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以后，爱新觉罗家族迅速分裂为两派，一派是积极谋求复国，这类代表人物有肃亲王善耆以及摄政王溥仪；另一派则完全相反，不求复国，但求安稳度日，这类代表人物就是溥仪的父亲末代醇亲王载沣与其弟贝勒载沣。
话说当初，载沣可谓是被“摄政王“的头衔整得累死累活。卸任以后，载沣可算是舒了一口长气。从此，载沣也就退出了大清的权力中心。
和许多谋求复国的满清遗老不同，载沣只求待遇不变，其他事一律不管。当初，张勋率领辫子军闹了一出复辟的闹剧，载沣也是一声不吭，待在王府里没出来。
随后，自己的亲儿子溥仪逃到东北，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伪满洲国。虽然溥仪已经过继给了光绪，也就是载沣的二哥，但毕竟血浓于水，溥仪还是想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来。这一来，可以尽尽孝心，这二来父亲末代醇亲王的身份也可以自己添砖加瓦。
当然，不光是溥仪有这种想法，日本人更是。载沣如果去东北，投靠日本人，这就给清朝后裔或者说某些军阀释放了一个信号，也许会引来更多人来到东北。
不过，载沣无论面对儿子还是日本人的劝说，都是无动于衷，表面上是犹豫不定，实际上已经下定决心不去。并且，他还牢牢地把自己的小儿子溥任和两个小女儿留到身边，坚决不让他们跟着去。
1925年，孙中山先生还曾拜访载沣，并且盛赞载沣在革命前夕辞去“摄政王“一职是爱国行为。当然，孙中山先生还对载沣在大清灭亡后对复辟运动冷眼旁观表示赞赏，并对其未能解决袁世凯问题表示理解。
载沣和孙中山先生聊得很来，载沣也庆幸自己能和孙中山先生能有一次会面。不过遗憾的是，孙中山先生在这次会面后，仅仅一个月就去世了。
载沣平日里生活简朴，也不常出来活动，不过这不代表他不关心国家大事。新中国成立以后，载沣把王府出售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王府内的十多件文物以及七千多册书全部捐给国家。
1951年，载沣因为风寒去世，比起其子溥仪以及哥哥光绪帝，载沣的晚年算是过得如意。
而作为载沣的胞弟，载涛也和哥哥有着类似的遭遇。当年溥仪退位后，载涛也和哥哥一样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和哥哥单调的生活不同的是，载涛的生活情趣极高，时而养花养鱼，时而在街上溜达，时而又跑到赛马场赛马。
这种生活一直到冯玉祥发动兵变后结束。1924年，溥仪被赶出了宫，而清朝宗室的优待也一去不复返，载涛没了生活来源，只能卖掉老宅，换了个新房子住。
没工作也没办法，载涛只能拮据（当然也比普通老百姓富足许多）地过着日子。等到解放前，北京物价飞涨，就连载涛也撑不下去，只能卖掉家中杂物。甚至，他还和夫人来到大街上摆起了小摊。
其实，载涛大可不必如此，在此之前，他曾有又几乎一下子“飞黄腾达“，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但是，他却断然拒绝了这种生活，而这份生活的邀约自然来自自己的侄子溥仪，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去当亡国奴。“
新中国成立以后，载涛的日子才算转好。话说1950年，载涛发挥所长，向上级递交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
原来，载涛是个驯马、育马的好手，当年他还在法国学过此类知识。不过，在日本人来了以后，他们不允许中国人骑马，载涛这才卖掉了所有的马，也不再骑马。
当然，上级对他的提案很重视，既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也因为他在军马方面的渊博知识。很快，毛主席亲自签署任命状，任命载涛成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的顾问。
在接到任命状以后，载涛一点不敢松懈，全然没有王爷的架子，亲自到牡丹江、青海、新疆、
甘肃等地视察军马场并且耐心指导。
而从1954年起，载涛又连续三届成为人大代表。
因为平易近人，在加上德高望重，载涛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视为爱新觉罗家族的族长。
1970年，载涛去世，享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