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号海藏，祖籍福建闽侯，生于苏州胥门。祖上世代读书人，四代之内有10个举人，5个进士，3个翰林。其父郑守廉就是进士。先后任凤池、致用书院山长(即校长)。1882年，23岁的郑孝胥中举，拔得福建省乡试头筹。
1898年春，郑孝胥参与以康有为为首的“戊戌变法”。在张之洞的保举下，破格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这在当时可谓莫大的荣誉，他激动不已，从此誓死效忠清廷。从这年起，官运亨通，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广西边务。
清亡之前，郑孝胥升任湖南布政使。武昌起义枪响后，上任途中的郑孝胥闻知长沙已落入革命党之手，便遁迹上海做起寓公。郑孝胥不仅是诗人，还是著名书法家。早年学颜真卿和苏轼，后学魏碑，形成了一种清刚、遒劲、凝练的风格。其每字值白银十两，故生活无忧，“年入二万金”，倒也优哉游哉。
然而，郑孝胥人在江湖却心系庙堂，依旧忠于清室而不仕民国，期待复辟之日。这为逊帝溥仪所闻，特赐郑孝胥“贞风凌俗”四字匾额，以示褒奖。
1923年，郑孝胥被福州同乡、溥仪的师傅陈宝琛举荐到逊帝身边。听到皇上召唤，郑孝胥迅速赶往北京。年逾六旬、一把胡子的郑孝胥，很快赢得了溥仪的信任，成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逼宫，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郑孝胥护送溥仪一同避往大津。1928年，郑孝胥赴日本，秘密筹划溥仪的复辟帝制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郑孝胥负责起草伪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积极唆使溥仪投靠日本人。一个富有爱国中君思想的书法家诗人、官员，就这样蜕变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走狗。
但是，仅仅半个月后的9月3日，郑孝胥就向溥仪提出辞职。原来，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飞扬跋扈，把郑视为傀儡，自己做上了事实上的“国务总理”。幻想在“满洲国”实现孔子提倡的王道政治的郑孝胥心有不甘。
恰恰此时，按照日本方面的计划、新任关东军司令官、驻“满洲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要与郑孝胥签订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即《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此议定书使日本夺取我国东北权益的企图得到完全实现，富饶的东北将成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给基地矿产、粮食等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
虽说无论签字与否，郑孝胥只有听命的份儿。不过在他心里，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局:向前一步，将彻底走向卖国的深渊;而以拒不签字为要挟。换取更大的政治权益。则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思量再三，他选择了后者。为安抚郑，日方只好撤换了总务长官。郑孝胥也收回了辞呈。
9月15日、《日满议定书》如期签约。签约前的致辞，郑孝胥嚅动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脸部的肌肉剧烈地颤抖着。一脸哭丧的样子。因为他深深意识到。这一签，就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他是罪责难逃，永世不得翻身。
郑孝胥在伪满任国务总理前后的种种卖国行径传出后，旧时相交的文人如陈衍、冒广生等纷纷与他断绝往来，以示不齿。他手书的招牌亦被上海商家易去更换。
伪满洲国建立后。以郑孝胥、熙洽为代表的清廷遗老渴望推行帝制的呼声急剧膨胀。为了安抚这股政治势力，满足溥仪称帝的愿望，1933年年末，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菱刘隆正式通知郑孝胥。日本政府已同意溥仪做“满洲国”皇帝。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即长春)举行登基典礼，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此举，让郑孝胥又看到了实现政治野心的可能。他满心欢喜，回顾这两年被架空的现实，重新燃起了“雄心壮志”。
为了感谢日本的“厚爱”，5月郑孝胥、熙洽东渡日本谢恩。一时忘乎所以，拍了不少日本的马屁，令人作呕。一日在旅馆里，郑孝胥收到一个大纸袋，打开一看是两副对联，一为“认贼作父，率兽食人”。横批是“海藏楼主”。一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仁义廉”，横批“夜起庵人”。他顿时脸色煞白，这是在骂他“忘八无耻”。海藏楼主、夜起庵人，都是郑孝胥的别号。
纵然溜须拍马，委曲求全，但郑孝胥还是换不来伪满洲国的自主以及自己的独立施政。帝制刷新。未能改变傀儡地位。架空的事实，依然如故，并且愈加严苛。他发现，日本人根本没拿溥仪当回事，对溥仪的“臣民”也是另眼相待--他们只是被利用的对象，使役的工具，豢养的吠犬。
1935年春，当日本众议院视察团一行访问“满洲国”时，郑孝胥一时大发感慨，流露出不满。随后在纪念伪满洲国建立三周年的庆祝仪式上，郑孝胥再提“放手论”，并被登载在伪满影响力最大的《盛京时报》上。
这番话的精神，显然与日本的政治目的背道而驰，让日本主子极为不满，遂于5月21日逼郑孝胥辞去总理大臣一职。还煞有介事地说:他倦勤思退，需要养老，自动请辞。。由此观之，他是因“不够听话”而遭此下场。
失势后的郑孝胥，身心俱疲。终日欢，靠写字作诗以度残年。他还创办王道书院，亲自讲授王道思想。在日军侵华的霸道本质暴露无遗后，此举无疑是对自己投敌选择的辛辣讽刺。1938年春，79岁的郑孝胥偶染小疾，于3月28日暴卒。有传言，为日本人所加害。
郑孝胥一生忠于“大清”，未能与时代同行，这另当别论。一介纯正士人，饱受道德教化，明事理。知廉耻，本应弘毅。在民族存亡之际，虽无缚鸡之力，不能持枪抗争，亦口削发明志，或以死殉国，以示十可杀不可要的民族气节。再不济，或迁居他处，或隐居于市。
然而，郑孝胥追名逐利，竟然背着主子，听日人使唤。以密约换取“满洲国总理”，卖国求荣，则罪不可知。踏上万劫不复的汉奸之路的他，还令令不忘王道思想。荒诞之余，令人惋惜和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