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40年的爪哇岛红溪事件，是荷兰殖民者对中国华侨、华裔居民在巴达维亚城实施的种族灭绝性屠杀。这是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的故事了，但是不太有人注意到事件的另一层面：荷兰人动刀屠杀时，中国人并没有坐以待毙，红溪事件仅仅是华人自卫武装奋起反抗荷兰统治的战争之起始，在印尼历史上这次战争就叫做“中国人战争”。
现代雅加达城
1、 华人的巴达维亚
华人移居印尼群岛，从汉唐时期就已开始。
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三任总督库恩，利用英国殖民者和万丹土邦苏丹的纷争，从统治今天雅加达地区的万丹苏丹手中夺取了这块区域，《明史》称此地为“咬留吧”，筑起一座西式高墙保卫中的城市，即巴达维亚。
从建城伊始，华人就参与了巴达维亚的建设。其实，荷兰人围攻万丹时，就雇请华人作为翻译和谈判使节。
库恩总督对华人的能力看得很明白：华人可以带来大量中国商船，带来繁荣的贸易：而且，印尼本地的华人控制了胡椒贸易的渠道，荷兰人必须依靠华人来扩张贸易。同时，大量能吃苦、能干活的华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发殖民地的主要劳动力。
荷兰人想尽方法从万丹苏丹国以及爪哇各地招揽华人，长期从事中国胡椒贸易的华商陆续被吸引到了巴达维亚，他们充当了荷兰人的承包商和包税人，负责从中国招募前来建城的劳工和手艺人，并且还为巴达维亚的房屋和城墙建设提供砖瓦和木料，同时参与建设的工人也有大批华人。
荷兰征服印尼史
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东南亚之前，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群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大批的闽粤等地华商，他们以充当中间商而著称。另一类则是由中国的海盗土匪或政治难民为首组成的武装移民群体，他们占地为王，实行自治，甚至还建立了自卫武装。
当欧洲殖民政权继续扩张时，商贸港口继续繁荣，但一个个占地为王的华人小型独立王国最终都不复存在了。而华人群体，是亚洲地区唯一能够在组织程度、文化传统上和西方殖民者对抗的人群。欧洲殖民者确实需要华商和华工，但是，他们绝不允许政治上或军事上的敌对势力存在。由于明清两朝中国统治者对于海外华人不闻不问，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的确成了“没有帝国的商人”。
当荷兰人来到爪哇时，那里的华人主要都是福建人，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殖民者的合作伙伴。他们当中最有权势的商人被荷兰人任命为华人“甲必丹”。
“甲必丹”是荷兰殖民当局委任的华人领袖，并不是华人群体推举的。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不同，荷兰人对于让华人改信荷兰人的基督教没兴趣，也没有向华人灌输荷兰人的文化。华商精英之所以为荷兰当局所重用，主要是由于他们通过个人的威望、乐善好施和手中的财富，表现出了管理当地华人社会的能力，以及他们所保持的与家乡的联系。
侨居马尼拉的福建人经营从厦门到阿卡普尔科的帆船贸易，因为马尼拉是这条航线上必经的中转港口。巴达维亚首任华人甲必丹苏鸣岗，就是一位富有的福建移民，与荷兰总督库恩私交甚笃。华商的社会地位因此似乎得到提升，不过，在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眼中，对于这一“官员体制”其实并不太信任。
17世纪巴达维亚城
18世纪，爪哇岛三宝垅任命华人甲必丹的现场情况是这样的：
凡推举华人为甲必丹者，必申详其祖家，甲必丹择吉招集亲友门客及乡里之投契者数十人。至期，和兰一人捧字而来，甲必丹及诸人出门迎接。和兰之人入门，止于庭中，露立开字捧读。上指天、下指地云：“此人俊秀聪明，事理通晓，推为甲必丹，汝等乡耆以为何如？”诸人齐应曰：“甚美甚善。”和兰俱与诸人握手为礼毕，诸人退，方与甲必丹携手升阶至堂中，缱绻叙宾主礼。其笼络人皆如此类也。
（《海岛逸志》清：王大海）
文字中透露出不以为然的意味，很有点调侃的意思。
早期欧洲殖民者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严重依赖于华人：最重要是从事殖民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从当地获取财富；以及为殖民城市提供服务。
18世纪初 , 巴达维亚与中国的贸易更加密切，对于荷兰人愈益重要 。巴达维亚从中国输入茶叶、金银器、纺织品、丝绸、陶瓷等，向中国输出香料、胡椒、藤条、檀香木、犀角、燕窝以及其他物品。
荷兰人1596年初次登陆
华人生活进一步改善,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华人纷纷离乡，到爪哇岛尤其是巴达维亚闯天下。这些人大都在巴达维亚城郊华人经营的甘蔗种植园和榨糖厂做工，土地由政府租赁。1740年巴达维亚城内住着2500户华人，包括住在城外的华人，总数约在15000人以上。这一数量大约占巴达维亚地区人口的20%，而巴达维亚有围墙的城市内只有1275名欧洲人。
华人在巴达维亚城内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庙宇，祭拜土地公（福德正神）和妈祖（天后），同时还有祭祀不同行业保护神的各类庙宇。华人移民还从中国带来了各种按农历举行的节庆习俗。一位荷兰人关于18世纪初华人如何在巴达维亚庆祝农历新年的记载，当地华人兴高采烈地与白人、本地土著一道，友好和睦地举行大型庆祝活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穿行于巴达维亚街道，游行的人们举着数以百计的马、船、车、鱼等不同造型的纸制灯笼，并且还栩栩如生地舞动着一条令人望而生畏的大蛇[龙]。”
《东印尼群岛史》作者佛列克说：“巴城如无华人，几乎不可能存在。”1685年，法国派往暹罗的使团途经巴达维亚，在此逗留多日，使节团一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后来感叹道：“中国人又勤劳又智慧，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完全无法舒适地生活下去，……他们什么行业都能干。”
华人除了经商，大都靠手艺吃饭、开厂榨糖、开店售货，什么都能干。在巴达维亚郊区和荷兰人控制的爪哇沿海地区，榨糖厂几乎全都由华人控制。所有欧洲白人开办的工厂或者种植园，完全无法与中国人的企业竞争，导致荷属东印度公司必须以行政命令强制华人糖厂、种植园、酒厂等等低价销售、强加各种高额税率。荷兰人还把欧洲流行的保税权交给了华人，由华人包税商来替荷兰殖民者对土著人征税。荷兰人简直就是躺在华人身上在赚钱。
实际上，贪得无厌的荷兰殖民者是靠着各种强制行政手段盘剥华人企业、用苛捐杂税剥削华人来维持殖民地的运转，以及欧洲人穷奢极欲的生活。
荷兰殖民者趾高气扬
2、中国人战争的开始
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女王十七世钦佩华人的创业精神，但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者为确保殖民统治，不断对华侨加强限制和迫害，如新侨进入巴达维亚，如未得到殖民当局批准，要坐牢半年并罚苦役。侨商上岸住宿要经批准和登记 ,水手一律不准上岸 ,若水手失踪则要罚船主等。殖民者始终不信任华人，在与华人移民合作、利用华人力量的同时，时刻警惕、防范着华人力量的反抗。
当时，爪哇的荷兰殖民者有着一种极度自相矛盾的情感：他们既需要华人，同时又害怕华人。他们深知，如果没有华商，没有华人工匠，没有华人劳工，他们在殖民地将一事无成。欧洲殖民者在经济上依赖华人，但在文化上根本不愿意去了解华人，对其一无所知，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感。再加上荷兰人一直对华人课以重税，任意敲诈，因此也一直害怕会遭遇报复。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对于海量般涌入的“异类”族群的恐惧感，却始终挥之不去。正是这种出自种族主义心态的极度恐惧，导致了大规模的排华和屠华事件。
当时,巴达维亚城里荷式房屋拥挤逼仄，运河浊流纵横，瘟疫经常爆发。1734年爆发的瘟疫，使得荷兰总督德克.范.克隆也因病去世。芝里翁河横贯巴达维亚城，把城市分为东西两区，河东区就是华人区，荷兰人认为是中国人居住区的卫生状况造成了瘟疫，加强了限制华人移民入境的政策。
新任的荷兰总督阿德里安.瓦尔克尼尔是一个不学无术、偏执的种族主义者，1740年他颁布许可证 (pennissiebrieife)法规 ,华人必须有公司颁发的许可证制才能走在路上。7月25日总督府发布“杀死或抹掉”命令，对一切可疑华人，不管其是否持有许可证，都应逮捕搜查。如果发现其无收入或职业，应将其遣返中国或流放锡兰(斯里兰卡)、好望角的种植园、矿山做苦力。
华侨把查身份许可证叫做：“查大字”。当时居住在城内的华人有“甲必丹”管辖，多少还有些组织性，能获得身份许可证：而在城外，数以万计的华人平时根本无人管理，只有华人富商在雇佣他们工作，很多人是没有许可证的。总督瓦尔克尼尔甚至发布命令：凡是穿黑衣衫的华人，一律抓捕起来。当时普通华人的衣衫主要就是黑色的，这个命令非常荒唐。
第十三任华人“甲必丹”叫连富光，拥有十四家糖厂。1738年他用了一马车银子贿赂荷兰总督，方才获得“甲必丹”之位。他上任后任人唯亲，利用职权为自己及亲戚谋取特权，还仗势欺人掠夺其他华商财富，却压根就没有为华人争取过权益，这时也没有站出来为华人的利益去向荷兰人申诉。
因此，荷兰人的政策使数以千计的华人，不仅无业游民，就连本分商贩、老实良民都被强行拘捕，装进海船，载往遥远的锡兰和好望角。此外 ,荷兰人以收缴武器为名肆意搜查华人房屋，随意折磨华人、强取豪夺财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乘机敲诈有钱华人，说是要其拿钱买许可证，实际上中饱私囊。城外华人再不敢入城，巴达维亚城内华人也不敢出城，爪哇岛上的荷兰殖民地顿时贸易停顿、市面萧条。
巴达维亚城地图
华人们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传言说被捕的华人被带上镣铐，惨遭折磨和杀害。那些用船载走去锡兰、南非做苦力的华人，有些跳海逃回到了巴达维亚，据他们说：被捕的华人们都被半途抛进大海了。华人们愤怒已极，绝不愿坐以待毙，决心起事，死中求活。
城内城外的华人共有5000多人齐聚甘达里亚糖厂，推举黄班为首领，武装起来准备自卫，反抗荷兰人的肆意妄为。这时出现了一名汉奸林楚，为了荷兰人的赏金出卖同胞，叛徒林楚向荷兰人告密了。
1740年9月26日，瓦尔克尼尔总督召集东印度评政院紧急会议，授权评政院成员采取行动。乾隆五年（1740年）10月7日，华人自卫武装兵分三路发动进攻，第一路攻打荷兰炮台、第二路攻打荷兰军营，黄班亲领一路攻击巴达维亚东门，计划汇合后攻击北城的总督府。
此时另有一路华人武装大约几百号人，夺取了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干冬圩 (Meester Comelis) 和塔纳阿邦 (Tanah Abang) 的据点，杀死50名公司士兵。但攻打巴达维亚城的黄班所属另外两路华人武装，因为叛徒告密，荷兰人早有准备，损失数百人后失败而归。
黄班的主力也因缺乏武器、没有火器，攻击东门受挫。
荷兰人调动驻扎在巴达维亚的全部力量，即1800名公司士兵，加上殖民者民兵 (schutterij)，以及11个营的预备役士兵，对华人武装发起反攻。同时，对全城华人实行严格宵禁，命令城内华人们“如果是好人，就不要出门。”10月8日，荷军击退了转移到城南的黄班率领的华人武装主力，荷兰大炮将南门外夷为平地。华人队伍在夜间攻打荷兰军营，也被击败。
华人自卫武装由于武器简陋，经三昼夜激战，伤亡1800多人，各路进攻相继失败。黄班率领余部重新集结于新港附近，汇合爪哇各地华人，组织新的攻势。10日，华人们拿着棒、刀叉和铁锄与出城反攻的荷军殊死搏斗，由于没有火器、实力不济, 华人武装大部分战死。黄班突围而出，率余部转移到爪哇岛东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攻城战还在持续时，瓦尔克尼尔总督于星期日早上与东印度评政院成员开会，决定彻底清除华人。10月8日大屠杀开始，被荷兰人鼓动起来的印度人、欧洲水手、土著苦力、奴仆及各种流氓无产者首先冲入华人区放火，荷兰军队随后开始对城内华人逐户劫掠和屠杀 。士兵们开枪将躲避到房顶上的华人一一射落，芝里翁河西岸的殖民者民兵则将企图洑水逃亡的华人一枪一个击沉。他们杀死每一个华人，不分男女老少，就连吃奶婴儿也难逃一劫，医院中的华人伤员、病人也被拖出门外丧心病狂、惨无人道地杀害。
现代雅加达贫民区
巴达维亚到处血流成河，以至后来出现一些新地名，如“红溪” (Angke)就是因为当时华人鲜血染红溪水而得名。在干冬圩或又称贾提内加拉 (Jatinegara)有个地名叫拉瓦邦盖 (Rawa Bangke, 意为尸沼)，就是因为华人自卫军战斗失败，沼泽里浮着大量华人尸体而得名。塔纳阿邦意为“红土地”，因为华人的鲜血浸红了泥土。
给总督送了一车银子的“甲必丹”连富光当时也被封闭在家，瓦尔克尼尔总督并没有放过他。1741年出版的荷属东印度公司日志记载了连富光一家的下场。
“下午，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民团 (Penisten) (公司雇员，属于殖民地民兵)从他们的城堡列队出发，前往城区，奉命与骑兵部队一同包围连富光甲必丹 (Kapiten Nie Hoe Kong)的住宅。范.奥斯登上尉率领掷弹兵进入阵地待命。 范.奥斯登上尉用车拖带2门大炮，目的是摧毁连富光甲必丹的住宅及其邻近所有华人的房屋，把他们逼出家门。荷属东印度公司估 计华人必定会这么做，因此命令部队摆开进攻姿态，随时准备占领上述整个地区。从指挥部 (城中炮阵地，约位于华人房屋四点钟方位)，从鲁瓦马六甲 (Reowa Malacca，连富光家所在 街名)的方向，从大河东岸同时发起攻击，迫使华人不得不出屋投降，否则就会命丧炮火。”
完全包围华人住宅区后，荷属东印度公司部队按照计划，于17时发起全面攻击。报告中说：城中指挥部的大炮同时向包围圈中的华人住宅开火。开花炮弹的爆炸使华人房屋陷入一片火海。一些困于火海的华人为避免被活活烧死而往外逃，但被迎面射来的子弹射杀。
连富光的家宅被范.苏赫特兰中尉的部队包围了一整夜，连富光此时也只能困兽犹斗，与50名奴仆及家人一齐抵抗荷兰军队，拒绝投降。这是城内唯一坚持反抗的华人家庭，在激战一夜后，连家大宅被攻破并焚毁，时年三十岁的连富光化装成妇人企图突围，但在大街上被捕，挨了一顿毒打后被投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城堡大牢。他被判了25年徒刑，后流放到安汶，五年后病死，八个子女都不知去向。
两周后，1740年10月22日，荷兰殖民者才下令制止这场种族大屠杀。在这次事件中华人死难者超过了10000人，包括500名被捕者和在医院中的伤病员，500人重伤，700多间房屋被毁，无数财物被抢掠。有传教士报告说包括城外的华人死难者，总数在几万以上。东印度公司的官方报告说：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无论军人、平民都共同实施了这场浩劫和屠杀，土著人部队充当帮凶，而且表现更加残忍贪婪。
城内大屠杀
3、 中国人战争
瓦尔克尼尔总督在大屠杀两周后宣布大赦，巴达维亚周边此时仅存3431名华人，包括 1442名商人，935名土地经营者和种植园园丁，728名甘蔗园和林场雇工，236名木匠和石 匠，这些华人没有参加此后的华人起义。
战争第一阶段：
红毛夷--荷兰殖民者的野蛮暴行，激起了全体印尼华人的极大愤怒。当年的爪哇岛虽然为荷兰人控制，但东部内陆还存在几个半独立的土邦苏丹国，其国内也有不少华人。爪哇中部和东部荷兰殖民者也开始到处屠杀华侨时，惹巴拉的华人立刻集结起来反击，并与从巴达维亚城郊撤退的华人武装会合，在黄班带领下屡次打败荷军的围攻，并乘胜攻入南巴。
中爪哇的淡目华人集结起来，推举一位“先生”（不知名的华人）为首，举事起义，打跑了淡目的荷兰驻军。
葛罗波干的华人推举马占先生和小德两人为首领，聚集起来武装自己。
爪哇各地也有土著民众乘机纷纷起事反荷，与华人并肩作战。他们迅速占据了荷兰军队的祖阿那堡垒，包围了三宝垄城。这次起义很快蔓延到全爪哇岛，并波及到井里汶和勃良安等地，因为与荷兰人作战的主力基本是华人华裔，这次战争在印尼历史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官方报告中，直接就被称为“中国人战争”。
华人们誓为死难同胞复仇，全爪哇各地的华人华侨一致行动起来，到了11月上旬，已有18000名华侨集结于巴达维亚郊外, 声势浩大, 准备第二次进攻巴达维亚城。
荷兰人全体动员，军队除派一部分士兵手持刀斧防守城内各街道外，其余全体出动。11 日，华人武装同荷兰军在城外进行血战，对荷兰军阵型反复冲杀，力图贴身肉搏，杀敌颇多。但华人队伍缺乏纪律和训练，缺乏火器，损失惨重，攻城失败，被迫撤退。
1741年3月，泗水的马打蓝王巴固.布窝诺二世想借华人的力量把荷人驱逐出境，也参加了反荷战争。华人和马打蓝联军队伍攻占了加达苏拉，夺取了荷兰殖民军的堡垒，击毙荷兰军司令，数百荷军官兵被俘，不投降者悉被起义军消灭。
华人在战斗
战争第二阶段：
此时战斗遍布全爪哇岛，华人虽然武器差、部队缺乏训练，但还是占据了一部分优势。荷兰殖民者人员、经济损失惨重，多支起义队伍使荷兰殖民者处于到处挨打的狼狈境地。但是，爪哇那些土著贵族并不可靠，荷兰人引诱了马打蓝土邦的附庸马都拉土王查宁格特。1741年7月，马都拉人临阵叛变投敌，导致起义队伍分裂。两班土著人自相残杀，各个土著小国混战成一团乱麻。荷兰人调集了印尼各地援军沿海岸线进攻，荷兰战舰跟随步兵，用大炮掩护步兵攻击。华人起义者独力难支，遭受两面夹击，1741年11月13日，三宝垄城包围圈被荷兰人打破了。华人武装在爪哇沿海一带无法立足，不能持久作战，不得不向爪哇内地转移。
马打蓝王巴固.布窝诺二世参加华人起义，本来就想着乘机捞一把，并没有决心和荷兰人决一死战。1741年底，战争局势开始变得对起义者不利时，马打蓝王动摇了，打算和荷兰人讲和。在华人的鼓动下，马打蓝人冲进王宫，烧毁了马打蓝王的宫殿，将巴固.布窝诺二世王赶走。国王的孙子马斯.加连地被推举为新王，黄班、“先生”等华人领袖带着华人武装纷纷转移到此地，和马打蓝人结盟抗荷。
战争第三阶段：
然而，爪哇土著并不可靠，很不可靠。1742年，加达苏拉被马都拉土王查宁格特部队攻占，马打蓝新王马斯.加连地年纪才十岁，经不起荷兰人的威逼利诱，很快就投靠了荷兰人，马打蓝人与华人分道扬镳。
华人武装在阿森（Asem）和荷兰、马都拉人联军对阵，被打得大败。此后华人武装失去了根据地，只能在爪哇岛南部山区打游击。本岛土著纷纷转换阵营，背刺华人武装，导致了华人起义最终惨败，各路起义武装相继被荷兰殖民者镇压下去。在爪哇岛山区打游击的华人武装坚持到了最后，1743年，他们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失败。黄班本人坚持到最后，独自一人渡海去了巴厘岛。
荷兰军官和他的土著人太太
4、结局
荷兰人获得最后胜利，顺手兼并了爪哇的整个北海岸和马都拉土邦的剩余部分。1743─1744年，马都拉人起义。他们曾在中国人战争中站到了荷兰人这边战斗，梦想能获得独立。而荷兰人压根就不理会他们的期望，因此就起兵反抗。这一次，没有华人帮助他们，起义最后被镇压。
红溪事件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连续多年亏损严重，巴达维亚城百业凋敝，城内几乎成了废墟，除了那些抢劫者个人确实发了笔横财。总督瓦尔克尼尔管辖下的爪哇殖民地全境连续多年缺粮，中国商船不愿再来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国际贸易损失惨重。
公司董事会大怒，下令召回瓦尔克尼尔总督进行彻底的调查。不学无术的种族主义者瓦尔克尼尔一开始还很蛮横，想把此次事件的责任甩锅给其部下范.因霍夫。最终他被撤职，在好望角被判死刑。荷兰人并非因为瓦尔克尼尔主导了对华人的种族主义大屠杀而处死他，仅仅是因为瓦尔克尼尔给荷兰东印度公司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所以才处死他。
红溪事件发生后，福建总督策楞从逃回祖国的华商这里得知了消息，将此事奏报清王朝， 清廷并没有为华侨作主，既不出师问罪，也不移文声讨，认为这些华侨是“内地违旨不招回， 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荷兰人还是很担心清廷问罪的，大屠杀的第二年，总督瓦尔克尼尔派使臣去北京奉书谢罪，言辞谦卑，并为其残暴行为百般辩解。乾隆帝回答说:“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这话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第一次屠杀华人之后，明朝万历帝的《谕吕宋檄》异曲同工：“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
清廷的言行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及对“海外赤子”的漠不关心, 这也是此次“中国人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确实是“没有帝国的商人”。
荷兰人在印尼的舒服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