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用左手扳着我左手的手掌，扳到四指冲地，右臂攥拳回收，用四根连着手掌的指骨对准了我，我看到，那些指骨连接处尖锐的膨突此时已经发白了。骨头在皮肤下面左右滑动了一下，如同猛兽磨了一轮牙，然后，像是被弹簧猛地弹出一样，他的拳头连续击出，打中我的手背。
大脑第一时间告诉我，这是痛，相当的痛。那小子还没完，他把我有点麻木的手掌握在自己手里——勉强可以握牢，像卷一束筷子一样来回卷动，骨头互相挤在一起，发出咯咯的响。但此时，他残酷的目光忽然变得空洞了：他看到我在笑，起初是嘿嘿的笑，接着变成了哈哈大笑。
柏格森
于是他松开了手。我就是要笑，我笑得发自肺腑，我笑得五内俱焚。后来我知道，我的笑，使他的行为突然丧失了意义，他预期的快乐不仅落空，而且没能转化成任何别的情绪，例如嫉妒或更猛烈的恼怒。当然，他也不算沮丧，只是快感变成了零。
这是我读中学时有过的一个同桌。那时，有若干体校的学生被安插到班级里，他是其中一个。和别的插班生不同，他身上没有乡土气，头发泛黄打卷，脸是倒梯形，嗓子轻细。他坐到我边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的气息都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毫无保留地吸——吐——吸——吐，而是吸气声大，呼气声小得听不见，气息的交换里好像在酝酿什么事情。
打篮球的人天生不招我喜欢，我一般都躲开，可那小子，我躲不开他，他就坐在我边上，一不健壮，二不聪明，黄发、小脸、细嗓组成了一副威胁的格局，像一只瞅准了就要蜇一下的蜂子。很多人见过他刚猛地捶击树干的样子。结果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手得了肌腱炎。
我问他，什么叫肌腱炎，他就攥住拳头，告诉我说腕子里面，这里那里都有肌腱。这里那里，一些奔突的小东西不安分了，发炎了……想到这里，我笑了一下。正是这一笑，使得我的同桌觉得受了冒犯。他提议说，让我吃他一拳，好让我也体会一下肌腱的疼痛。
在《笑》中，柏格森说到，假如我们因看到一个人摔倒而发笑，那是因为摔倒的人，在摔倒的一刻并没有真正作为一个人在行事，他实际上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行事。如果是人，那么人会避开使他绊倒的东西，而机械，在被上好了程序之后继续前进，不会变通。在《猫和老鼠》这样的动画片里（这不是柏格森的话），最好笑的套路之一，就是猫顺着梯子往上爬，梯级都结束了，他还在按着习惯动作继续，手脚抓在空气里，直到低头一看，才哧溜一下掉下去。这正是机械行为引起的滑稽。
喜剧的发生，是在人成为习惯的俘虏和牺牲品的时候。柏格森的这个喜剧论，同他的生命—宇宙哲学完全一致。宇宙，就像一条庞大的缆车索道，我们坐在上行缆车里，我们的理智就是对错身而过的下行缆车投去的注视。（以前冯氏贺岁片里利用机械匀速前进的缆车制造笑料，一个车里的人只能对错身而过的另一车里的人干瞪眼）柏格森认为，我们应该专注于我们自己的缆车——这就是本能或“生命直觉”，它比理智高级。
那么那天，我为什么在明明很疼的时候大笑不止呢？
我当然笑他，他的动作是机械的，他那么一本正经，像受训打沙袋、打树干一样打我的手背。但我也从注目于对面缆车转到注目自己，才不自觉地笑了出来。这种专注，其实是面对没有周旋余地的恶时的下意识地走神，由此，我脱离了由恶所布设的游戏规则。施恶者往往乐于被顶撞，也享受退缩、避让与求饶，唯有那种真正的走神，那种异想天开，让他们怀疑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意义。
对柏格森“生命直觉”的一个漫画图解
人组成的世上，到处都是好笑的东西，因为世上到处都是守规则的人：各种规则——治安的规则，话语的规则，思维的规则和道德的规则——使人行事同一，手足生僵，同时意识不到被规则所僵化。按规则行事，按刻板印象交谈，依赖那些习惯，这本身就是滑稽的，而且滑稽得多种多样。在“群嘲”的事件里，群嘲他人的人自己是最好笑的，因为他们主动钻进了规则里，变成了机械。柏格森的一个公式就是，人成为机器=滑稽。
喜剧是关于类型的。我看到的好笑之人，是因为想到了他是某一类人之一；而悲剧则是个体的。一出悲剧，必须是以某个人的人名为标题的：《李尔王》、《哈姆雷特》、《安提戈涅》、《奥赛罗》，这个人被赋予了性格深度；喜剧的标题却往往是一些类型人，像是《梦游人》、《新郎》之类。类型人不是人，失去了人的个性和深度，人的好笑正在于此——那个打我的人就像一只上好了弦的拳击木偶，他不像人了；反过来，动物的好笑则在于它们像人，比如乞讨食物的熊，挠痒痒、皱眉头的猴子。
难道不该笑吗？面对这朗朗天空下不知所谓的人群，难道不该发出我的笑声？柏格森，这个总是表情严肃的法国人，从不劝诫说要谦抑节制，不要去笑别人，说那样不道德；不会的。他说，假如凭理性看出了他人的好笑，那意味着我看到了他人身上的“非人”，所以，我的笑其实是在对真正的人，也就是能够自主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人——做出肯定。
这就是昂利·柏格森，获得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人传授给我的一份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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