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人所统称的“王关戚”，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人，把戚本禹排在最后一个，关锋是有异议的。
按照关锋的意思，戚本禹应该排在他和王力之前。
一篇文章迅速成名
“对这种排名，关锋并不赞成，在他们三个人里面，虽然戚本禹的职务最低，资历也是最浅；但在他得势的时候，就连陈伯达要见领导，都要通过戚本禹”
——来源：“戚本禹沉浮录”，《党史博采》 2012年第12期，霞飞
在关锋看来，实际的排名应该是“戚王关”，在我看来，关锋的这种说法也是有着一定的道理，我也颇为赞同他的这种说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组织上重新审理“王关戚”的案件，其中，王力和关锋并没有被判刑；而戚本禹却不一样，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1950年，19岁的戚本禹从北京劳动大学进修毕业后，去到秘书室当了一名见习秘书。
在秘书室，他一待就是十二年，做到了科长的职务。
1962年，此时已经31岁的戚本禹被调到办公厅的内部刊物《群众反映》，担任主编。
1963年的时候，戚本禹写了一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马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阎长贵，关锋的得意弟子，也是江的首任机要秘书。当戚本禹的成名作刊发的时候，这个26岁的年轻人还在大学的历史系读书。
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评价戚本禹的成名作，以及给他们那批青年历史学子所带来的影响。
“我开始知道戚本禹的大名是在1963年，当时我在大学历史系读书，那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轰动了史学界。他的文章大气磅礴、先声夺人、文字华美，读起来使人酣畅淋漓，使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凡见到他的文章，我一定仔细认真研读。”
——来源：“阎长贵：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19期
其实，早在1962年的年底时分，戚本禹就已开始着手构思写《评李秀成自述》；那么，他为何要写这篇文章呢？
说来也简单，他时刻关注着领导平常都阅读什么书籍，当时他就得知领导在看和太平天国相关的一些文章和书籍，其中就有一篇《李秀成自述》。
这个李秀成，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就是他被湘军俘虏后，写下了约有万字的“投降书”；但是，关于李秀成是“真降”还是“假降”，历来都是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
不过，史学界的主流想法是，李秀成当时是“诈降”，是一种保存实力，亦或是争取曾国藩的一种手段。
戚本禹所写的《评李秀成自述》，则是明明白白表明，他那就是直接的背叛、变节行为。
这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文章，但是在这种学术性很强的文章里面，戚本禹也引用了不少古诗词，譬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些引用也让他的文章充满了不少可读性。
除了引用古诗词之外，他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词语，摒弃了不少枯燥乏味的专业名词，而是有着不少形容力饱满的句子。
譬如其中有这么一句“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这也难怪，阎长贵他们这些青年读者看过文章后，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这一篇文章，也让他的名声大涨，这个之前在外人看来，只具备一定文才的人，居然还有着扎实的理论水平。
33岁，开启仕途的腾飞
1963年，这篇文章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刊发，不过在刊发之前，戚本禹就去外地做实地调研去了。
去的地方是信息闭塞的冀东农村，所以，他这篇文章所带来的影响，戚本禹本人是在一个月以后，从农村调研回来才知道的。
对于戚本禹的观点，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总的来说，可以这么简单地来划分：年轻人赞同支持他的比较多，反对的大多是史学界以及文化界的人，其中也不乏一些知名度高的人。
伟人对于他这篇文章给予了肯定的态度，并且鼓励他再写一篇文章。
于是，1964年的时候，戚本禹写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这篇文章观点更加犀利，所影射的人物也更多，因此带来的影响也更大。
《光明日报》当时还特意做了一个统计调查：
第一个月收到各地寄来的59封信件，其中赞同戚本禹的有27封；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来信76封，其中赞同者的数量上升到了58封。
——“戚本禹其人其事”，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19期，丘濂
由此，戚本禹的观点开始逐渐暂居上方，这就意味着，他开始在舆论方面，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了。
到此，戚本禹才给自己的才华，找到了一个发挥的舞台。
而这一切，他等了差不多十二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成功是给时刻准备着的人。
显而易见，此时的戚本禹正是属于这种人，他“通历史、文才好、善于揣测上意”，成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戚本禹凭借着两篇文章名声大噪，自然引起各方的注意，都想把这个“明日之星”转会到自己的门下。
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先下手为强，抢先一步把戚本禹给调到了《红旗》杂志社。
进入《红旗》杂志社的戚本禹，担任历史组的组长。
这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组长，能在《红旗》这种机关刊物里面担任组长，必须要有名气，而且要具备扎实的理论水平。
而其中的“历史组”更是一个重要的部门，这是因为伟人喜欢历史，也爱研究历史，自然也就对历史组格外的看中。
这一年，是1964年，33岁的戚本禹，正式开启了自己腾飞的仕途。
潮起终有潮落时
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离世后，戚本禹取而代之，一下成为机要人物，他的排名随后也在穆欣、姚文元等人之前。
这时候的戚本禹，他的行政级别也从秘书的十六级，一跃成为首长级别的人物。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势绝伦......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来源：《陈伯达传》，叶永烈著。
从取代田家英地位的那一刻开始，也迎来了戚本禹最为活跃的时候。
从1966年的5月底开始，到1967年的一整年，这一年半多的时间内，戚本禹在各个场合进行了公开讲话，多达120多次。
由于他的身材高大，一米八左右的身材，“戚大帅”这个称呼也就由此传开。
“伴随着地位和声望的高涨，戚本禹的自我也日益膨胀起来”
——来源：“戚本禹其人其事”，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19期，丘濂
戚本禹靠着两篇文章起家，最后败也败在文章之上。
1967年的3月30日，一篇名为《评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上。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两刊一报”主导着全国的舆论方向，“一篇文章定生死”是绝不含糊的。
这篇署名“戚本禹”的文章一经刊发，把戚本禹本人的名望推上了又一个高峰，但是，不少从战争年代烽火中走出来的老干部，却被写下这篇文章的笔杆子，戳得鲜血淋漓。
有很多的文化学者也分析过戚本禹的人生历程，其中，学者毕唐书的观点，我个人是比较认可和赞同的。
“如果说戚本禹早期评价李秀成的文章还可能具有学术价值，那么到了《评影片〈清宫秘史〉》，便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只是充分展示了什么是暴力语言”
毕唐书所说的“暴力语言”，也就是：抓住一点，无限上纲，强词夺理，装腔作势。
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五个月，戚本禹亲自把王力和关锋送去了西山的别墅进行“检讨”，这一天是8月26号，晚上时分。
而五个月后，戚本禹自己也被要求进行“检讨”，这一年，是1968年的1月，这一年的戚本禹，即将年满37岁。
如果从1963年，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声名鹊起算起的话，到1968年1月潮落时，他的人生只高光了差不多五年时间。
而这接近五年的岁月，成了一个时代的烙印，也成了一代人，或许好，或许坏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