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刚刚宣告胜利，各解放区军民便向日军和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我们的作战部正处于兴奋而紧张的工作中。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飞机飞抵延安上空，绕着延安转了几圈以后，就在机场上降落下来。中央马上派人去机场迎接来人，因为已经看出降落的是苏联飞机。从机上下来一名苏军大校和一名中国同志。那位中国同志是我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当时曾克林和李运昌的部队已经进了沈阳，并与占领沈阳的苏联军方取得了联系。苏联远东司令部为和我党中央联系，决定派一名大校，由曾克林陪同乘飞机来延安。他十五日到达，十六日就与我党中央会谈，希望中央很快派负责同志去东北，以便协调我方与苏军的行动。
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央的工作由刘少奇等同志主持。中央经过讨论，当天就作出决定，派六名同志乘这架飞机去东北。这六名同志是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因为苏联方面有军衔，我们为着工作方便，同他们打交道也要有相应的军衔，就以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我为少将，段子俊和莫春和为上校，还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十六日晚上，叶剑英同志正式通知我，向我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说明天〔十七日)早上就动身，还关切地说我的老婆孩子由他负责照料，让我放心地走。
九月十七日，我们乘着那架苏联飞机飞向东北。那是一架道格拉斯式的双引擎飞机。开始还飞得很正常，后来却发生了问题，飞机没到沈阳，飞到山海关就降落下来，飞行员又很不沉着，匆忙地从跑道中段落下，结果冲出了跑道，猛插到一块稻田里。飞机尾部翘了起来，机身成垂直状态才停住。我们六个人中，我和段子俊、莫春和都因撞击受了轻伤，叶季壮被撞得最厉害，受了重伤，腿被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了。彭真也受了脑震荡。最幸运的是陈云同志，飞机的舱门被撞开时，把他一下子推进了驾驶室，反而没有受伤。苏联同志马上把我们一一救出来。首先将压在叶季壮身上的东西搬开，然后把他抬到平地上躺下。就在这时，我方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同志带了一个班赶到了，见到我们的狼狈情况，便赶快安排我们休息，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第二天，他专门派了一趟列车送我们到沈阳。
这天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我们坐着朱其文派的专车到了沈阳。曾克林和李运昌同志给我们安排了暂时的住处，随后我们又搬到张作霖的大帅府住，以后又 200派到沈阳三经路博物馆。那是一处堡垒式的洋身，中间一座大屋给我们办公和住宿用，围墙四周是整齐的平房，恰象营房，正好住了一个连的警卫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