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作为川西最重要的战略节点，唐蕃在此曾经反复争夺，这导致维州在武德七年（624年）置州后，225年间八度废置，直到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吐蕃王朝崩溃后，维州首领献州内附，方告一段落。《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维州自唐高祖武德七年，白苟羌降附，乃于姜维故地置维州，领金川、定廉二县。”
维州设城后，因其地处川西北河谷地带，为川北交通要道，即刻成为西川重镇。其后贞观、天宝两代，羌戎屡叛屡附，维州也数度存废。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唐朝复为维州。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州县，皆陷吐蕃。赤松德赞在河陇地区进展顺利，更加欲图东进蜀川之地，多次派兵围攻维州。但受困于险峻的地形，屡攻不下。
为了谋夺维州，吐蕃可谓用心良苦，派妇女嫁入维州作为卧底。二十年后，生子为吐蕃内应。等到吐蕃兵再度攻城之时，内应打开城门，吐蕃才攻陷了维州城。
吐蕃得到了维州城后，改称为无忧城，意为“川西从此无忧矣”。
唐朝也从未放弃对维州的攻伐，唐朝名将韦皋便曾多次谋夺，但始终未能得手。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唐蕃两国围绕维州城展开血战。韦皋围城打援，击溃十万吐蕃援军，杀死大半，俘虏大相论莽热。逼得赤德松赞在康、嘉戎和山南等地实行“大料集”，每三户出一军卒援助维州。
唐军即便是挟此大胜之势，也未能攻下险峻的维州城，这也成了韦皋生平的憾事。“韦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
贞元十七年（794年）维州之战后，唐蕃两个帝国都打累了，也打烦了。面对各自国内凋敝的民生，两国间战事的烈度急剧下降，开始逐渐走向以谈判换取喘息时间的策略。长庆元年（821年）唐蕃进行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会盟，史称“长庆会盟”，亦称“甥舅和盟”。
两国在各自首都和边境线上，分别筑台祭天盟誓和平。到此为止，唐蕃之间从贞观十二年（638年）松州之战开启，绵延183年的国战告一段落。和平终于在双方鏖战一百九十余次，死伤数百万人的祭坛上降临。
两国之所以突然开始珍视和平了，并不是因为战争贩子都死了，而是将近二百年的拉锯战让唐蕃都已耗到了灯尽油枯的地步。《册府元龟》和《旧唐书》记载：“国家自宪宗诛除群盗，帑藏虚竭；穆宗即位，赏赐过当；及幽、镇共起，征发百端，财力殚竭”。
大量养军的结果是，百姓不堪重税苦役，生活极端痛苦。《唐会要》里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窘境，“近日以来，百姓逃散，至于户口，十不存一。今色役殷繁，不减旧数，既无正身可送，又遗邻保抵承，转加流亡，日益艰弊。”为了筹钱，唐庭甚至明文“禁人酤酒，官司置店，以助军费”，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老百姓身上实在搞不出来钱了，军队又不敢不养着。中晚唐时因军费不足，曾爆发过“泾师之变”这样的大动乱，唐朝皇帝只能忍痛从自己兜里掏钱养着军队。《册府元龟》记载：“元和十年诏以内库缯绢五十万匹付左藏库以供军，十一年以内库钱五千贯出付度支供军。十二年诏出内库细绢布帛共九十万端匹，钱五千两付度支接济军饷，又诏以内库罗、谷及犀玉金带之具及妇女首饰付送度支，令归其直。十三年，出内库玳瑁琉四百支、犀带具五百付，令度支出卖进直。”
从上述记载可见，唐朝军费开支的缺口甚至需要皇帝动用私库中的绫罗绸缎、珍玩玉器来补足。国家经济到了这般田地，要是哪个大臣敢提主动出击进攻吐蕃肯定会遭到一番痛斥。唐朝窘迫如此，吐蕃的国家经济只会更差，毕竟唐朝的经济总量和人口基数远超吐蕃数倍，再加上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优于吐蕃。
因此，唐蕃国战从一开始，吐蕃便采取了以战养战的策略，通过不断劫掠唐朝边境的人口来补充战争的消耗。《资治通鉴》记载：“贞元三年吐蕃大掠济阳、吴山、华亭，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余悉送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余人。”据估算，唐蕃战争期间，吐蕃从唐朝河陇一地掠去的人口便达百万之多。但问题是唐蕃战争打了一百多年，哪些地方容易被吐蕃突破，就是再笨的唐将也能记住了。
等到战争后期，唐朝逐渐缓过气来，采取步步蚕食的方式，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推进，遇到险要所在，马上动员大量农夫筑城。
唐军虽然受困于机动能力不足，野战打不过吐蕃，但要说土木工程和城垣防御，这可是汉族人的天赋本能，吐蕃仰攻坚城还真啃不下来。
就这么着，吐蕃的战场收益越来越少，消耗却一点没减少。再加上吐蕃王朝晚期几个赞普一直弘佛兴法，把大量的国家资源花在了建寺贴金上，国家经济更加捉襟见肘。吐蕃对周边势力连续不断的征兵、募粮，别说是像南诏这种异族受不了，选择弃蕃投唐，就连一直心向吐蕃的同族川西诸羌，都受不了了，韦皋主政剑南期间，便有数万诸羌部落内附唐朝。《旧唐书·韦皋传》记载：“皋又招抚西山羌女、诃陵、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八国酋长，入贡阙廷。”
川西诸羌的离心离德让唐军如虎添翼，在沟谷纵横的川西地貌上，唐军能够打出大范围纵深穿插的战术，完全有赖于诸羌部落的配合，而这恰恰是之前吐蕃的优势。
剑南吐蕃被唐军的穿插战术打得提心吊胆，河陇蕃军也没好到那里去，唐代笔记小说《因话录》里写了这么一段事：在元和十五年（820年），“淮南裨将谭可则，因防边为吐蕃所掠。初到蕃中，蕃人未知宪宗弃天下，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可则既至，械系之置地牢中，绝其饮食，考问累至。可则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之信。其傍有知书者, 可则因略记遗诏示之, 乃信焉。”
唐宪宗李纯在位的十五年期间，他在削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重振了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称“元和中兴”。在军事方面，唐军也在元和年间逐渐扭转了颓势，盐州之战、原州之战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因话录》里这段记载说明，一百多年的战争打下来，唐蕃两国都早就没有了开始时那种誓要击倒对手的豪情。战争打到这个份儿上，已蜕变成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游戏了。
正是这样的国内背景下，唐蕃两国都开始表示，“愿意尊重对方边界了”，也“愿意承认对方的国家地位”，并把之前六次会盟中早就说过，后来扔在地上的和睦话，再捡起来，又热情洋溢地说了好几遍。《旧唐书·吐蕃传》记载：“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结援。边堠撤警，戍烽韬烟。患难相恤，暴掠不作。襟带要害，谨守如故，彼无此诈，此无彼虞。”
除上述赌咒发誓要追求和平以外，两国间还特别约定，互相都绝对不接受对方的降将，一旦有跑到对方的降将必须进行遣返。之所有会有这条约定，主要是因为双方都曾深受其害。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在川西发动了嶲州战役，战役准备期间，八万大军驻扎在昆明城（今四川盐源），为了保证战役顺利实施，吐蕃还在昆明城囤积了一年的军粮。
但吐蕃军队的攻势尚未展开，叛将就接二连三地跑到韦皋账下去了，吐蕃顒城守将杨万波、笼官马定德，甚至吐蕃牟尼赞普的养子野多输煎（西贡节度监军）都投降唐朝。
这些叛将不但将吐蕃的作战计划和盘托出，导致进攻的蕃军被前后夹攻损失惨重，还亲自带着唐军绕道蕃军后方，一把火烧了大军的粮草辎重。南诏国得到唐军传过来的情报后，事先在吐蕃必经之路的河里下毒，把吐蕃军队搞得上吐下泻，溃不成军。就这么着，吐蕃筹划数年，消耗了无数人力物力发动的嶲州战役，被几个叛将生生给搅和了。《旧唐书·韦皋传》记载：“于是吐蕃酋帅兼监统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婴、笼官马定德与其大将八十七人举部落来降。定德有计画，婴婴习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驿计议，诸将禀其成算。至是自以边功不立，惧得罪而归心焉。”
吐蕃导致进攻受挫，唐朝的叛将则差点要了唐代宗李豫的命。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十月，马重英（恩兰·达扎路恭）率吐蕃军队突破大震关，泾州刺史高晖投降，给蕃军充当向导，引军深入。
十月六日，吐蕃连克邠州、奉天、武功，唐代宗李豫惊慌失措东逃陕州，十月九日长安陷落。
吐蕃在长安城里，立金城公主堂弟为傀儡皇帝，改年号，设置百官，十五日后在郭子仪的军事压力下，大掠而去。正是因为之前都吃过亏，两边在对待叛将的态度上都很坚决，也能顺利达成一致。
但当时，唐蕃局面正处在逆转之中，唐朝倒是没什么叛将投蕃，吐蕃叛将却接二连三地投唐了。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四月，吐蕃将领刘师奴降唐，敬宗皇帝下令遣返。刘师奴被遣返后，立刻被吐蕃处斩。次年，唐灵武节度使收容了吐蕃石金山等四人，唐廷仍命节度使派人送还吐蕃，这四人也立刻遭吐蕃处决。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德裕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他刚刚上任一年，一个天大的馅饼，砸在了他的头上。
当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主动要求献城降唐。李德裕听到这个消息大喜。
之前韦皋二十多年始终无法攻克的重镇维州，居然唾手可得。这对李德裕来说可谓惊天之喜，但他毕竟宦海多年，谨慎提防之心还是有的。他命人给悉怛谋送去一副锦袍顺便探听虚实，结果这位维州副使不知什么原因，已经急不可耐了，直接率领他的部下奔入成都。李德裕遂派唐兵镇守维州城，不费吹灰之力，维州城回到唐朝手中。
维州易手后，唐蕃两国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唐廷朝野欢欣鼓舞，热闹非常，而吐蕃则大惊失色，急忙调兵在维州周边组织防御，同时派遣使臣入唐，要求按照“长庆会盟”的约定归还维州。
李德裕兵不血刃将维州收入囊中后，志得意满，表现出得陇望蜀的倾向。他向朝廷上奏，从维州城“东北繇索丛岭而下二百里，地无险，走长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他提出派羌兵三千人，烧毁吐蕃的十三桥，直捣吐蕃腹心，给吐蕃以致命的一击。朝中也有大臣支持李德裕的主张，认为从西川出兵，直突吐蕃都城拉萨，即便是不能灭亡吐蕃，也能扩张领土占据有利态势。
这种开疆拓土的功业，对于有心励精图治的文宗皇帝，也有着难以抑制的诱惑。这时，李德裕死对头牛僧孺，却站出来反对。
牛李党争绵延了数个皇帝好几十年，要光是牛僧孺、李德裕哥俩掰扯，也弄不出多大事儿，关键这哥俩背后各有一番人马。
牛僧孺代表着科举出身的庶族地主，门第不高，靠寒窗苦读考进士获官。而李德裕背后的则是世家大族，靠“门荫”上位的官员，“俱是北朝以来之旧门及当代之宗室”。这两拨人本来就互相看不上，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是“两种不同社会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之竞争”，所以在朝里互相倾轧。
这次，李德裕刚刚赴任四川，便有如此好事，牛僧孺当然心里不爽，加之李德裕的“直入吐蕃之牙”的计划实在是太过孟浪，给了牛僧孺攻击的口实。《资治通鉴》记载：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九月，牛僧孺上奏，“吐蕃之境，四维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执悉怛谋及所与偕来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牛僧孺所谓“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的话也就是在那个没有近代领土观念的时代才能说得出，如果放在有这种观念的时代，就这一句话就够被盯上历史的耻辱柱的。但公允地说，牛僧孺不完全是因为党争，为反对而反对，有些地方说的不无道理。
李德裕从川西攻入吐蕃牙帐的计划，确实有点不靠谱，如果当时唐朝有实力修一条康庄大道，攻下吐蕃绝对不在话下。但说到吐蕃有能力三天打到咸阳显然是危言耸听了，吐蕃边将接二连三地跑归来投诚，足以说明吐蕃国内已经乱套了。如果这时吐蕃还能打进关中，那肃宗、德宗时期早就灭了唐朝了！最后一点，信誉确实是种约束，古代人确实比较看重这一点，更何况中原王朝历来都有“天下之主”的概念，总觉得有义务为天下表率，要给四夷做个表率！
最终，文宗李昂下旨依照“长庆会盟”的协议，将维州归还了吐蕃，并将投降唐朝的维州副使悉怛谋遣返吐蕃。悉怛谋等人，被押送至吐蕃边境交还吐蕃后，就在边境上被吐蕃将领全部诛杀。
这次维州易手事件，唐朝没有能够得到觊觎已久川西要隘，可为恨事。唐朝对此事的处理，后世史学家的评价纷纭。
司马光曾有一段议论：“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
从这段评价可以看出，“耻言利”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主要思想。这些士大夫多在朝中为官，这种“耻言利”的思想，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中国古代国家运行的规则。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外交事件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甚至直到现在，依旧隐隐地影响着国家的运行。
唐朝对于维州事件的处理，还必须将其放在唐蕃两国的大环境中考量。
这时唐蕃两国都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就像是两个在泥潭中搏斗了一生了壮汉，此时已是垂垂老迈，剩下的只是在喘息中支撑着不倒下，或者说是撑着不先倒下。如果谁先倒下，等待他的必然是四周窥视已久的群狼分而食之。所以必然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贞观、天宝年间，或者哪怕是发生在武后垂拱年间，以唐朝当时勃勃之势，以这几位帝王强横的性格来说，管他什么协议不协议的，要打便打，要战便战，吃到嘴里的肥肉，先咽下去再说，哪有吐出来的道理？不论后世如何评价维州事件，这件事情的和平解决，维持了唐蕃两国友好的态势。其后二十多年，吐蕃与唐朝间使臣往来不绝于野，边境上狼烟不起，双方都遵循着“长庆会盟”所定的协约，两国间保持了难得的宁静。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也就是维州之议后十八年。牛党成员杜悰被派到四川为官，“悰无他才，常延接寒李，甘食窃位已”。但架不住人家命好，就在他任上，严武、韦皋、李德裕想方设法弄不回来的维州又回来了。《旧唐书·杜悰传》记载：“出镇西川，降先没吐蕃维州。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纽山，夏禹生于石纽山是也。其州在岷山之孤峰，三面临江。天宝后，河、陇继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险要，二十年间，设计得之，遂据其城，因号曰‘无忧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镇西川，维州吐蕃首领悉怛谋以城来降，德裕奏之；执政者与德裕不协,遽勒还其城。至是复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归也。”
这时候，吐蕃王朝自己国内打得乱七八糟，边疆的事根本没人管。维州守将再次献城归降，这回就没有所谓协议条约、信义为先了，唐朝也就将维州收入囊中。维州这处两国惦记了225年的咽喉要地，以重归唐境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