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世紀六十年代，時人所統稱的“王關戚”，是王力，關鋒和戚本禹這三個人，把戚本禹排在最後一個，關鋒是有異議的。
按照關鋒的意思，戚本禹應該排在他和王力之前。
一篇文章迅速成名
“對這種排名，關鋒并不贊成，在他們三個人裡面，雖然戚本禹的職務最低，資曆也是最淺；但在他得勢的時候，就連陳伯達要見上司，都要通過戚本禹”
——來源：“戚本禹沉浮錄”，《黨史博采》 2012年第12期，霞飛
在關鋒看來，實際的排名應該是“戚王關”，在我看來，關鋒的這種說法也是有着一定的道理，我也頗為贊同他的這種說法。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組織上重新審理“王關戚”的案件，其中，王力和關鋒并沒有被判刑；而戚本禹卻不一樣，他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
1950年，19歲的戚本禹從北京勞動大學進修畢業後，去到秘書室當了一名見習秘書。
在秘書室，他一待就是十二年，做到了科長的職務。
1962年，此時已經31歲的戚本禹被調到辦公廳的内部刊物《群衆反映》，擔任主編。
1963年的時候，戚本禹寫了一篇《評李秀成自述——并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先生商榷》，這篇文章一經發表，立馬就引起了廣泛的争論。
閻長貴，關鋒的得意弟子，也是江的首任機要秘書。當戚本禹的成名作刊發的時候，這個26歲的年輕人還在大學的曆史系讀書。
我們來看看他是如何評價戚本禹的成名作，以及給他們那批青年曆史學子所帶來的影響。
“我開始知道戚本禹的大名是在1963年，當時我在大學曆史系讀書，那時他在《曆史研究》雜志發表了《評李秀成自述》，轟動了史學界。他的文章大氣磅礴、先聲奪人、文字華美，讀起來使人酣暢淋漓，使曆史系的青年學子佩服得五體投地。此後，凡見到他的文章，我一定仔細認真研讀。”
——來源：“閻長貴：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三聯生活周刊》2016年第19期
其實，早在1962年的年底時分，戚本禹就已開始着手構思寫《評李秀成自述》；那麼，他為何要寫這篇文章呢？
說來也簡單，他時刻關注着上司平常都閱讀什麼書籍，當時他就得知上司在看和太平天國相關的一些文章和書籍，其中就有一篇《李秀成自述》。
這個李秀成，留下了一個曆史之謎，就是他被湘軍俘虜後，寫下了約有萬字的“投降書”；但是，關于李秀成是“真降”還是“假降”，曆來都是争論不休的一個話題。
不過，史學界的主流想法是，李秀成當時是“詐降”，是一種儲存實力，亦或是争取曾國藩的一種手段。
戚本禹所寫的《評李秀成自述》，則是明明白白表明，他那就是直接的背叛、變節行為。
這是一篇學術性很強的文章，但是在這種學術性很強的文章裡面，戚本禹也引用了不少古詩詞，譬如“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這些引用也讓他的文章充滿了不少可讀性。
除了引用古詩詞之外，他這篇文章中的一些詞語，摒棄了不少枯燥乏味的專業名詞，而是有着不少形容力飽滿的句子。
譬如其中有這麼一句“詩詞化為長江的波濤，也洗不淨這一頁投降變節的可恥記錄”。
這也難怪，閻長貴他們這些青年讀者看過文章後，會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這一篇文章，也讓他的名聲大漲，這個之前在外人看來，隻具備一定文才的人，居然還有着紮實的理論水準。
33歲，開啟仕途的騰飛
1963年，這篇文章在《曆史研究》雜志上刊發，不過在刊發之前，戚本禹就去外地做實地調研去了。
去的地方是資訊閉塞的冀東農村，是以，他這篇文章所帶來的影響，戚本禹本人是在一個月以後，從農村調研回來才知道的。
對于戚本禹的觀點，有支援的，有反對的，總的來說，可以這麼簡單地來劃分：年輕人贊同支援他的比較多，反對的大多是史學界以及文化界的人，其中也不乏一些知名度高的人。
偉人對于他這篇文章給予了肯定的态度，并且鼓勵他再寫一篇文章。
于是，1964年的時候，戚本禹寫了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變節行為》，這篇文章觀點更加犀利，所影射的人物也更多，是以帶來的影響也更大。
《光明日報》當時還特意做了一個統計調查：
第一個月收到各地寄來的59封信件，其中贊同戚本禹的有27封；等到第二個月的時候，來信76封，其中贊同者的數量上升到了58封。
——“戚本禹其人其事”，三聯生活周刊2016年第19期，丘濂
由此，戚本禹的觀點開始逐漸暫居上方，這就意味着，他開始在輿論方面，有着一定的影響力了。
到此，戚本禹才給自己的才華，找到了一個發揮的舞台。
而這一切，他等了差不多十二年，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成功是給時刻準備着的人。
顯而易見，此時的戚本禹正是屬于這種人，他“通曆史、文才好、善于揣測上意”，成功隻是一個時間問題罷了。
戚本禹憑借着兩篇文章名聲大噪，自然引起各方的注意，都想把這個“明日之星”轉會到自己的門下。
時任《紅旗》雜志總編輯的陳伯達，先下手為強，搶先一步把戚本禹給調到了《紅旗》雜志社。
進入《紅旗》雜志社的戚本禹，擔任曆史組的組長。
這可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組長，能在《紅旗》這種機關刊物裡面擔任組長，必須要有名氣，而且要具備紮實的理論水準。
而其中的“曆史組”更是一個重要的部門，這是因為偉人喜歡曆史，也愛研究曆史，自然也就對曆史組格外的看中。
這一年，是1964年，33歲的戚本禹，正式開啟了自己騰飛的仕途。
潮起終有潮落時
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離世後，戚本禹取而代之，一下成為機要人物，他的排名随後也在穆欣、姚文元等人之前。
這時候的戚本禹，他的行政級别也從秘書的十六級，一躍成為首長級别的人物。
“田家英死後，戚本禹取而代之......掌握機要大權，一下子變得炙手可熱勢絕倫......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職務，當終于如願以償，取代了田家英，他的野心便猛然擴大了。”
——來源：《陳伯達傳》，葉永烈著。
從取代田家英地位的那一刻開始，也迎來了戚本禹最為活躍的時候。
從1966年的5月底開始，到1967年的一整年，這一年半多的時間内，戚本禹在各個場合進行了公開講話，多達120多次。
由于他的身材高大，一米八左右的身材，“戚大帥”這個稱呼也就由此傳開。
“伴随着地位和聲望的高漲，戚本禹的自我也日益膨脹起來”
——來源：“戚本禹其人其事”，三聯生活周刊2016年第19期，丘濂
戚本禹靠着兩篇文章起家，最後敗也敗在文章之上。
1967年的3月30日，一篇名為《評影片〈清宮秘史〉》的文章發表在《紅旗》雜志上。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兩刊一報”主導着全國的輿論方向，“一篇文章定生死”是絕不含糊的。
這篇署名“戚本禹”的文章一經刊發，把戚本禹本人的名望推上了又一個高峰，但是，不少從戰争年代烽火中走出來的老幹部，卻被寫下這篇文章的筆杆子，戳得鮮血淋漓。
有很多的文化學者也分析過戚本禹的人生曆程，其中，學者畢唐書的觀點，我個人是比較認可和贊同的。
“如果說戚本禹早期評價李秀成的文章還可能具有學術價值，那麼到了《評影片〈清宮秘史〉》，便沒有任何價值可言。隻是充分展示了什麼是暴力語言”
畢唐書所說的“暴力語言”，也就是：抓住一點，無限上綱，強詞奪理，裝腔作勢。
在這篇文章發表後的五個月，戚本禹親自把王力和關鋒送去了西山的别墅進行“檢讨”，這一天是8月26号，晚上時分。
而五個月後，戚本禹自己也被要求進行“檢讨”，這一年，是1968年的1月，這一年的戚本禹，即将年滿37歲。
如果從1963年，戚本禹發表《評李秀成自述》聲名鵲起算起的話，到1968年1月潮落時，他的人生隻高光了差不多五年時間。
而這接近五年的歲月，成了一個時代的烙印，也成了一代人，或許好，或許壞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