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拉拢国民政府坚持抗战进而拖住日本，次年初在华盛顿组织26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份宣言的签署，一方面标志着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国与美国、苏联和英国并列“四强”地位。而代表国民政府在宣言上签字的，正是时任“外交部长”、老蒋的大舅哥兼私人代表宋子文。
（宋子文）
不久以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提议单独设立中国战区，
由老蒋出任总司令（最高统帅）负责
“指挥现在或将来在
中国
、
安南（越南）
及
泰国
境内的联合国家军队”
。众所周知，旧中国实际上积贫积弱，正在为抵抗小日本的侵略而苦苦支撑，说实话真心算不上什么强国，所以这两大颗糖衣炮弹，砸得老蒋晕晕乎乎非常受宠若惊，决定也投桃报李一下，于是走了一步臭棋。
1942年1月4日，重庆方面急电身在美国的宋子文，正式提出请罗斯福“遴选亲信将领来华担任战区参谋长”，并且还附带了老蒋开出的基本条件：
“希望其军衔在中将以上，不必熟悉东方旧情者，只要其有品学与热心者可也”
。老蒋的意思很明确，别给我找个啥都明白的“中国通”来添乱，军事能力也无所谓，只要人品好能够“热心”成为中美之间联系的桥梁即可。
宋子文接电当然照办，可惜美国人缺乏对东方式婉转的理解能力，其“选秀”的结果让这位国舅先生大吃一惊。
（罗斯福）
一、来了个“中国通的中国通”。
对于老蒋派出美国人担任参谋长的请求，美方态度很是认真，经过一番度娘搜索并由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提名，陆军第三军军长
约瑟夫·史迪威少将被选中，军衔亦同时晋升为三星中将（得满足老蒋的要求不是）。但问题是，这个史迪威非但不是什么“
不熟悉东方旧情者
”，反而是个曾经四次来华，前后总计混了将近十年的“中国通的中国通”。
史迪威毕业于西点军校，1911年起就开始到中国多方游历，1926年再赴天津担任美军第15步兵团少校营长（根据《辛丑条约》的驻兵权），后来又晋升中校代参谋长。而未来美国陆军的核心人物马歇尔，当时就担任这个团的副团长，所以俩人属于旧识，且都是对中国国情有相当了解的“中国通”，恐怕这也是马歇尔推荐史迪威的重要原因。
（史迪威）
1942年1月19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约见宋子文，正式通报总统已经批准史迪威前往重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宋部长听完脑袋瓜子嗡嗡的，因为他比较了解这个史迪威，各方面条件都不太符合老蒋的要求：1、是个会讲一口流利汉语的中国通；2、是美国陆军公认的“出色指挥官”；3、尽管很受马歇尔的赏识，却并非罗斯福的亲信，甚至对总统大人还不太感冒。
但是事已至此，宋子文也不好再推托和拒绝了，因为老蒋的条件是拿不上台面的，现在人家根据你们的请求，这么精挑细选出来的将军，盛情难却啊。无奈之下，宋子文只好据实电告重庆，并且给史迪威说了不少好话，电文中甚至有
“人极诚朴
”的评价，老蒋对美军将领基本都不熟悉，看见罗斯福派人来了，并且自己的大舅哥也多有美言，遂复电同意。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中将飞抵重庆，正式向战区最高统帅报到，老蒋搬起石头砸自己脚面的神操作，终于感觉有点疼了。
理论上说，中国战区总司令和参谋长的第一次会面，那应该是气氛非常融洽的，尤其是史迪威通晓汉语，沟通起来毫无障碍。结果就是因为沟通太过顺畅，让老蒋第一次会面就相当地不开心，因为史迪威一开场就咄咄逼人，他首先向老蒋介绍和说明了自己的全套职务系列：
美国总统特命全权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驻华美军司令官、驻华空军司令官、援华军用物资监理官、滇缅公路监理官，在前述七个职务之外，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后面其实还有呢，什么驻印军总指挥等等，略过）的身份，总之要是印一张名片的话，头衔多得能让你看花眼。
老蒋当时就有点抽了，宋子文你给我请来个什么西洋神仙？专门来砸场子的吧。
二、战区参谋长称谓总司令为“花生米”。
第一次会面还只是碰撞的开始，在老蒋看来，你史某某既然是我的参谋长，那就得听我的一切指挥和命令，包括部队怎么使用、物资怎么分配和仗怎么打，然而史迪威对此根本不屑一顾，他在日记里不无鄙夷地写道：“
他（指蒋）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还有别的身份，如顾问团美国代表、美军司令、租借物资分配人”。
公正客观地说，史迪威到达重庆最初所秉承的理念，还真不是来华“抢班夺权”的 ，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对日作战以便让盟国取得最后胜利的问题。作为职业军人，他在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在中国远征军内部也能跟基层官兵打成一片，完全是美国式的作风。
然而仅仅两个月以后的第一次入缅作战，就使他对老蒋充满了愤怒，双方关系直线降温。
为了协助英军抗击入侵缅甸的日寇，保卫抗战的输血管滇缅公路，1942年5月，第一期中国远征军10万人马踏出国门，史迪威以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全权指挥远征军的作战事宜，同时协调和英缅军方面的关系。而对于10万精锐出境参战，老蒋特别的不放心，又以心腹林蔚组成“军委会驻滇参谋团”插手和控制。
在混乱的指挥体系以及英军的自私自利之下，第一期中国远征军遭遇惨败，兵力折损超过六成，史迪威带着指挥部的110余人，千辛万苦才走出缅北丛林到达印度，然后把一腔怒火全部发泄到老蒋头上。他在6月间向重庆提交了一个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1、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团以上主官由美国人担任；3、撤换无能的高级军官（甚至要求枪毙张轸、甘丽初等军长）；3、授予前线指挥官全权。
对于把军队当成命根子的老蒋来说，这样的要求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从1942年6月起，老蒋已经有意“换马”，恰逢7
月间罗斯福私人代表劳克林·柯里来华考察，老蒋第一次正式要求撤换史迪威，结果美国人未予理睬。
老蒋吃了个瘪，又联络宋子文要求他在美国进行活动，争取尽快赶走这个惹不起又看着烦的美国人，宋子文自然遵命照办，婉转地提出了换人的要求，而美国人的反应出乎蒋宋的预料，1942年7月，罗斯福授权马歇尔写了一封致老蒋的长信，信中的态度和措辞极为强硬，表达了坚决支持史迪威的立场。
其中有段表述是：“
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任何接任者都将具有和史迪威相同的权力
”。
三、请神容易送神难。
这封回函的措辞之强硬和居高临下的态度，让宋子文深感“内容过于强烈”，一旦老蒋看到，双方关系直接就得翻车。于是作为负责转交的具体承办人，宋子文不得不采取了移花接木之计：史迪威收到了回函的原文副本，而老蒋收到的版本，则经过了修改，此事虽然是自作主张，但总算没让老蒋过早跟美国人撕破脸皮。
史迪威对总统和陆军参谋长的支持相当满意，于是对蒋的态度愈发刻薄，他给老蒋起了个轻蔑的称号“花生米”，他拒绝根据老蒋的意旨分配运来的美国物资，也不允许老蒋调动战区内的美军部队，还每每尖刻地抨击重庆军的各自为战、保存实力和高层的贪污腐败，让老蒋烦不胜烦“
气得发疯
”，却对其又无可奈何。
蒋史之间碰撞最为激烈的焦点，是史迪威这个“中国通的中国通”非常洞悉老蒋的统治方式，以及重庆和延安方面的微妙关系，动不动就用这个痛点威胁老蒋。在这种形势下，老蒋迭电宋子文，要求大舅哥拖关系走门子花银子，总之不惜一切代价让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事情很明显，罗斯福和马歇尔不点头，他这个战区总司令撤换不了大鼻子的参谋长。
1943年9月15日，宋子文经过一番运作，正式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关于史迪威的地位问题。此时美国正将主要军力开始投放欧洲，太平洋战场上并未实施大规模反攻，也不想跟重庆政府弄得太僵，遂以外交辞令表示：
“如果委员长本人正式提出要求，总统会考虑召回史迪威”。
宋子文看到答复欣喜异常，9月29日立即密电重庆，声称已经跟美国政府达成了几项重要的协议，换得了美方的让步，催促老蒋尽快直接打电报给罗斯福。
四、蒋宋因为史迪威大打出手。
至少从表面看来，换掉史迪威一事有了很大的进展，就在老蒋酝酿给罗斯福的电文时，半路杀出来一个“宋咬金”，深谙西方文化的宋美龄权衡之后发出警告：“如果你使这位美国英雄失去在中国的指挥权，那就可能得不到他们的飞机大炮或其他任何东西”。老蒋犹豫再三，听从了夫人的劝告，决计再忍一忍史迪威，否则美械武器卡在半路可不是闹着玩的。
于是这封致罗斯福的电文草稿就被撕碎了，事情戛然而止，却把远在美国的宋子文给装进盆里去了，宋部长大发雷霆：这不是玩我吗？我在这边上窜下跳张罗换人，你那边临门一脚说不踢就不踢了？随即气冲冲赶回重庆。
1943年10月16日，宋子文在黄山官邸里跟妹夫大人狠吵了一架，根据侍卫们的回忆，这一战打得那是相当的热闹：
（蒋介石和宋子文）
据说愤怒的老蒋，当时把一只价值不菲的青花瓷碗重重地掼在地上，而同样怒不可遏的宋子文则气急败坏摔门而去，互相有没有对喷脏话咱不知道，反正事后老蒋余怒未息，勒令宋子文
“闭门思过”
。一时间，满朝文武干脆没有人敢登门拜访宋子文，唯一不得不前往宋府的，是外交部“次长”吴国桢，毕竟有部里的公事需要处理，而宋子文又没有被明令撤职。
冷静下来的宋部长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就问计于饱经宦海的老部下：你看这事咋收场咧？曾任老蒋秘书的政治学博士吴国桢说：这还不简单，你跟委座是亲戚嘛，写个悔过书给个台阶下就一切OK啦。
宋子文琢磨琢磨是这个理儿，就采纳吴的意见，于1943年12月23日以一种“谦逊、克制和巧妙的口吻”给老蒋写了封长信，其他内容并不重要，其中有八个字道尽两个人关系的实质：“
虽为僚属，实逾骨肉”。
这封信的原件，迄今保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宋子文专题档案”中，绝非空穴来风。
（吴国桢）
如此，因为史迪威酿出的一场风波逐渐平息，大约是老蒋也被那八个字触动了，到1944年的春天，宋子文已经被允许出席公开的官方活动了。
期间对于史迪威的一些强烈要求，老蒋也做了适当的让步，比如撤换和查办了作战不力的远征军军长张轸、甘丽初等人，允许远征军在团一级配备美军顾问，以换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和美援物资的源源抵达。
于是老蒋第二次企图换掉史迪威的打算，在复杂的内外因素作用下，于1943年10月偃旗息鼓，双方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平安无事。
五、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几番较量下来，加之对战局和军队的深入了解，史迪威那是越来越看不上自己口中的“花生米”，他不仅向总统提出建议，要求给八路军提供美援武器装备“向
华北日军侧翼进攻
”，同时还批准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担负联络和沟通等任务，1944年1月起，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老蒋的鼻子显然被气歪了，因为这是他的底线所在。
坚决反对史迪威接近延安，这个理由是老蒋无法拿到台面上来说的，只好隐忍等待，而对于换掉史迪威一事，自此毫无转寰余地，无非是等个合适的机会而已。
机会也终于来了，导火索就是突然爆发的豫湘桂战役，让老蒋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也来了个总爆发，并且最终导致史迪威黯然回国。
1944年4月打响的豫湘桂战役，是重庆政府军队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在正面战场上最为狼狈和无能的一次大型会战，在河南、湖南和广西战场上，蒋系军队丧师失地，至年底日军先头部队甚至一度冲进了黔西南，以致贵阳危急重庆震动。
而蒋军的大面积溃败，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对老蒋和他的军队状况非常了解的史迪威，更是忍无可忍。
此时史迪威正在指挥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包括驻印军，在缅北和滇西实施对日反攻作战，而老蒋为了挽救西南危局，要求调回远征军精锐回国救火，这是一心复仇的史迪威万万不能答应的，于是双方吵得一塌糊涂。
史迪威盛怒之下向马歇尔提出了一项建议：
由自己全权指挥中国军队，甚至包括在华北作战的八路军，从而剥夺老蒋的军事指挥权。
事实证明，这项建议是草率而天真的，它已经触及到了老蒋能够容忍的红线，尤其是“由美国人武装和指挥八路军”这一条款，且不说延安能否答应，老蒋第一个蹦着高地反对。
（驻印军士兵）
比较搞笑的是，罗斯福和马歇尔起初居然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且立马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以便其以“合适的身份和军阶”来履行指挥权。罗斯福还为此特别致函老蒋，要求他交出军队指挥权，同时由史迪威全权负责支配美国援华物资。
为什么老蒋要求方先觉死守衡阳？为什么急调八个军由汤恩伯指挥到贵州抵抗日军？都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之下。
那就是豫湘桂会战的惨败让老蒋的军事声望降到了冰点，而在美方和史迪威的不断逼迫下，老蒋急切希望在战场上能有点起色和一抹亮点，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地位，以致于对罗斯福“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战区所有军队的全权”建议，老蒋一开始亦不得不复电表示“原则同意”。
（宋氏兄妹）
然而不管怎么说，美国政府向另外一个主权政府索要军队指挥权，都切实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准则，也是老蒋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的，于是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生死存亡”的阶段，前前后后所有矛盾必须得作一总的清算了。
就在衡阳尚未陷落的1944年10月初，老蒋开始了他的绝地反击，强硬致电美国政府：
“不撤换史迪威中美两国即无法合作
”，意思就是，老史如果不走，那咱们就撤伙。
这就尴尬了，美国政府不可能因为一个史迪威，跟国民政府撕破脸皮，因为还有对日战争和战后等方方面面的利益考量，还不能彻底抛弃老蒋，于是史迪威的结局就注定了。
六、史迪威终于黯然返回美国。
美国人果然让步了，1944年10月19日罗斯福回电重庆，同意召回史迪威，另派魏德迈将军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不久在缅北的廖耀湘新六军即奉调空运昆明，这足以说明，在老蒋和史迪威直接的争斗中，最终还是以老蒋赢了而告终。
史迪威于1944年10月21日愤怒地离开重庆回国，甚至既没有与魏德迈办理交接手续，也没有留下任何重要文件。两天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的做法，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
（魏德迈）
接替全部职务的魏德迈将军，他与史迪威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从自居为“中国通”，且尽力维持与老蒋的合作，上任伊始，魏德迈就撤换掉了对老态度恶劣的美军将领窦恩、菲利斯等人，让老蒋大为高兴。
比如窦恩去职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此人为史迪威军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
其次，魏德迈调整了与陈纳德的关系，让美国陆军和陆航争夺驼峰空运物资的情况得到解决。魏德迈还与老蒋进行了非常密切的互动，只要是在重庆，他们都争取每天会面，谈论的内容包括“指挥系统、组织、作战及训练、驼峰运输、广西防务、战区重新划分等等。”
（何应钦和魏德迈）
即使在国内问题上，老蒋也时常向魏德迈征求意见，比如1945年7月间，就如实向魏德迈道出了自己与龙云间的矛盾，魏德迈对蒋的苦处表示理解，承诺让昆明美军监视龙云的异动。
魏德迈心里比较清楚：“美国人的想象是，只要蒋介石下命令，命令就会被执行。而我知道他不过是一种松散联合体的首脑，还要不时经历巨大的困难，取得别人对他的指挥权的服从”。
显然，史迪威从来不能体会老蒋的这些内外压力，而对于蒋系军队存在的问题，
魏德迈的批评其实并不比史迪威少，但他从不使用侮辱性语言，这让老蒋等人更乐于接受他的建议。老蒋对此的记叙是：
“魏德迈等对我国军事与行动之批评，实令人惭愧无地，然而其热忱与直谅可感。不如往日史氏之阴狠，故余对之，但有兴奋与自反，寄予莫大之希望也”
。
一句话，魏德迈对老蒋的态度更为圆滑，不似史迪威那般刻薄激烈，然而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那就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被牵住了鼻子。
（史迪威在战场）
尾声：
而美国人对撤换史迪威一事，也感觉大失体面，总认为是“美国军队向蒋委员长屈服了”，所以对史迪威的回国采取了非常低调的冷处理，甚至不许他公开发表演说或讲话。史迪威被命令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机场降落，随后在华盛顿遭到了严密的“保护”，陆军新闻局长专门要求其“禁言慎行”，如此对待一名功勋卓著和对老蒋直言不讳的将领，是非常滑稽的。
1945年1月，随着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胜利会师，一条由印度利多经缅北密支那、再至中国云南的中印公路通车，它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算是对这位将军仅存的纪念吧。
（和孙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