄运终究还是来了！
拒绝一切威逼利诱
1927年4月6日清晨，在帝国主义的默许和支持下，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公然派数百名士兵、警察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冲进旧俄兵营。
在这些军警冲入使馆前，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后，便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但此举未能阻止军警们的脚步，他们将甘布克抓住后，便一拥而入。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屋内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面的长木椅上看报纸，妻子赵纫兰正带着小女儿炎华在外散步。
听到尖锐刺耳的枪声，大女儿星华被吓得扔掉报纸，猛地扑进父亲的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道：“没什么，不要怕。”
不一会儿，屋外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带着之前被捕的阎振山蜂拥着闯了进来，片刻间便将李大钊的住处团团围住。
紧接着，十多个如狼似虎的军警、特务蜂拥而入，十几支枪口指向李大钊和他的女儿星华。
一个满脸横肉的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哪里肯招，他摇头敷衍道：“不认识！”
这时，时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的吴郁文突然走上前来，冷笑了一声，说道：“哼，你不认识？我可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
随后，军警们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谭祖尧、路友于等20多人，还抓走了他的妻子赵纫兰和他的两个女儿。
图 ｜ 李大钊妻子赵纫兰（剧照）
李大钊从被捕到英勇就义，一共在监狱里待了22天之久！在此期间，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但皆一无所获。
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电椅、老虎凳、竹签插手指等等，但凡是当时监狱里有的酷刑，他们都在李大钊身上用了个遍。
但无论敌人怎样折磨，李大钊始终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个字，最后，敌人竟然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十指连心啊，面对如此非人般的折磨，李大钊先生还能承受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代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先生坚定、顽强地承受了这一切，自始至终都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此外，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了著名的《狱中自述》。
他在《狱中自述》一文中，回顾了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表达了自己坚定的信仰和抱负，并大力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改造国家的一系列革命主张。
此外，他还在文中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求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后来，敌人见使用强硬手段并不能使李大钊招供，于是便转而使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并由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
杨宇霆祖籍河北宋道口镇，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杨宇霆便以“同乡”的身份，试图劝降李大钊，并对其许以高官厚禄，杨说：“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和吴大帅效劳，保你的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听后，轻蔑地笑了笑，回答道：
“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杨宇霆顿时语塞，不知该怎样回答，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在身心遭到如此巨大折磨的同时，李大钊也丝毫没有停止过革命宣传。
他不仅鼓舞难友要坚持，保持激情昂扬的革命斗争精神，还积极给监狱中的看守士兵和警察们宣传革命思想。李大钊先生对革命的志诚，着实让人敬佩！
李大钊被捕后，举国震惊！
中共党组织、工人群众、知识分子，以及各界的进步人士，都千方百计地实施营救。
比如当时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九所高校，曾向当时的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将李大钊交于法庭依法审讯，至于李大钊的妻女和被捕的学生，一律予以释放。
除此之外，新闻界为了营救李大钊先生，也广造舆论。
比如《世界日报》上就曾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上面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铁路工人们还曾组织了劫狱队，准备营救李大钊先生。
但李大钊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却极力反对，他说道：
“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损失。”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和全国舆论的巨大压力，张作霖开始动摇了，他反复考虑是否要处决李大钊。
就在他动摇迟疑之际，蒋介石亲自出面干涉，给张作霖发来密电，要求他立即处死李大钊。
张作霖思考再三，最终认为：只有处决李大钊，才能博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蒋介石携手言欢。
最后，张作霖正式下达了杀害李大钊的命令！
图 ｜ 张作霖像
英勇就义，从容赴死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点，敌人突然召开庭军法会审。在依次审问了20名“党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信息后，便根据所谓的陆军刑事条例中的规定，宣布判处其死刑。
这里的“党人”，主要指的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人士！
中午12点30分，李大钊等人被军警用六辆汽车分载，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
在押解过程中，通往看守所的马路被断绝了交通，警戒极为森严。执行死刑的方式，不是枪决，也不是古代的斩首，而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酷刑——绞刑。
在对“犯人”依次点名结束后，便由执行吏和军警人员武装送往绞刑台。
当时看守所中只有一架绞刑台，因此每次只能同时执行两人，而每人约耗时18分钟才能绝命。从下午两点到五点，总耗时3个多小时，20名犯人全部处刑完毕。
而首个登上绞刑台的，便是李大钊！
图 ｜ 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前的遗照
在李大钊英勇就义前，曾留下一张遗照，从这张遗照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死亡，李大钊先生的脸上并未出现一丝恐惧，相反，他目光和悦，泰然自若，宛如平日。
李大钊神色未变，从容赴死，此等精神，令在场所有人皆为之动容！
然而，凶狠卑鄙的敌人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然绞了他3次，历时28分钟，最后痛苦地死去。
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时，年仅3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的牺牲，无疑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
李大钊被害的当天晚上，他的妻儿都被释放回家，但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李大钊被害的噩耗。
直到第二天清晨，李大钊的舅舅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后，便哭着跑回家中，将此噩耗告诉了赵纫兰和她的孩子们。
赵纫兰得知丈夫被害的消息后，顿时伤心欲绝，痛哭流涕，最后病倒在了床上。
不过幸运的是，李大钊被捕的时候，他的长子李葆华因外出没有在家，得以幸免于难。
后来，在沈尹默的安排下，李葆华在周作人家躲了一个多月，最后改名为杨震，并设法将其送到日本留学。
图 ｜ 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场景（剧照）
李大钊英勇就义后，其灵柩在浙寺整整停放了6年之久，一直没有安葬。
直到1933年4月，当年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乐亭的赵纫兰带着女儿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
但无奈自己疾病缠身，且女儿尚且年幼，既没钱，也没精力操办丧事。没办法，赵纫兰只好带着妻女去找李大钊昔日的同僚好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人，请求北京大学能代办安葬。
实际上，当时安葬李大钊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李大钊先生是著名的共产党领袖，而此时蒋介石正指挥数十万大军“围剿”红军，北平一带也不断有共产党人被抓害的消息传出。
因此，想要在这样复杂而危险的形势下出面安葬李大钊先生，其困难和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尽管如此，沈尹默、胡适等北大13名教授，还是毅然决然地伸出了援手，为李大钊先生发起公葬。
当月23日，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李大钊先生出殡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
在送葬队伍的前面，一幅用白纸黑字写成的巨大挽联最引人瞩目！
上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后记
如今，距离李大钊先生逝世已经有94周年了，但他身上的那种坚贞不屈、坚持真理、甘愿为国奉献一切的伟大精神，却永远留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先生的几个孩子都很成器，其中大儿子李葆华还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官至正部级。
此外，李大钊的孙子，李葆华之子“李宏塔”，还在几天前荣获了“七一勋章”。
“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这是李宏塔自己撰写的一副对联，同时也是他的座右铭！
在文章最后，让我们一起为李大钊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