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革时期。封建礼法趋于崩溃，社会局势变迁快速，时代环境明显与西周不同。
民间学术文化蓬勃发展，造就不少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游走于各国之间，左右各国形势；生产技术与工具的进步，促进农工商业发达；宗法制度衰退，王室力量削弱，诸侯势力增强，政局变化剧烈。
种种转变都使得旧有制度面临不合时宜的窘态，然而新兴制度却尚未建立完全。新旧制度杂陈，使得时代现象更显紊乱。
时代的巨变
宗法制度在西周时代的漫长发展下，已经现出疲态，诸侯封国与周王室的宗法依附关系日益淡薄，于是宗法制度的约束力渐趋微弱。周王室实力日衰，诸侯国力却有增长之势，因而诸侯力求独立与争取霸权的企图心渐强，在周室东迁后，此种情况愈趋明显。
周公完善了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衰退的同时，时代也面临剧烈的改变。在这期间内所出现的各种变革，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成为影响时代发展的重要变因。时代的巨变伴随着诸侯争霸与图强的激烈竞争，于是掀起改革变法的狂热风潮。
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动，简言之，是一场“礼”与“法”之争。无论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方面，皆与西周产生完全不同的型态。而时代变动之中，春秋与战国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政治方面，春秋五霸虽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实则已在挑战宗法礼治制度。尤其越到春秋后期，霸王权力几要凌驾于周天子之上，唯名义上仍以天子为天下共主。
于是宗法制度失去作用后，天下秩序大乱，为寻求解决之道，因而产生法治制度逐渐凌驾于礼治主义之上的趋势。成文法的出现正式宣告此一趋势的到来，春秋时代首先有郑国子产“铸刑书”，晋国稍晚亦有赵鞅“铸刑鼎”，同样是将法令行诸于文字，象征新时代的社会控制力必来自于法律而非礼制。
孔子虽批评赵鞅，且致力于礼治制度的维护，亦无力阻挡时代巨变的洪流。时代形势的转变说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制度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已经不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的法治制度。
《国家宝藏》赵鞅剧照
宗法制度约束力的削弱，同时也反映在人才的任用上。春秋时代用人仍遵循宗法传统，选人任职时依然倾向用有血缘关系的贵族，要“故旧不遗”。尚贤之风虽已兴，然而平民为官犹未成为主流。
春秋中叶以后，各国公室势力渐衰，各国政权几乎集中在大夫之手。至向戌弭兵之会后，对外战争减少，国家发展重心在内，于是大夫之间的争权愈形严重。部分国家最后竟被大夫所取代，建立起全新国家。
战国之初，各国为防再蹈大夫专政的覆辙，特别是卿族所建之国更是防之甚严，纷纷在内政上打破宗法贵族的权力，实行尚贤为主、不论出身的用人方式。
文化方面，百家争鸣，尚贤风盛。春秋时代始，由于学术流入民间，因此平民之中出现不少贤才，加以社会关系型态转变，血缘关系淡薄，诸侯为巩固其权势地位，常汲汲于有才能且无背景的平民中求才。一方面增加自我实力，另一方面借此削弱贵族势力。知识分子游走各国，受到国君重视，显示出时代用人趋势的改变。
于是知识分子成为左右政局的要因之一。“士”阶层开始兴起，他们普遍存有“君主不用则去”的心态，但因文化传统不同，仍旧存有地域差异。若以函谷关为界，可以划分出山东六国与秦的两大世界。
东方士人包括楚国，与当下政治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不治而议”的倾向，尤其以稷下学士为代表类型。稷下学士喜议论政事，但是多半属于不治而议论，以保证自身相对独立为前提；秦国士人则积极参与政治的具体运作，在放弃文化立场的前提下，为秦国内政、外交发挥极大作用。
然而，秦国士人除了商鞅之外，不见其他人留下文化资产；相对的，山东六国士人则留下丰富文化遗产。“为学”与“入仕”在春秋战国士人心中，似乎无法并行。孰轻孰重，诸子看法皆不相同，这正突显出时代思想自由的活泼性。
《大秦帝国》商鞅剧照
经济方面，生产技术与工具的进步，使农业更加发达，也带动了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加以货币流行、人口增加、都市兴盛、职业分化等时代趋势，工商业十分活跃。然而，战国时代因为战争频繁，粮草消耗量大，列国存亡兴衰与农业发达与否关系密切，重农思想顺势发展，工商业因而受到限制。
军事方面，春秋时代中原诸侯征战，主要是“南北对立形势”，即北方的齐、晋与南方的楚、吴争夺霸权。当时多在平原作战，战法以车战为主。但是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及目的的转变，步兵重要性增加，于是需要更多军力。因而列国莫不打破国野之分，以求扩大兵源。
时至战国，诸侯更加强实行普遍征兵制度，建立常备军。配合郡县制及地方什伍组织的推行，各国大力扩张军力，列国所拥有的军队数量远远超过春秋时代，名副其实地成为“战国时代”——一个军国主义猖獗的时代。兼并与统一天下成为强国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弱国唯有谨事大国以求生存。
《大秦帝国》秦国军队剧照
新兴国家的出现
除了“时代的巨变”令人瞩目之外，“新兴国家的出现”亦是春秋战国之交的大事。
由于春秋时代开始，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势力明显有所消长，如同周王室无力控制诸侯实力增长，部分国家的卿大夫势力逐渐坐大，进而掌控政权，最后竟取公室而代之，建立起全新的国家。
这些新兴国家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为易名易姓，如韩、赵、魏等国即是由晋国脱胎而出，不但君主易人，国家名称亦完全更新；一为易姓不易名，如齐国便由大夫田氏代公室姜姓而治，国名虽同，君主却已易人。
春秋时代，晋国于献公在位期间，为防桓庄旧族势力威胁公室，献公于是采用大夫士蒍之计，尽杀桓庄二族之公子，并迁都绛，借此稳定了君权；后因王位继承问题，晋国发生内乱，晋国公室在内乱中互相残杀，贵族势力大为减弱，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历经万难终于返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对于有功大臣大加封赏，成为晋国政坛的新势力。由于君臣多非同姓同族，因而形成晋国卿大夫中，异姓比例多于同姓的特殊状况。
《东周列国·春秋篇》晋献公剧照
又晋国于献公时期开奖励军功之先例，给予立功者以政军特权和经济利益，影响所及，春秋中期以后，一些非公族的异姓卿族几乎掌控了晋国全部军政大权，他们得势的主要途径就是军功制度。
随着异姓卿族政权的扩展，晋国君主地位面临不保之忧。春秋后期，晋国公室势力更衰，齐臣晏婴使晋，晋臣叔向便忧心告之“晋国之政，将归六卿。”后来晋国政权果被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等六家大夫瓜分。
六卿皆曾进行改革，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对田亩制和税制的改革。其中赵氏采取最大亩制又不征收地税，最得人心。据《韩非子》记载，晋平公曾问叔向群臣孰优，叔向回答赵氏最贤，可知赵氏能得人心绝非意外。
六卿彼此之间互相争战，最后由韩、赵、魏三卿获胜。三家大夫共分晋国政权与土地，并在战国初年获得周天子的认可，受封为诸侯。韩、赵、魏虽属新兴国家，但是在文化传统及地理环境上同出一源，故并称为“三晋”，彼此之间也甚少征战。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剧照
齐国君主在桓公之后，多为平庸之辈，而大夫田氏则大肆收买人心。晏婴曾私下对叔向说“齐国之政，其卒归田氏矣。”果如他所料，齐悼公时，田氏为相，进一步掌握了齐国政权。齐康公十八年，田和与魏文侯相会浊泽，请为立诸侯；次年，周安王同意文侯之议，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
这些新国家象征东周政治型态的转变，天下霸权已由周王室之手转移到诸侯身上，面对争霸与兼并的竞争风潮，天下秩序势必混乱不已。
这是一个不安却充满活力的时代，求“变”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也成为解救困境的灵药。在这场国与国的生存竞争之中，唯有强者可以存活，弱者难逃被吞并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