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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了才可以谈“饿死事小”

道学家们经常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他们都是吃饱了才说这话的,要是饿上三天,就不会谈论什么“饿死事小”了。

吃饱了才可以谈“饿死事小”

古代的老百姓大多乐天知命,有口吃的就满足了,不必要非得大富大贵。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或者说没有什么文化,大多拜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所赐。同时,他们要接受一套封建道德,要从封建道德里面悟出什么道理。而封建道德的提倡者仍然是统治阶级,而并非平民百姓。于是,就有了“饿死事小”的荒谬结论。

人能够存活,需要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有吃有喝就饿不死,但人是有意识和思维的,还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当然不能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需求了。马斯洛的精神需求理论大体可以解释人的生理本能和精神最高追求的层次关系,虽然有些理想化,但起码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很多朝代的老百姓在道学先生的教导下,渐渐懂得“饿死事小”了,要“存天理,灭人欲。”克制自己的欲望,达到自身道德的完善。那么,克制自己的欲望只是为了提高道德水平吗?

当然不是。老百姓们都克制自身的愿望,就会把多余的生存资料自动出让,供应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诗云“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农民辛辛苦苦种田,一年到头却吃不饱穿不暖,被统治阶级剥削和压榨,当然就会饿死了。但他们大多没有什么反抗的心思,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也不会搞团结,更不会自己寻求幸福。而那些所谓的农民起义,也只是农民被逼无奈之下,才去造反,没有先进的阶级和理念做引导,当然就不会获得成功了。改朝换代之后,只不过延续了以前的封建制度,却没有真正改变政治体制,不过从李家换到了赵家,当然没有什么出息了。老百姓跟着受苦,只要皇帝让他们“休养生息”,减免赋税,她们就感恩戴德,甚至发誓要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君主。其实,只是统治阶级把手里的锁链放松了一点而已,并非完全砸碎了铁锁链。等到老百姓有些粮食之后,锁链就又勒紧了。

吃饱了才可以谈“饿死事小”

老百姓知道“饿死事小”,或许精神就会上升到一个高级的层面,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这只是统治阶级一厢情愿的想法,和事实不符。那些提倡“饿死事小”的道学先生以及统治阶级的实权人物们个个脑满肠肥,不缺粮食,也不缺荣华富贵,当然要提倡“饿死事小”了,因为他们不会经历饥饿,也就超越了饥饿的阶段,要进行精神的完善和道德建设了。可是,统治阶级人数比较少,却掌握着绝大多数的财富,被统治阶级人数众多,却掌握着非常少的财富,统治阶级不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却要从被统治阶级身上榨取很多的剩余价值,甚至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被统治阶级只有忍受,忍受不下去了,才会想到逃荒要饭。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不过是在重复前一代农民起义的命运而已。不是做了皇帝,就是被做皇帝的打败,被当成暴民,还要被写进史书,让后代人都知道。那么,“饿死事小”真的那么重要吗?

根本不重要。老百姓没有统治阶级那样的道德水平,只会在乎基本的生存和生活的满足,而不是在吃饱了之后说一些“饿死事小”的话。他们连全部获得自己的劳动成果都不可能,就更别提什么完善道德了。孔子说得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就是那些统治阶级的人物,要超乎吃饭穿衣的层面,因为他们不缺那个;小人指那些农民,他们缺的是基本的生存资料,只有吃饱了穿暖了,才可以谈论道德。而统治阶级提倡道德的本意就是让被统治阶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甘愿被统治,被奴役,还不能有什么怨言,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抗君主就是“失节”,妇女嫁二夫就是“失节”,偷盗、做土匪就是“失节”,坑蒙拐骗就是“失节”,说得似乎有些道理,可是,老百姓哪里有什么“节”可以“失”呢?他们所谓气节也只有吃饱了才可以谈,都饿死了,人都没有,哪里还有“节”的存在呢?

或许,道学先生会强调“节”的实在,而不是强调其虚无的本性。所谓的“节”也只是统治阶级提倡的东西,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而不是被统治阶级所谓的“节”。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提倡的道德只是为了便于统治,为了剥削和奴役被统治阶级而设立的,故意隐去了剥削和奴役的本性,代之而起的是满口的仁义道德,而仁义道德又是虚无缥缈的,根本看不见,摸不着,也就不会有什么人来反驳了。说白了就是,仁义道德不仅为君主提供了剥削和奴役的庇护,使其形象伟大起来,而且还让老百姓甘愿做顺民,甘愿“饿死”,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吃饱了才可以谈“饿死事小”

如此的逻辑理顺之后,就会知道统治阶级的虚伪,也会知道老百姓被愚弄的悲惨境地。如果谁要是再提倡“饿死事小”,那么他们一定是吃饱穿暖的人物,也是要别人“饿死事小”,而自己“饿死事大”的人物,千万不可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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