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之際，是中國曆史上一大變革時期。封建禮法趨于崩潰，社會局勢變遷快速，時代環境明顯與西周不同。
民間學術文化蓬勃發展，造就不少優秀知識分子，他們遊走于各國之間，左右各國形勢；生産技術與工具的進步，促進農工商業發達；宗法制度衰退，王室力量削弱，諸侯勢力增強，政局變化劇烈。
種種轉變都使得舊有制度面臨不合時宜的窘态，然而新興制度卻尚未建立完全。新舊制度雜陳，使得時代現象更顯紊亂。
時代的巨變
宗法制度在西周時代的漫長發展下，已經現出疲态，諸侯封國與周王室的宗法依附關系日益淡薄，于是宗法制度的限制力漸趨微弱。周王室實力日衰，諸侯國力卻有增長之勢，因而諸侯力求獨立與争取霸權的企圖心漸強，在周室東遷後，此種情況愈趨明顯。
周公完善了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衰退的同時，時代也面臨劇烈的改變。在這期間内所出現的各種變革，既是時代的産物，也成為影響時代發展的重要變因。時代的巨變伴随着諸侯争霸與圖強的激烈競争，于是掀起改革變法的狂熱風潮。
春秋戰國時代的大變動，簡言之，是一場“禮”與“法”之争。無論在政治、文化、經濟、軍事方面，皆與西周産生完全不同的型态。而時代變動之中，春秋與戰國之間也有着明顯的差異。
政治方面，春秋五霸雖以“尊王攘夷”為号召，實則已在挑戰宗法禮治制度。尤其越到春秋後期，霸王權力幾要淩駕于周天子之上，唯名義上仍以天子為天下共主。
于是宗法制度失去作用後，天下秩序大亂，為尋求解決之道，因而産生法治制度逐漸淩駕于禮治主義之上的趨勢。成文法的出現正式宣告此一趨勢的到來，春秋時代首先有鄭國子産“鑄刑書”，晉國稍晚亦有趙鞅“鑄刑鼎”，同樣是将法令行諸于文字，象征新時代的社會控制力必來自于法律而非禮制。
孔子雖批評趙鞅，且緻力于禮治制度的維護，亦無力阻擋時代巨變的洪流。時代形勢的轉變說明，“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禮治制度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力已經不敵“内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的法治制度。
《國家寶藏》趙鞅劇照
宗法制度限制力的削弱，同時也反映在人才的任用上。春秋時代用人仍遵循宗法傳統，選人任職時依然傾向用有血緣關系的貴族，要“故舊不遺”。尚賢之風雖已興，然而平民為官猶未成為主流。
春秋中葉以後，各國公室勢力漸衰，各國政權幾乎集中在大夫之手。至向戌弭兵之會後，對外戰争減少，國家發展重心在内，于是大夫之間的争權愈形嚴重。部分國家最後竟被大夫所取代，建立起全新國家。
戰國之初，各國為防再蹈大夫專政的覆轍，特别是卿族所建之國更是防之甚嚴，紛紛在内政上打破宗法貴族的權力，實行尚賢為主、不論出身的用人方式。
文化方面，百家争鳴，尚賢風盛。春秋時代始，由于學術流入民間，是以平民之中出現不少賢才，加以社會關系型态轉變，血緣關系淡薄，諸侯為鞏固其權勢地位，常汲汲于有才能且無背景的平民中求才。一方面增加自我實力，另一方面借此削弱貴族勢力。知識分子遊走各國，受到國君重視，顯示出時代用人趨勢的改變。
于是知識分子成為左右政局的要因之一。“士”階層開始興起，他們普遍存有“君主不用則去”的心态，但因文化傳統不同，仍舊存有地域差異。若以函谷關為界，可以劃分出山東六國與秦的兩大世界。
東方士人包括楚國，與當下政治間的關系随着時間的推移逐漸形成“不治而議”的傾向，尤其以稷下學士為代表類型。稷下學士喜議論政事，但是多半屬于不治而議論，以保證自身相對獨立為前提；秦國士人則積極參與政治的具體運作，在放棄文化立場的前提下，為秦國内政、外交發揮極大作用。
然而，秦國士人除了商鞅之外，不見其他人留下文化資産；相對的，山東六國士人則留下豐富文化遺産。“為學”與“入仕”在春秋戰國士人心中，似乎無法并行。孰輕孰重，諸子看法皆不相同，這正突顯出時代思想自由的活潑性。
《大秦帝國》商鞅劇照
經濟方面，生産技術與工具的進步，使農業更加發達，也帶動了工商業的高度發展。加以貨币流行、人口增加、都市興盛、職業分化等時代趨勢，工商業十分活躍。然而，戰國時代因為戰争頻繁，糧草消耗量大，列國存亡興衰與農業發達與否關系密切，重農思想順勢發展，工商業因而受到限制。
軍事方面，春秋時代中原諸侯征戰，主要是“南北對立形勢”，即北方的齊、晉與南方的楚、吳争奪霸權。當時多在平原作戰，戰法以車戰為主。但是随着戰争規模擴大及目的的轉變，步兵重要性增加，于是需要更多軍力。因而列國莫不打破國野之分，以求擴大兵源。
時至戰國，諸侯更加強實行普遍征兵制度，建立常備軍。配合郡縣制及地方什伍組織的推行，各國大力擴張軍力，列國所擁有的軍隊數量遠遠超過春秋時代，名副其實地成為“戰國時代”——一個軍國主義猖獗的時代。兼并與統一天下成為強國發動戰争的主要目的，弱國唯有謹事大國以求生存。
《大秦帝國》秦國軍隊劇照
新興國家的出現
除了“時代的巨變”令人矚目之外，“新興國家的出現”亦是春秋戰國之交的大事。
由于春秋時代開始，諸侯與卿大夫之間勢力明顯有所消長，如同周王室無力控制諸侯實力增長，部分國家的卿大夫勢力逐漸坐大，進而掌控政權，最後竟取公室而代之，建立起全新的國家。
這些新興國家又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為易名易姓，如韓、趙、魏等國即是由晉國脫胎而出，不但君主易人，國家名稱亦完全更新；一為易姓不易名，如齊國便由大夫田氏代公室姜姓而治，國名雖同，君主卻已易人。
春秋時代，晉國于獻公在位期間，為防桓莊舊族勢力威脅公室，獻公于是采用大夫士蒍之計，盡殺桓莊二族之公子，并遷都绛，借此穩定了君權；後因王位繼承問題，晉國發生内亂，晉國公室在内亂中互相殘殺，貴族勢力大為減弱，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曆經萬難終于返國即位，是為晉文公。晉文公對于有功大臣大加封賞，成為晉國政壇的新勢力。由于君臣多非同姓同族，因而形成晉國卿大夫中，異姓比例多于同姓的特殊狀況。
《東周列國·春秋篇》晉獻公劇照
又晉國于獻公時期開獎勵軍功之先例，給予立功者以政軍特權和經濟利益，影響所及，春秋中期以後，一些非公族的異姓卿族幾乎掌控了晉國全部軍政大權，他們得勢的主要途徑就是軍功制度。
随着異姓卿族政權的擴充，晉國君主地位面臨不保之憂。春秋後期，晉國公室勢力更衰，齊臣晏嬰使晉，晉臣叔向便憂心告之“晉國之政，将歸六卿。”後來晉國政權果被趙氏、魏氏、韓氏、智氏、範氏、中行氏等六家大夫瓜分。
六卿皆曾進行改革，特别是在經濟方面對田畝制和稅制的改革。其中趙氏采取最大畝制又不征收地稅，最得人心。據《韓非子》記載，晉平公曾問叔向群臣孰優，叔向回答趙氏最賢，可知趙氏能得人心絕非意外。
六卿彼此之間互相争戰，最後由韓、趙、魏三卿獲勝。三家大夫共分晉國政權與土地，并在戰國初年獲得周天子的認可，受封為諸侯。韓、趙、魏雖屬新興國家，但是在文化傳統及地理環境上同出一源，故并稱為“三晉”，彼此之間也甚少征戰。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桓公劇照
齊國君主在桓公之後，多為平庸之輩，而大夫田氏則大肆收買人心。晏嬰曾私下對叔向說“齊國之政，其卒歸田氏矣。”果如他所料，齊悼公時，田氏為相，進一步掌握了齊國政權。齊康公十八年，田和與魏文侯相會濁澤，請為立諸侯；次年，周安王同意文侯之議，田和“立為齊侯，列于周室。”
這些新國家象征東周政治型态的轉變，天下霸權已由周王室之手轉移到諸侯身上，面對争霸與兼并的競争風潮，天下秩序勢必混亂不已。
這是一個不安卻充滿活力的時代，求“變”成為一種時代潮流，也成為解救困境的靈藥。在這場國與國的生存競争之中，唯有強者可以存活，弱者難逃被吞并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