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话音刚落，四下鸦雀无声：
“年轻一代虽然有精力，却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该怎样通过文学，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
“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
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随着声音，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一个年轻小伙。
他方脸月眉，虎背熊腰，带着一份质朴，和一份专属于年轻人的锐气，率先打破沉默，立在新老作家之间。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当时的他，刚刚才在文学杂志上，初次发表过小说《春夜雨霏霏》。
在莫言看来，“小说家的创作不是为了要复制历史，小说家写战争，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类灵魂的扭曲，和人性的变异。”
没想到，莫言的这番发言还未说完，就引来了台下人的鄙夷和嘲讽，“真是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碟子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台下人的哄堂大笑，衬得台上的莫言，脸色一阵白、一阵青，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写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来证明自己不是信口雌黄。
于是，没多久《红高粱》就问世了。
这部小说以抗日战争，以及20世纪3、4十年代的高密东北乡民间生活为背景。通过余占鳌率土匪对抗日军，和戴凤莲、余占鳌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构建出了冲突与纠结之间的生命赞歌。
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同时，它也成为了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淋漓尽致地证明了他的美学观念和创作天赋。
至此，莫言终于为年轻时夸下的海口，上交了一张满意的答卷。
许多年过去了，《红高粱》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和电影，大家都知道这部作品好，却不知道好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说一说，《红高粱》这段“欲说还休”的故事，究竟好在哪里？
1. 闪回，是莫言有别于《百年孤独》的创新
为什么说《红高粱》是一段“欲说还休”的故事？
这还要从《红高粱》的故事节奏说起。
故事是从1939年八月初九，戴凤莲送孩子豆官，跟随余占鳌的土匪兵，去伏击敌人的汽车队开始的。
一句“我父亲”、“我奶奶”，既交代了戴凤莲和豆官的母子关系，又以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将人物的内心活动，丰富地表现了出来。
戴凤莲16岁时，已出落得丰满秀丽，于是她父亲便做主，把她嫁给了“高密东北乡”的富二代单扁郎。
单扁郎在镇子上，可是个炙手可热的女婿人选。尽管他被人疯传患有“麻风病”，却仍然挡不住别人想跟他家结亲。
伴随着青春期的强烈焦虑，和一抹淡淡的孤寂，戴凤莲盼望着她的丈夫，能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
终于盼到了婚期，上了花轿，戴凤莲却哭得成了个泪人。
然后，戴凤莲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土匪头子余占鳌的媳妇。
戴凤莲为什么会成为余占鳌的妻子？
是因为余占鳌“霸王硬上弓？”
豆官是单扁郎的孩子，还是余占鳌的？
小说并没有在开始就点破，而是故意制造阅读的悬念，在现实的冲突中，利用“闪回”的跳转方式，回溯了戴凤莲和余占鳌相遇、相爱的过程。这就是“欲说还休”的写法。
要说一件事，却又故意将顺序打乱。这样的叙述方式，吊足读者的胃口，让人忍不住好奇，继续往下读。
这让我想起了菲利普·克洛岱尔的《布罗岱克的报告》，也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故意设下层层悬念，在回忆和现实的相互交叉中，为读者讲述了一件离奇的“杀人案”。
也有人读过莫言的《红高粱》后，认为它是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因为这部作品与《百年孤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这两部作品都确立了悲剧的主题，揭露了人性的黑暗；这两部作品都具有“魔化的现实主义特征”。
对此，莫言也作出过说明：
“《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而《百年孤独》的汉译本是1985年春天才看到的。”
在莫言看来，《红高粱》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小说的叙述视角。
有别于传统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直接用“我爷爷”、“我奶奶”、“我爸”，将人物的内心活动丰富得表达出来。
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新，也是这部小说当时广受喜爱的原因之一。
2. 天性，是时代赋予《红高粱》的特色
王小波说：“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天性的。”
戴凤莲是一个充满野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女人。她有着鲜明的个性，敢作敢为、不喜欢被“封建礼教”束缚。
用原文的话说：“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提起旧社会的乡村农妇，很多人都会想到“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女人，或是想起像祥林嫂那种逆来顺受的女人。
毕竟，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在女性意识受到压制的年代，女性的天性难以得到解放。
但是，解放天性，从来都不专属于孩子和艺术家。对任何人来说，天性越是被压抑，人就越渴求解放。
莫言说，“《红高粱》这部作品，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它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戴凤莲不想因为一个男人的条件、和适婚年龄，就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一个麻风病人。就像她不想绑“三寸金莲”，却又不得已而为之一样。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戴凤莲没办法改变父母的想法，却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再次遇到余占鳌后，戴凤莲不顾已婚的身份，在充满自由、充满野性的高粱地，戴凤莲终于与余占鳌抱在了一起。
与余占鳌这个土匪男人相处时，戴凤莲颠覆了女性一贯的柔弱形象，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惧男权，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她为了挽留人才，会毫不客气地质问余占鳌，
“原以为你是条好汉，想不到也是个窝.囊.废”，
然后向余占鳌不惧不怕地喊道：
“开枪吧！”
知道余占鳌和兄弟们去打日本兵，戴凤莲不顾危险，做好午饭后，亲自去前线送给他们。这才遇到了日本兵的枪林弹雨，倒在了高粱地里。
纵观戴凤莲的一生，既是一种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又有对天性解放的崇尚。
而在20世纪80年代那段时间，正是吸收西方文化，人性意识觉醒、渴望自由、摆脱压制的年代，《红高粱》乘势而上，为长期自由和天性受到压抑的中国人说出了“心里话”。
正如戴凤莲临死前，呼喊的那样：
“我的身体是我的，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追求自由，解放天性，对每个人都很必要。
3. 真实，是《红高粱》被环境选择后的基石
作家雨果曾说：“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
感人肺腑、令人深思的故事，往往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对《红高粱》而言，“真实”是它成功的基石。
莫言说：“《红高粱》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所住的村庄的邻村。先是游击队在胶莱河桥头上打了一场伏击战，消灭了日本一个小分队，烧毁了一辆军车，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胜利。过了几天，日本大队人马回来报复，游击队早就逃得没有踪影，日本人就把那个村庄的老百姓杀了一百多口，村子里的房屋全部烧毁。”
《红高粱》的选择，来自于莫言的家乡，它的灵感则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红色”是我国的传统色彩，具有温暖、悲壮的特性。“红高粱”不仅代表了家乡的一种真实植物，还象征了民族精神。
比如，“红色的高粱地、暗红色的人和蚂蚁、紫红色的影子和嘴唇、艳红的地平线、血红色的枪托和闪电、紫红色的藤条。”
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红高粱”，不光塑造出了一个红色的高粱世界，还彰显出了危急时刻，中国人英勇抗争的坚强与热血。
这让我想起了戴凤莲被击中时，小说的原文：
“飞散的高粱米粒在奶奶脸上弹跳着，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开的双唇间，搁在她清白的牙齿上。在高粱织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睁开了眼，奶奶的眼睛里射出珍珠般的虹彩。”
戴凤霞更像是一个“女英雄”，英雄的牺牲尤为壮烈。如此悲壮的画面，莫言竟利用红色的高粱，将它写出了令人动容的美感。
最是“真实”，才能打动人，这也是《红高粱》的魅力之一。
对反驳你的人，最大的反击就是你的成就。莫言用《红高粱》，不仅证明了自己，也为读者留下了一部好的作品。
生活中，我们也难免会遇到被人轻视、或被人反驳的时候。如果这时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口舌之争是耗神费力的。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卧薪尝胆，做好自己，用实力说话。因为实力，才是最好的证明。
这也是我2021年，读过《红高粱》后，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