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个道理我相信作为身经百战的中原军区的领导，不可能不明白，但停在宣化店的中原野战军，很快就面临无粮无款的状态。
在后来开总结会议时，中原局高层也认为没有准备足够的粮款是一大败笔。根源于思想上，行动上对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形势产生了误判，居安思危古人诚不欺我。
中原野战军的核心是原新四军的第五师，之前抗日战争时一直是将部队分散发展根据地，通过自筹，缴获，下拨，再不济可以打土豪，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给养问题。
随着日本投降，因为战争产生了新的形势，中央加强了五师的力量，组建了新的野战兵团，把部队集中起来使用。问题来了本来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部队一调离，老根据地的防御力量损失巨大，无力对抗蒋军的攻击，导致根据地被一再压缩。
而集中起来使用的主力因为成分复杂，无法形成合力，又缺乏强有力的指挥机构，无法很快适应新形势下的作战模式，作战任务，几次接敌都变成了消耗战。没有获得足够的缴获，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更重的是中原解放区的经济十分落后，大部为山区，而且历经多年战乱，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人口基数下降太多，再也无法承受大兵团所需要的粮食供给。说到底以中原解放区的条件，想要维持和坚持最重要的还是以战养战的模式。
1月下旬签订的罗山协议，可以允许我军运输粮食，但没钱，为了筹款，中原局只好委托任质斌于2月初前往延安，向中央汇报中原部队的财政困难等问题。
刘少奇、任弼时听取了汇报，答应要晋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帮助中原解决给养所需钱款，但要求中原复员2万人，精兵简政。
复原2万人的决定，真正需要落实到实际的没有这么多人，但这个决定实际是中央帮助中原方面背书，中原方面从自身情况来看，必须要缩减编制，部队主力，机关，家属，地方干部等等。
但缩减编制要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困难时候做任何事情都要全面权衡，以中原解放区现有的条件，和被围困的现状，要钱没钱，要粮无粮，缩减能给人什么条件，要是强行缩编人心士气，共产党的威信都受到打击，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完成，太考验智慧了。
如果不缩减编制，这么多人庞大的后勤机关，一旦突围能走得脱么，更何况现在最紧迫的就是缺粮。但这个时候这个决定中原局很难下。因为一旦中原局下这个决定，部队可能会陷入混乱，如果能在初期逼退敌人的进攻也可以，但现在的局面让中央不得不出面，背下这个锅。
3月13日中原局又向中央告急：
“停战后50天来，我主力5万余人驻路东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县边境纵横百余华里的狭窄地区，粮食全靠借本地富户之余粮和进行预征。今年上半年以一年田赋计算，得370万斤，至2月20日已用尽。
现每保的平均负担在2万斤米以上。部队有1万6千人已全无粮吃，其他几万人至多只能经一星期至9天。
我在路西之信阳南部及安陆、应山地区尚可筹得60万斤以上，但因国民党之封锁，无法运至路东。这个狭小地区已处军民交困的状态，不能再筹借了。买米尚可能维持1个至2个月，但无钱购买。”
中原局不是没想办法，只是国民党怎么可能放掉嘴里的一块肥肉，他们极力的对地方政权进行破坏，对根据地的经济严密封锁。每到一地就捕杀当地干部，伤员，部队家属，革命群众，影响极坏。
为了引起恐慌，国民党还派特务在水源或者粮食中投毒，仅2月中旬一次，就导致500人中毒。3月份更是安排了更大规模的投毒，导致1500人中毒，30人死亡。
经济上重要路口均派重兵把守，禁止一切粮食和生活物资进入中原军区。在边缘地区哄抬物价，抢劫，逼粮。对中原军区派出采购粮食之人，多加阻拦，甚至杀害。虽有协议，但协议也只是纸面协议。质问国民党方面也只是推脱不管。
国民党军的做法，让中原军区岌岌可危了，他们在东西不到二百里，南北不到50里的狭长地带苦苦支撑，粮食，药品，食盐均匮乏，几千名伤病员因为缺少药物也得不到救治。
之前让部队自己去和老百姓借粮的做法，的确有借到，可如果还在此地坚持，势必还得借，再借百姓自己都无法过下去。
王恩茂在就在日记中写出了当时部队征粮时的困境：
“完成任务的可能是有的，但困难是大的。可能，就是有的保只搞1万斤以下，而一般保出粮数目均在2万斤以上，再这些区域未征田赋。
困难，就是搞粮的次数太多，至少五次，人民感到粮食负担不知要负担到哪一天。负担的分量也重，感到负担不了。春荒到来，人民焦虑本身粮食困难，我们说过再也不借了，现在又借，则失信誉。”
部队一开始没有钱的，借粮靠的是借条，但老百姓还是借了。
为了维持中原部队的生存，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协商：
由晋察冀、太行、山东解放区出粮食2万吨卖给国民党北平、太原、新乡、济南等地粮食管理处，变换成现金，然后由我方在武汉购买粮食，全部运给5师，并由董必武同志专程去汉口办理此事。
为了支援中原解放区，晋察冀、太行、山东各解放区大量筹措粮款，3月30日董必武代表中央到宣化店慰问中原干部战士，带来各解放区支援的粮款法币3亿元。
到4月中旬，中原解放区先后共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救济款8亿元法币，可供部队两个月的生活费，可以说中央为了让中原解放区能坚持下去也操碎了心。
中央最担心的是中原军区能不能统一思想，能不能在困境中坚持，中央从王震那里了解到中原的现状，先后让董必武和周恩来去往宣化店，向郑位三，李先念传达中央对中原的指示。只有坚定信念，破釜沉舟才能化腐朽为神奇。
中央的指示有作用，但都说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整个中原局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统一领导，实际上的核心领导是郑位三没有能力领导这个集体，可以从建国后发现，郑位三被弃用了，要不是总理周旋，主席估计都忘了这位中原局书记了。
眼下为了生存，也为了最重要的突围，需要把包括机关，家属，伤员，老弱转移走，精简部队。
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工作，皮定均为此差点后悔终生。他的夫人张烽已经怀孕7个月，也在转移之列。张烽和其他3名旅领导妻子集体化装离开部队。这几个装作难民的女人一上路就被叛徒盯住了。
由于知道事情的紧迫性，几人连忙赶路，只是张烽艾灸怀孕7个月了，实在走不动了几人只好停下来休息，谁知半夜的时候1旅政委徐子荣的爱人孟松涛，意外听到敌人准备明天抓捕她们，顿时吓一跳，赶紧叫醒张烽连夜又赶回白雀园。见到皮定均，张烽眼里闪着泪花不无埋怨道：“你们把我们瞎送！差点叫人家抓了。”
5月26日，组织上再次让张烽转移，皮定均作为领导干部服从了命令，但心里特别难过，生怕爱人在路上有三长两短。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对问题的处理和考虑是非常的不周到不正确的，很匆忙地执行党的决议和号召，什么问题也不考虑，说走就叫她自己走了，表现我那点光荣！事实是把活生生的革命战士，就这样无敌情观念地送走了，自己也没有主张。从组织上说是坚决服从了，但思想上很是矛盾与不安，万一她出了事情，我将后悔一辈子！”
一度皮定均都以为张烽已经去世，直到1946年10月才恢复联系。
而张烽拖着六七个月身孕，从白雀园步行到信阳，真是历经磨难，然后乘火车先到郑州，又到徐州。在徐州没接上头，又没钱买车票，只能独自爬上火车车顶，一个怀孕7个月的孕妇怎么做到的已经无法得知。返回开封后，终于找到一个关系两人假扮夫妻，通过内线的亲戚开到通行证，穿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坐马车到达太行解放区，期间果然因为劳累早产生下来女儿，但最终因为生病去世了。
像张烽这样疏散转移的老弱、妇女干部和来自国统区参加革命的学生，共有2千余人。她们命运到底如何已不得而知。
而中原部队在开始大量复员编余干部和战士时，由于时间仓促，条件有限，许多准备工作和思想工作没做好。这是中央关于复原的文件，但就中原的情况来说，根本很难做到，那么点钱粮哪里能多拿来用作复原。
在这种情况下复员是凶多吉少，复原的战士干部哪能不清楚，大家不愿意走也不愿意离开部队。
有的人激动的说：“如果要我复员，我死也不复；如果一定要复，就送我一颗子弹把我打死，装进棺材！”
一个年纪小的战士，复原时仅给150元法币路费，连几顿饭钱都不够。他无处可去，就在镇上流浪。
有的在宣化店街上变卖自己的东西，有的复员回家的人在半路被国民党军队抓去，钱被搜光，人遭拷打，甚至杀害。
王茂恩认为这样的复原真的值得考虑，对士气的打击巨大，很多部队的同志，在突围后对中原局的领导怨气很大，不能说没有道理的。
整个停战期，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百日练兵，整个中原军已经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件事了，这是极其重要的事，不能不说是遗憾。
虽然处在停战期中,国民党军队仍云集中原地区,加紧修筑碉堡,包围蚕食,将中共部队挤压到一个尽可能小的空间中,以便在动武时能够尽快解决。
中原地区因而成为当时除东北之外的国内第二个可能爆发冲突的热点地区,数量远小于四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部队处境确实非常危险。
虽然中原的战事迫在眉睫,但中共还在争取延迟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争取突围的准备时间。
5月1日,周恩来会见徐永昌,建议国共美三方代表同赴宣化店,实地监督停战的实施情形。
5日,军事三人小组徐永昌、周恩来和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飞抵汉口。
8日,周、白和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鸣到宣化店实地调查,次日回到汉口。
10日三方达成，关于中原停战的汉口协议规定:
立即停止本地区之战斗和冲突；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停战令中允许之调动应通知执行小组；停止碉堡和工事的建造;确定对峙部队之界线；同意中共部队运出伤病兵及有关人员1160人至安阳；保证中共军队复员还乡人员之安全。
由于该协定的签订,暂时缓解了中原的紧张局势,但在全国局势的影响下,这个协议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实际上周恩来不辞辛劳亲赴宣化店的主要目的,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并就突围的有关问题进行周密部署。而国民党方面同样也没有放弃围歼中共部队的企图,陈诚对俞大维说:
中共李先念部突围,政府不能同意放一条路让其去延安,李部逃得脱,算伊本领好,政府不能打,算政府不行。
随着国民党各项准备工作的完成，内战的脚步越来越近，战争也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