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40年的爪哇島紅溪事件，是荷蘭殖民者對中國華僑、華裔居民在巴達維亞城實施的種族滅絕性屠殺。這是我們已經耳熟能詳的的故事了，但是不太有人注意到事件的另一層面：荷蘭人動刀屠殺時，中國人并沒有坐以待斃，紅溪事件僅僅是華人自衛武裝奮起反抗荷蘭統治的戰争之起始，在印尼曆史上這次戰争就叫做“中國人戰争”。
現代雅加達城
1、 華人的巴達維亞
華人移居印尼群島，從漢唐時期就已開始。
161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第三任總督庫恩，利用英國殖民者和萬丹土邦蘇丹的紛争，從統治今天雅加達地區的萬丹蘇丹手中奪取了這塊區域，《明史》稱此地為“咬留吧”，築起一座西式高牆保衛中的城市，即巴達維亞。
從建城伊始，華人就參與了巴達維亞的建設。其實，荷蘭人圍攻萬丹時，就雇請華人作為翻譯和談判使節。
庫恩總督對華人的能力看得很明白：華人可以帶來大量中國商船，帶來繁榮的貿易：而且，印尼本地的華人控制了胡椒貿易的管道，荷蘭人必須依靠華人來擴張貿易。同時，大量能吃苦、能幹活的華人，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開發殖民地的主要勞動力。
荷蘭人想盡方法從萬丹蘇丹國以及爪哇各地招攬華人，長期從事中國胡椒貿易的華商陸續被吸引到了巴達維亞，他們充當了荷蘭人的承包商和包稅人，負責從中國招募前來建城的勞工和手藝人，并且還為巴達維亞的房屋和城牆建設提供磚瓦和木料，同時參與建設的勞工也有大批華人。
荷蘭征服印尼史
在歐洲殖民者入侵東南亞之前，東南亞的華人移民群體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大批的閩粵等地華商，他們以充當中間商而著稱。另一類則是由中國的海盜土匪或政治難民為首組成的武裝移民群體，他們占地為王，實行自治，甚至還建立了自衛武裝。
當歐洲殖民政權繼續擴張時，商貿港口繼續繁榮，但一個個占地為王的華人小型獨立王國最終都不複存在了。而華人群體，是亞洲地區唯一能夠在組織程度、文化傳統上和西方殖民者對抗的人群。歐洲殖民者确實需要華商和華工，但是，他們絕不允許政治上或軍事上的敵對勢力存在。由于明清兩朝中國統治者對于海外華人不聞不問，東南亞的華人移民的确成了“沒有帝國的商人”。
當荷蘭人來到爪哇時，那裡的華人主要都是福建人，他們自然而然地成為殖民者的合作夥伴。他們當中最有權勢的商人被荷蘭人任命為華人“甲必丹”。
“甲必丹”是荷蘭殖民當局委任的華人領袖，并不是華人群體推舉的。與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不同，荷蘭人對于讓華人改信荷蘭人的基督教沒興趣，也沒有向華人灌輸荷蘭人的文化。華商精英之是以為荷蘭當局所重用，主要是由于他們通過個人的威望、樂善好施和手中的财富，表現出了管理當地華人社會的能力，以及他們所保持的與家鄉的聯系。
僑居馬尼拉的福建人經營從廈門到阿卡普爾科的帆船貿易，因為馬尼拉是這條航線上必經的中轉港口。巴達維亞首任華人甲必丹蘇鳴崗，就是一位富有的福建移民，與荷蘭總督庫恩私交甚笃。華商的社會地位是以似乎得到提升，不過，在當時中國普通群眾的眼中，對于這一“官員體制”其實并不太信任。
17世紀巴達維亞城
18世紀，爪哇島三寶垅任命華人甲必丹的現場情況是這樣的：
凡推舉華人為甲必丹者，必申詳其祖家，甲必丹擇吉招集親友門客及鄉裡之投契者數十人。至期，和蘭一人捧字而來，甲必丹及諸人出門迎接。和蘭之人入門，止于庭中，露立開字捧讀。上指天、下指地雲：“此人俊秀聰明，事理通曉，推為甲必丹，汝等鄉耆以為何如？”諸人齊應曰：“甚美甚善。”和蘭俱與諸人握手為禮畢，諸人退，方與甲必丹攜手升階至堂中，缱绻叙賓主禮。其籠絡人皆如此類也。
（《海島逸志》清：王大海）
文字中透露出不以為然的意味，很有點調侃的意思。
早期歐洲殖民者在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嚴重依賴于華人：最重要是從事殖民地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從當地擷取财富；以及為殖民城市提供服務。
18世紀初 , 巴達維亞與中國的貿易更加密切，對于荷蘭人愈益重要 。巴達維亞從中國輸入茶葉、金銀器、紡織品、絲綢、陶瓷等，向中國輸出香料、胡椒、藤條、檀香木、犀角、燕窩以及其他物品。
荷蘭人1596年初次登陸
華人生活進一步改善,吸引了其他地區的華人紛紛離鄉，到爪哇島尤其是巴達維亞闖天下。這些人大都在巴達維亞城郊華人經營的甘蔗種植園和榨糖廠做工，土地由政府租賃。1740年巴達維亞城内住着2500戶華人，包包覆在城外的華人，總數約在15000人以上。這一數量大約占巴達維亞地區人口的20%，而巴達維亞有圍牆的城市内隻有1275名歐洲人。
華人在巴達維亞城内及其周邊地區建立了廟宇，祭拜土地公（福德正神）和媽祖（天後），同時還有祭祀不同行業保護神的各類廟宇。華人移民還從中國帶來了各種按農曆舉行的節慶習俗。一位荷蘭人關于18世紀初華人如何在巴達維亞慶祝農曆新年的記載，當地華人興高采烈地與白人、本地土著一道，友好和睦地舉行大型慶祝活動：“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穿行于巴達維亞街道，遊行的人們舉着數以百計的馬、船、車、魚等不同造型的紙制燈籠，并且還栩栩如生地舞動着一條令人望而生畏的大蛇[龍]。”
《東印尼群島史》作者佛列克說：“巴城如無華人，幾乎不可能存在。”1685年，法國派往暹羅的使團途經巴達維亞，在此逗留多日，使節團一名法國耶稣會傳教士後來感歎道：“中國人又勤勞又智慧，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完全無法舒适地生活下去，……他們什麼行業都能幹。”
華人除了經商，大都靠手藝吃飯、開廠榨糖、開店售貨，什麼都能幹。在巴達維亞郊區和荷蘭人控制的爪哇沿海地區，榨糖廠幾乎全都由華人控制。所有歐洲白人開辦的工廠或者種植園，完全無法與中國人的企業競争，導緻荷屬東印度公司必須以行政指令強制華人糖廠、種植園、酒廠等等低價銷售、強加各種高額稅率。荷蘭人還把歐洲流行的保稅權交給了華人，由華人包稅商來替荷蘭殖民者對土著人征稅。荷蘭人簡直就是躺在華人身上在賺錢。
實際上，貪得無厭的荷蘭殖民者是靠着各種強制行政手段盤剝華人企業、用苛捐雜稅剝削華人來維持殖民地的運轉，以及歐洲人窮奢極欲的生活。
荷蘭殖民者趾高氣揚
2、中國人戰争的開始
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女王十七世欽佩華人的創業精神，但巴達維亞的荷蘭殖民者為確定殖民統治，不斷對華僑加強限制和迫害，如新僑進入巴達維亞，如未得到殖民當局準許，要坐牢半年并罰苦役。僑商上岸住宿要經準許和登記 ,水手一律不準上岸 ,若水手失蹤則要罰船主等。殖民者始終不信任華人，在與華人移民合作、利用華人力量的同時，時刻警惕、防範着華人力量的反抗。
當時，爪哇的荷蘭殖民者有着一種極度自相沖突的情感：他們既需要華人，同時又害怕華人。他們深知，如果沒有華商，沒有華人工匠，沒有華人勞工，他們在殖民地将一事無成。歐洲殖民者在經濟上依賴華人，但在文化上根本不願意去了解華人，對其一無所知，是以産生了巨大的恐懼感。再加上荷蘭人一直對華人課以重稅，任意敲詐，是以也一直害怕會遭遇報複。存在于他們内心深處的，對于海量般湧入的“異類”族群的恐懼感，卻始終揮之不去。正是這種出自種族主義心态的極度恐懼，導緻了大規模的排華和屠華事件。
當時,巴達維亞城裡荷式房屋擁擠逼仄，運河濁流縱橫，瘟疫經常爆發。1734年爆發的瘟疫，使得荷蘭總督德克.範.克隆也因病去世。芝裡翁河橫貫巴達維亞城，把城市分為東西兩區，河東區就是華人區，荷蘭人認為是中國人居住區的衛生狀況造成了瘟疫，加強了限制華人移民入境的政策。
新任的荷蘭總督阿德裡安.瓦爾克尼爾是一個不學無術、偏執的種族主義者，1740年他頒布許可證 (pennissiebrieife)法規 ,華人必須有公司頒發的許可證制才能走在路上。7月25日總督府釋出“殺死或抹掉”指令，對一切可疑華人，不管其是否持有許可證，都應逮捕搜查。如果發現其無收入或職業，應将其遣返中國或流放錫蘭(斯裡蘭卡)、好望角的種植園、礦山做苦力。
華僑把查身份許可證叫做：“查大字”。當時居住在城内的華人有“甲必丹”管轄，多少還有些組織性，能獲得身份許可證：而在城外，數以萬計的華人平時根本無人管理，隻有華人富商在雇傭他們工作，很多人是沒有許可證的。總督瓦爾克尼爾甚至釋出指令：凡是穿黑衣衫的華人，一律抓捕起來。當時普通華人的衣衫主要就是黑色的，這個指令非常荒唐。
第十三任華人“甲必丹”叫連富光，擁有十四家糖廠。1738年他用了一馬車銀子賄賂荷蘭總督，方才獲得“甲必丹”之位。他上任後任人唯親，利用職權為自己及親戚謀取特權，還仗勢欺人掠奪其他華商财富，卻壓根就沒有為華人争取過權益，這時也沒有站出來為華人的利益去向荷蘭人申訴。
是以，荷蘭人的政策使數以千計的華人，不僅無業遊民，就連本分商販、老實良民都被強行拘捕，裝進海船，載往遙遠的錫蘭和好望角。此外 ,荷蘭人以收繳武器為名肆意搜查華人房屋，随意折磨華人、強取豪奪财物。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官員乘機敲詐有錢華人，說是要其拿錢買許可證，實際上中飽私囊。城外華人再不敢入城，巴達維亞城内華人也不敢出城，爪哇島上的荷蘭殖民地頓時貿易停頓、市面蕭條。
巴達維亞城地圖
華人們已被逼得走投無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傳言說被捕的華人被帶上鐐铐，慘遭折磨和殺害。那些用船載走去錫蘭、南非做苦力的華人，有些跳海逃回到了巴達維亞，據他們說：被捕的華人們都被半途抛進大海了。華人們憤怒已極，絕不願坐以待斃，決心起事，死中求活。
城内城外的華人共有5000多人齊聚甘達裡亞糖廠，推舉黃班為首領，武裝起來準備自衛，反抗荷蘭人的肆意妄為。這時出現了一名漢奸林楚，為了荷蘭人的賞金出賣同胞，叛徒林楚向荷蘭人告密了。
1740年9月26日，瓦爾克尼爾總督召集東印度評政院緊急會議，授權評政院成員采取行動。乾隆五年（1740年）10月7日，華人自衛武裝兵分三路發動進攻，第一路攻打荷蘭炮台、第二路攻打荷蘭軍營，黃班親領一路攻擊巴達維亞東門，計劃彙合後攻擊北城的總督府。
此時另有一路華人武裝大約幾百号人，奪取了荷屬東印度公司在幹冬圩 (Meester Comelis) 和塔納阿邦 (Tanah Abang) 的據點，殺死50名公司士兵。但攻打巴達維亞城的黃班所屬另外兩路華人武裝，因為叛徒告密，荷蘭人早有準備，損失數百人後失敗而歸。
黃班的主力也因缺乏武器、沒有火器，攻擊東門受挫。
荷蘭人調動駐紮在巴達維亞的全部力量，即1800名公司士兵，加上殖民者民兵 (schutterij)，以及11個營的預備役士兵，對華人武裝發起反攻。同時，對全城華人實行嚴格宵禁，指令城内華人們“如果是好人，就不要出門。”10月8日，荷軍擊退了轉移到城南的黃班率領的華人武裝主力，荷蘭大炮将南門外夷為平地。華人隊伍在夜間攻打荷蘭軍營，也被擊敗。
華人自衛武裝由于武器簡陋，經三晝夜激戰，傷亡1800多人，各路進攻相繼失敗。黃班率領餘部重新集結于新港附近，彙合爪哇各地華人，組織新的攻勢。10日，華人們拿着棒、刀叉和鐵鋤與出城反攻的荷軍殊死搏鬥，由于沒有火器、實力不濟, 華人武裝大部分戰死。黃班突圍而出，率餘部轉移到爪哇島東部，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攻城戰還在持續時，瓦爾克尼爾總督于星期日早上與東印度評政院成員開會，決定徹底清除華人。10月8日大屠殺開始，被荷蘭人鼓動起來的印度人、歐洲水手、土著苦力、奴仆及各種流氓無産者首先沖入華人區放火，荷蘭軍隊随後開始對城内華人逐戶劫掠和屠殺 。士兵們開槍将躲避到房頂上的華人一一射落，芝裡翁河西岸的殖民者民兵則将企圖洑水逃亡的華人一槍一個擊沉。他們殺死每一個華人，不分男女老少，就連吃奶嬰兒也難逃一劫，醫院中的華人傷員、病人也被拖出門外喪心病狂、慘無人道地殺害。
現代雅加達貧民區
巴達維亞到處血流成河，以至後來出現一些新地名，如“紅溪” (Angke)就是因為當時華人鮮血染紅溪水而得名。在幹冬圩或又稱賈提内加拉 (Jatinegara)有個地名叫拉瓦邦蓋 (Rawa Bangke, 意為屍沼)，就是因為華人自衛軍戰鬥失敗，沼澤裡浮着大量華人屍體而得名。塔納阿邦意為“紅土地”，因為華人的鮮血浸紅了泥土。
給總督送了一車銀子的“甲必丹”連富光當時也被封閉在家，瓦爾克尼爾總督并沒有放過他。1741年出版的荷屬東印度公司日志記載了連富光一家的下場。
“下午，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民團 (Penisten) (公司雇員，屬于殖民地民兵)從他們的城堡列隊出發，前往城區，奉命與騎兵部隊一同包圍連富光甲必丹 (Kapiten Nie Hoe Kong)的住宅。範.奧斯登上尉率領擲彈兵進入陣地待命。 範.奧斯登上尉用車拖帶2門大炮，目的是摧毀連富光甲必丹的住宅及其鄰近所有華人的房屋，把他們逼出家門。荷屬東印度公司估 計華人必定會這麼做，是以指令部隊擺開進攻姿态，随時準備占領上述整個地區。從指揮部 (城中炮陣地，約位于華人房屋四點鐘方位)，從魯瓦馬六甲 (Reowa Malacca，連富光家所在 街名)的方向，從大河東岸同時發起攻擊，迫使華人不得不出屋投降，否則就會命喪炮火。”
完全包圍華人住宅區後，荷屬東印度公司部隊按照計劃，于17時發起全面攻擊。報告中說：城中指揮部的大炮同時向包圍圈中的華人住宅開火。開花炮彈的爆炸使華人房屋陷入一片火海。一些困于火海的華人為避免被活活燒死而往外逃，但被迎面射來的子彈射殺。
連富光的家宅被範.蘇赫特蘭中尉的部隊包圍了一整夜，連富光此時也隻能困獸猶鬥，與50名奴仆及家人一齊抵抗荷蘭軍隊，拒絕投降。這是城内唯一堅持反抗的華人家庭，在激戰一夜後，連家大宅被攻破并焚毀，時年三十歲的連富光化裝成婦人企圖突圍，但在大街上被捕，挨了一頓毒打後被投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城堡大牢。他被判了25年徒刑，後流放到安汶，五年後病死，八個子女都不知去向。
兩周後，1740年10月22日，荷蘭殖民者才下令制止這場種族大屠殺。在這次事件中華人死難者超過了10000人，包括500名被捕者和在醫院中的傷病員，500人重傷，700多間房屋被毀，無數财物被搶掠。有傳教士報告說包括城外的華人死難者，總數在幾萬以上。東印度公司的官方報告說：荷蘭人和其他歐洲人無論軍人、平民都共同實施了這場浩劫和屠殺，土著人部隊充當幫兇，而且表現更加殘忍貪婪。
城内大屠殺
3、 中國人戰争
瓦爾克尼爾總督在大屠殺兩周後宣布大赦，巴達維亞周邊此時僅存3431名華人，包括 1442名商人，935名土地經營者和種植園園丁，728名甘蔗園和林場雇工，236名木匠和石 匠，這些華人沒有參加此後的華人起義。
戰争第一階段：
紅毛夷--荷蘭殖民者的野蠻暴行，激起了全體印尼華人的極大憤怒。當年的爪哇島雖然為荷蘭人控制，但東部内陸還存在幾個半獨立的土邦蘇丹國，其國内也有不少華人。爪哇中部和東部荷蘭殖民者也開始到處屠殺華僑時，惹巴拉的華人立刻集結起來反擊，并與從巴達維亞城郊撤退的華人武裝會合，在黃班帶領下屢次打敗荷軍的圍攻，并乘勝攻入南巴。
中爪哇的淡目華人集結起來，推舉一位“先生”（不知名的華人）為首，舉事起義，打跑了淡目的荷蘭駐軍。
葛羅波幹的華人推舉馬占先生和小德兩人為首領，聚集起來武裝自己。
爪哇各地也有土著群眾乘機紛紛起事反荷，與華人并肩作戰。他們迅速占據了荷蘭軍隊的祖阿那堡壘，包圍了三寶壟城。這次起義很快蔓延到全爪哇島，并波及到井裡汶和勃良安等地，因為與荷蘭人作戰的主力基本是華人華裔，這次戰争在印尼曆史及荷蘭東印度公司官方報告中，直接就被稱為“中國人戰争”。
華人們誓為死難同胞複仇，全爪哇各地的華人華僑一緻行動起來，到了11月上旬，已有18000名華僑集結于巴達維亞郊外, 聲勢浩大, 準備第二次進攻巴達維亞城。
荷蘭人全體動員，軍隊除派一部分士兵手持刀斧防守城内各街道外，其餘全體出動。11 日，華人武裝同荷蘭軍在城外進行血戰，對荷蘭軍陣型反複沖殺，力圖貼身肉搏，殺敵頗多。但華人隊伍缺乏紀律和訓練，缺乏火器，損失慘重，攻城失敗，被迫撤退。
1741年3月，泗水的馬打藍王巴固.布窩諾二世想借華人的力量把荷人驅逐出境，也參加了反荷戰争。華人和馬打藍聯軍隊伍攻占了加達蘇拉，奪取了荷蘭殖民軍的堡壘，擊斃荷蘭軍司令，數百荷軍官兵被俘，不投降者悉被起義軍消滅。
華人在戰鬥
戰争第二階段：
此時戰鬥遍布全爪哇島，華人雖然武器差、部隊缺乏訓練，但還是占據了一部分優勢。荷蘭殖民者人員、經濟損失慘重，多支起義隊伍使荷蘭殖民者處于到處挨打的狼狽境地。但是，爪哇那些土著貴族并不可靠，荷蘭人引誘了馬打藍土邦的附庸馬都拉土王查甯格特。1741年7月，馬都拉人臨陣叛變投敵，導緻起義隊伍分裂。兩班土著人自相殘殺，各個土著小國混戰成一團亂麻。荷蘭人調集了印尼各地援軍沿海岸線進攻，荷蘭戰艦跟随步兵，用大炮掩護步兵攻擊。華人起義者獨力難支，遭受兩面夾擊，1741年11月13日，三寶壟城包圍圈被荷蘭人打破了。華人武裝在爪哇沿海一帶無法立足，不能持久作戰，不得不向爪哇内地轉移。
馬打藍王巴固.布窩諾二世參加華人起義，本來就想着乘機撈一把，并沒有決心和荷蘭人決一死戰。1741年底，戰争局勢開始變得對起義者不利時，馬打藍王動搖了，打算和荷蘭人講和。在華人的鼓動下，馬打藍人沖進王宮，燒毀了馬打藍王的宮殿，将巴固.布窩諾二世王趕走。國王的孫子馬斯.加連地被推舉為新王，黃班、“先生”等華人領袖帶着華人武裝紛紛轉移到此地，和馬打藍人結盟抗荷。
戰争第三階段：
然而，爪哇土著并不可靠，很不可靠。1742年，加達蘇拉被馬都拉土王查甯格特部隊攻占，馬打藍新王馬斯.加連地年紀才十歲，經不起荷蘭人的威逼利誘，很快就投靠了荷蘭人，馬打藍人與華人分道揚镳。
華人武裝在阿森（Asem）和荷蘭、馬都拉人聯軍對陣，被打得大敗。此後華人武裝失去了根據地，隻能在爪哇島南部山區打遊擊。本島土著紛紛轉換陣營，背刺華人武裝，導緻了華人起義最終慘敗，各路起義武裝相繼被荷蘭殖民者鎮壓下去。在爪哇島山區打遊擊的華人武裝堅持到了最後，1743年，他們在孤立無援、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失敗。黃班本人堅持到最後，獨自一人渡海去了巴厘島。
荷蘭軍官和他的土著人太太
4、結局
荷蘭人獲得最後勝利，順手兼并了爪哇的整個北海岸和馬都拉土邦的剩餘部分。1743─1744年，馬都拉人起義。他們曾在中國人戰争中站到了荷蘭人這邊戰鬥，夢想能獲得獨立。而荷蘭人壓根就不理會他們的期望，是以就起兵反抗。這一次，沒有華人幫助他們，起義最後被鎮壓。
紅溪事件後，荷蘭東印度公司連續多年虧損嚴重，巴達維亞城百業凋敝，城内幾乎成了廢墟，除了那些搶劫者個人确實發了筆橫财。總督瓦爾克尼爾管轄下的爪哇殖民地全境連續多年缺糧，中國商船不願再來巴達維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國際貿易損失慘重。
公司董事會大怒，下令召回瓦爾克尼爾總督進行徹底的調查。不學無術的種族主義者瓦爾克尼爾一開始還很蠻橫，想把此次事件的責任甩鍋給其部下範.因霍夫。最終他被撤職，在好望角被判死刑。荷蘭人并非因為瓦爾克尼爾主導了對華人的種族主義大屠殺而處死他，僅僅是因為瓦爾克尼爾給荷蘭東印度公司造成了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是以才處死他。
紅溪事件發生後，福建總督策楞從逃回祖國的華商這裡得知了消息，将此事奏報清王朝， 清廷并沒有為華僑作主，既不出師問罪，也不移文聲讨，認為這些華僑是“内地違旨不招回， 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荷蘭人還是很擔心清廷問罪的，大屠殺的第二年，總督瓦爾克尼爾派使臣去北京奉書謝罪，言辭謙卑，并為其殘暴行為百般辯解。乾隆帝回答說:“莠民不惜背棄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
這話和西班牙人在馬尼拉第一次屠殺華人之後，明朝萬曆帝的《谕呂宋檄》異曲同工：“海外争鬥，未知禍首；又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遊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兵之反以勞師”。
清廷的言行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敗及對“海外赤子”的漠不關心, 這也是此次“中國人戰争”失敗的原因之一。東南亞的華人移民，确實是“沒有帝國的商人”。
荷蘭人在印尼的舒服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