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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十纵司令宋时轮“被俘”,国军营长来敬礼:我是地下党员

济南战役胜利以后,山东除青岛等个别地区基本解放。此时,位于徐州的刘峙集团已经处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夹击之下。毛主席不失时机地下令,发动淮海战役,向徐州发起进攻。

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曾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淮海战役前夕,敌军刘峙集团以徐州为中心,在两条铁路周边布下重兵,形成“一点两线”的防御阵线。

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接到命令后沿津浦路急速南下。10纵是1947年由原渤海军区第7师、第11师合编而成的,司令员宋时轮。这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能攻善守,敌军邱清泉兵团中流传着

“排炮不动,必是10纵”

的说法。

就在大战开打前一天晚上却发生意外,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竟被敌军俘虏。

主力部队的指挥官被俘,势必影响到战役的发起,进而影响到整个淮海战役的大局。这简直就是一个惊天大意外。

作为纵队司令,宋时轮不必亲赴前线战斗,他也配备了相当的警卫力量,但为何会被敌军俘虏呢?

宋时轮打仗有个特点,喜欢亲临前线察看地形再布置战斗。

1948年11月5日正是淮海战役打响的前一天,

这天晚上,宋时轮带着4个警卫坐着吉普车到前线察看完地形,准备返回司令部驻地。

由于天已经大黑,司机又不熟悉道路,他们找了一个向导带路。但在交流过程中,向导可能听错了他们的话,把他们带到了大运河北岸韩庄敌军防区。

当他们距离韩庄百余米远时,突然听到“呯呯”两声枪响,接着一群敌军士兵蜂拥而上,拿枪指着他们说:“缴枪不杀!”这时宋时轮等人才意识到闯入了狼窝。

奉命驻守运河大桥的是敌军111团3营,营长王世江听到枪声也赶到现场。他看到几个身着解放军军装的人便问:“你们到底来这里干什么的?”

1948年,十纵司令宋时轮“被俘”,国军营长来敬礼:我是地下党员

宋时轮的警卫员抢着回了话:“我们都是侦察兵。”

王世江听了说:“既然这样,就到我的营部来谈谈吧。”

几个人被带到营部,王世江再次问他们:“你们到底是来这里干什么的?”

宋时轮心想,这下跑是跑不掉了,干脆随机应变。他大声说:“我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我们是来劝你弃暗投明的。”

王世江听到宋时轮的名字,立即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说道:“我是国军第59军111团3营营长王世江,请长官训示。”

这一句话,让宋时轮等人面面相觑,心想这是要上演哪出戏?他严厉地说道:“我部已经完成进攻准备,到时大炮一响,你们恐怕后悔也来不及。我奉劝贵部还是撤出工事,站到人民一边。”

王世江看众人一时反应不过来,

又接着说:“宋司令,我是地下党员。”

一个国军营长见了解放军纵队司令员,为何会说自己是地下党员?他的真实身份到底如何?宋时轮和王世江会有怎样的结局?

王世江是山东乐陵人,1914年出生,只读过私塾和三年小学。山东早在清末就被列强瓜分,这里的人民受尽欺压,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对侵略者的仇恨无比强烈。

长城抗战时,宋哲元领导的29军在喜峰口以大刀击溃日军,一战成名,获得极高的声望。1936年

,宋哲元回老家山东乐陵招学兵,王世江便报名参军,

成为29路军110旅一名士兵。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包围宛平城。次日,驻守在卢沟桥上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当时王世江担任手枪班班长,旅长何基沣命他和另一名班长到前线219团3营督战,他们两人顺着高粱地往前线赶。途中听到有车辆声音,发现4辆日军军车正迎面驶来。

王世江躲在高粱地边上,等日军军车距离20多米时,猛地一下冲出去朝着最前面一辆车连开数枪,将司机击毙,然后转头就跑。后车的日军架起机枪一顿扫射,但王世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王世江第一次击毙鬼子,他回去高兴地向旅长何基沣报告。没想到旅长听了却有些生气:“你们打几枪就跑了,为什么不提几个鬼子人头回来?”

1948年,十纵司令宋时轮“被俘”,国军营长来敬礼:我是地下党员

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日军未占到便宜,便使出缓兵之计。假装谈判,以等待大部队增援。29军高级将领对局势出现误判,以至后来陷入被动。

日军大批增援赶到后,29军不得不撤出防区。王世江随部队撤退到河北省泊镇附近。那时110旅已经改编成179师,何基沣任师长。

由于汉奸出卖,日军获知了179师师部部位置,派出数百个便衣突然包围了师部。手枪连全力掩护何基沣突围,激战两个多小时伤亡过半。

王世江在激战中中弹,左臂被打骨折,肌肉被打掉一大块,他带领的班,10人中有6人牺牲,2人受伤。两个战士架着他冲出了重围。

当部队集合准备向南撤时,老蒋却令26路军堵住了黄河渡口,就连王世江这样的伤兵也不让渡河。这让士兵们极为愤慨,正在大家叫骂着老蒋的时候,他派的特务乘坐铁甲车要去前线督战,被士兵拦住。

士兵们强行把伤兵们抬上车,特务怕引起冲突,不敢声张。王世江被送到济南,

当医生打开他臂上的绑带时,发现伤口已经发臭,烂肉脓血中已经长蛆。

医生皱着眉头说:“只有锯掉了。”

手臂没了还怎么打鬼子?王世江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打听到兖州有个国军的重伤医院。于是又辗转来到兖州,然而这是中央军嫡系的医院,同样是上前线打仗受伤后的待遇却大不相同。

嫡系部队的伤病员有大米吃,有床睡,要什么药有什么药,老蒋来慰问时还发了10元钱。而地方部队的伤病员只能吃粗粮,打地铺,每天只是用盐水清洗一下伤口,慰问金也只有5元。

王世江住了两天后,才来一个医生给他检查,他得到同样的答案:“必须锯掉手臂,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王世江生气地说:“保不住命也不锯。”

医生并没能帮助到他,反而增加了他的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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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另一位年轻的医生对他比较同情,帮他治疗时说:“你咬牙忍着,我用小刀把你伤口里的腐肉刮掉,也许会慢慢愈合。”

王世江把手帕咬在嘴巴里,医生一刀一刀把他伤口的腐肉和骨头外层发黑的地方刮了一遍,果然十多天后他的伤口便开始愈合。

后来由于待遇不公,地方部队的伤病员把医院给砸了,还打了院长。

王世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尽管伤未痊愈,也无法在医院待下去。

29军虽然积极抗日,但仍然是一支旧军队,上级军官动辄打骂士兵。而这次受伤,又让王世江看清了老蒋的本质。加上当时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并挺进敌后开辟根据地,王世江便打算回部队联络了几个可靠的人,搞到枪支弹药后去延安投靠八路军。

当时29军中的地下工委书记邱晓亭听说此事后,急忙找到王世江劝说:“你们去延安是正义之举,如果去那里是为了抗日,不如现在把旧部队组织起来,对抗战作用更大。”

王世江觉得邱晓亭说得很有道理,打消了去延安的想法。在邱晓亭的培养下,

王世江于1938年秋秘密加入了党组织。

后来179师师长何基沣也秘密入了党,王世江便被派去当他的通信员。

根据组织安排,何基沣在部队中创建了搜索队和学兵队,并吸收进步青年,慢慢改造旧部队。王世江还当上了学兵队队长。

抗战期间,何基沣曾多次暗中帮助新四军。

一次,他得知新四军经济比较困难,便决定从部队薪饷里面挤出一万块钱交给李先念部使用。这笔钱分别由刘放携带六千元、项廼光携带四千元送到新四军。

在途中住店时,项廼光说有事外出一趟,结果到晚上仍未回来。刘放预感事情不妙,立即转移。

事后得知,项廼光外出时被第五战区特务盯上,被捕后不久便叛变。

他供出了29军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还说何基沣通共。

李宗仁向老蒋打了报告,老蒋便下令何基沣到重庆受审。

党组织负责人王西萍也将撤离。他对王世江说:“目前怀疑你的人不多,只要谨慎处置,估计没有大危险。组织上反复考虑,决定把你留下来,继续潜伏斗争,你有什么想法?”

王世江说:“我服从组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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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萍最后交代:“注意要当官,掌握枪杆子,不要想着发财。要多交朋友,但暂时不搞发展工作。等接到组织命令时,你能把部队带出来就是好同志。”

王世江平时在部队里比较活跃,自然也受到了怀疑,不过他早有准备。何基沣和王西萍没走多久,总部军法处处长曹乃武就下来调查。此人曾是学兵连的教官,与王世江有师生之谊,关系尚可。

曹乃武先是到王世江的宿舍看了一圈,然后指着床边的一个箱子问:“里面装的是什么?”

王世江打开箱子,里面是三条日本烟。他笑着说:“老教官,这是从游击区买来的,你拿两条去抽吧。”

曹乃武又指着床上一条崭新的日本军毯问:“这也是买来的吗?”

王世江说:“这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年轻人用不着,老教官你拿去做个纪念吧。”

过后,王世江又吩咐人做了一桌酒菜,请曹乃武喝酒。几杯酒下肚后,曹乃武开门见山地问:“我这次来,是听说你跟共产党交朋友。何基沣是蒋委员长亲自下令调去重庆的,他恐怕难以回来了,万一他带出你的情况,到时候你就被动了。”

曹乃武喝了一口酒又接着说:“你知道什么事就主动讲出来,你还年轻,这关系到你今后的命运。我们师生一场,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王世江听完便知道曹乃武手上没有证据,

他只是想从自己身上抓住何基沣的把柄。

便说:“何师长坚决抗日,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人。老教官,你也跟他一样是我学习的榜样。

难道因为他抗日就说他通共?我看他是被诬陷的。

两人绕来绕去,王世江没有说漏半句,反而把曹乃武灌得烂醉,最后赔了两条烟、一条军毯加一百元钱把他送走了。

由于有冯玉祥等西北军将领担保,何基沣得以顺利返回部队。不过老蒋同时也派来一些政工人员监视部队,这些人实际上是军统特务。

他们来了以后拉拢了一些原先与王世江走得比较近的人。

王世江虽然未曾公开身份,但这些好友隐约知道。一天,王世江的一位好友褚同霖旁敲侧击地对他说:“这次何基沣要不是在重庆有门路,恐怕回不来。他可能已经倒向老蒋了,咱们下面这些人得跟着他转才有出路,不然要吃大亏!”

王世江为这位好友立场的转变感到非常失望,决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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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王世江

他说:“兄弟,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鬼子从我身上打掉一块肉,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是个无党派人士,不怕别人在我身上耍花样。但我要知道有谁诬陷我,那我就是六亲不认。”

这时,王世江猛地站起来掏出腰间的手枪,说:“老弟,你看地上两只蚊子,我想打哪只就打哪只。”说完,呯呯开了两枪。

褚同霖吓得跳起来,定了定神才说:“大哥,我只是跟你说说心里话,不要误会。以咱们的关系,别说你不是共产党,就算真是我也不会说出去。”

抗战胜利后,老蒋挑起了内战。初期,新四军五师被蒋军重兵包围在中原地区。

部队突围时,一些女同志因怀孕无法随军行动。

地下组织曾安排过19名女同志到王世江徐州的家属处,由他想法办送到解放区。

但到一位名叫杨炬的同志时,搞来的护照已经用完了

。那时候形势比较紧张,没有通行证是难以送到解放区。王世江想了想便去找冯治安的秘书张闻达。

张闻达问王世江:“你要护照干啥?”

王世江说:“现在这里打仗,家属在这不安全,我准备把它们送到济南去。”

当时王世江手上有28个吃空饷的名额,他分了一个给张闻达,张很爽快地帮他办了一张空白护照。后来,

王世江又用自己的妻儿作掩护,将杨炬送到临沂新四军军部。

王世江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位杨炬同志就是日后的开国大将王树声的妻子。

1948年10月下旬,徐州地区两军调动频发,大战在即。已经担任营长的王世江奉命带队驻守陶庄煤矿,而师部派了一个谍报参谋慎启元跟着他,监视部队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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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炬

此人在场,要把部队拉出去起义可能会遭到阻碍,如果要直接干掉他又怕打草惊蛇。思来想去,王世江决定还是用钱收买。他找到慎启元说:“慎参谋,现在大战在即,你安排好后路没有。”

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元金圆券给慎启元并说:“你的家属还在徐州,打起仗来是很危险的,你先回去安置吧。”慎启元见自己一直被提防,处境又十分危险,果然拿了钱走人了。

慎启元走了不久,王世江接到命令撤回大运河南岸,向徐州方向收缩。此时何基沣秘密告诉他,仍留在运河北岸联系接应解放军。直到他们意外遇到走错方向的宋时轮。

其实,

当宋时轮听王世江自称地下党员时还有点不相信

,问道:“你同我军什么人联系,有什么任务?”

王世江回答说:“我同敌工部杨思德联系,他昨天刚向我传达陈毅司令员的命令,让我掌握好部队,待命行动。”

这时宋时轮才笑着说:“差点大水冲了龙王庙。”他下令王世江带着全营官兵率先起义。

王世江送走宋时轮之后,就命令全营集合并通知一营、二营。就这样,整个团都向指定地点开拔。

宋时轮回到驻地时,天已经大亮。政治部主任等了他整整一个晚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看到宋时轮回来才松了口气,宋时轮开玩笑说:“要不是王世江同志,我们恐怕已经光荣了。”

1948年,十纵司令宋时轮“被俘”,国军营长来敬礼:我是地下党员

何基沣和张克侠

就在宋时轮回去的两天后,何基沣、张克侠也带领两万多人起义,为华野主力拦截并围歼黄百韬兵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王世江是这次起义中最先投奔我军的部队。

解放后,王世江先后到锦州、黑龙江等地工作,担任过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1974年离休。

宋时轮误入敌人却又碰到自己人,看似意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战争时期,我军情报工作非常出色,在敌营中布下了大量“闲棋冷子”。地下党员,有的获取了敌人重要情报,有的策反了敌人高级将领,为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反观敌军,到淮海战役前夕已是摇摇欲坠之势,弃暗投明当然是他们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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