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名士们对美的推崇其实是汉朝传统的延续，和前代相比并没有划时代的改变。从当时男性之美的标准来说，和阴阳观念也有着紧密的关联。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中明确指出：“天地之行，美也。”人是天的子孙，既然天是美的，那么人当然也要追求美，这既是容貌的美，也是人格的美，道德的美。从本质来说，容貌之美和道德之美、人格之美是统一的。被认为对魏晋时期的人物评判树立了普遍标准的刘劭《人物志》，在根本上也继承了汉朝以来的阴阳理论，认为人“禀阴阳以立性”。高华平也指出在《人物志》详细阐述人的外貌和才性之间联系的背后，也是为了培养理想的人格或是“美的人格”。从《世说新语》的叙述来看，其所展现的魏晋名士对美的追求，也并不局限于容貌本身，而是希望通过容貌而被知，进而实现人生抱负。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名士们所关注的“核心仍然是如何才能成为统治万方的‘圣人’”。
[晋]顾恺之《斫琴图》（宋摹本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魏晋容貌之美的标准
从《世说新语》来看，魏晋名士们对容貌之美的理解也符合从《春秋繁露》到《人物志》的观点。刘义庆的叙述告诉我们，男人容貌之美有几个评判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肤白”。《容止》篇第2则载：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这则著名的故事从几个角度来说明何晏的肤白，以此来表明肤白的重要性，也说明了美貌与“知”的关系。第一，连魏明帝都怀疑他的白是抹了粉的缘故，这说明他的白已经惊动了皇上；第二，魏明帝怀疑他抹了粉，说明抹粉在当时并不少见，很多人的白可能正是抹粉后的效果，这更加凸显了何晏真白的可贵，而魏明帝的怀疑则表明他对何晏不“知”；第三，夏天和热面条两个极端的条件合在一起促成了大汗，充分证明了何晏的白不可能掺假，从而使得魏明帝“知”何晏；第四，何晏用朱衣擦汗，红白相衬，更是一幅生动的画面，用色彩的对比突出了何晏的肤白。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南京博物馆藏
朱衣的重要性不止于此。根据张万起、刘尚慈的注解，朱衣是红色的官服。这表明魏明帝给何晏吃面不是在私下的场合，而是在公共的场景之下。魏明帝所做的一切在客观上完美地配合何晏完成了一场展现自己容貌的表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故事的叙述中，除了“魏明帝疑其傅粉”是内在心理描写之外，其他的所有描写都是外在事实的描述，也就是说只有“魏明帝疑其傅粉”不是人人都看得到的事实，这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而这样的对比意味着魏明帝的疑惑很可能是出自观众的揣测（至于这个观众是当时现场的观众，还是刘义庆，我们在稍后会作讨论）。而如果魏明帝的怀疑只是一种揣测，那么我们就可以猜测魏明帝其实在主观上也是在配合何晏，或者说两人其实是在相互配合：这样的表演既可以证明何晏之白，也可以彰显魏明帝对“真”白的重视和对“假”白的打击。我们可以想象观众中那些敷粉之人，有多么害怕魏明帝给他们吃热面条而被撕下假面具。同时，魏明帝和何晏也合力反驳了那些抨击何晏是爱美的鼻祖从而带坏了世人风气的言论，事实上，何晏之美是不需要着力修饰的。
之所以如此诠释这则故事，是因为《容止》篇中紧接下来的故事也和魏明帝有关。《容止》篇第3则说：“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这则故事虽短，但是有趣的地方很多。作为观众的“时人”认为毛曾和夏侯玄在一起两人的高下立现，毛曾是草，而夏侯玄则是玉树——这表明夏侯玄也很“白”。很显然，在这一场极不对等的表演中，夏侯玄获得了广泛的肯定。可是，刘义庆的叙述微妙地告诉我们，这一场表演的导演是魏明帝，是他“使”两个人坐在一起。那么，魏明帝让毛曾坐在夏侯玄身边的目的是什么呢？
[明]仇英《竹林七贤图》
有人以为魏明帝此举是滥用自己的权势，让出身相对低下的妻弟高攀夏侯玄，这样的诠释不合理之处颇多。以夏侯玄在当时的声望，魏明帝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帅气是毛曾比不了的，若为了提高毛曾的声誉却反而让毛曾被嘲笑，岂不是自讨没趣？同时，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对故事有着清楚的分类，具有政治嘲讽的故事会列于其他篇中，而《容止》篇中的故事则明确和容止有关。其实，刘义庆的叙述很有节奏感，第2则故事的人物有魏明帝和何晏，第3则是魏明帝和夏侯玄，第4则有夏侯玄。当时人觉得“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
如果将这三则故事连在一起，再来解释《容止》篇第3则，那么有两点是叙述者试图告诉我们的：第一，夏侯玄的“白”而帅是著名的；第二，魏明帝对于他人的“白”是很敏感而重视的。因此，魏明帝让妻弟毛曾坐到夏侯玄的身边，很可能就是让观众注意到两者的极大反差，从而彰显他对于男性之“白”的重视。尽管《魏书·夏侯玄传》说夏侯玄对这样的安排非常生气，“不悦形之于色”，而魏明帝也因此而“恨之”，但是刘义庆的叙述中并没有这样的情节，这表明他认为这一表演的核心在于魏明帝此举的动机与“美”的关系。丁爱博（Albert Dien）也曾指出，同时期的《洛阳伽蓝记》等作品会描写政治人物仇杀、乱伦等事件，而《世说新语》对此几乎只字未提，笔墨所触都是生活中的高雅。如果按照这一思路将2、3两个故事连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推测在《容止》篇第2则中认为魏明帝有疑惑的是当时之人，而不是刘义庆，因为在刘义庆看来，魏明帝坦率推崇男性之“白”，对夏侯玄的白持如此的肯定态度，应该不需要这样算计同样肤白的何晏，他和何晏的故事很有可能是互相配合的一次表演。
对于肤白的推崇，和阴阳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阳本身就是白而亮的，而《容止》篇第3则中则微妙地把白和“玉”联系在了一起。在中国的传统中，玉和君子有着紧密的关系。《礼记·玉藻》说：“古之君子必佩玉。”玉是君子的象征。我们也已经知道和氏璧的故事和“知”之间的关系。因此，肤白间接地意味着君子，也意味着能够得到他人的赏识和认可。在《世说新语》中，除了“玉树”之外，还有玉人、玉山等词来形容名士。比如《容止》篇第12则说：“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而时人也以“玉山之将崩”来形容李丰、嵇康等人。
[汉]白玉人，故宫博物院藏
男性之美的第二个标准是“貌美”。这在《容止》篇第12则中已经提到—“裴令公有俊容仪”。裴楷的貌美已经到了不需要冠冕来修饰的境界。同样以貌美著名的还有潘安。《容止》篇第9则说潘安“妙有姿容”，年轻时带着弹弓出洛阳，一路上的妇人都拉着手将他包围。这样的表演完全是在公共的空间里，潘安也由于貌美而获得了“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中的观众很明显地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那些妇人，在她们眼里潘安是表演者；而第二层面的观众则将妇人和潘安都视为表演者。就第一层观众来说，潘安是个成功的表演者，他的表演获得了她们的彻底肯定；而就第二层的观众来说，妇人簇拥之下的潘安究竟是否表演成功，则需要打个问号。首先潘安的道具值得质疑，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说道：“今民奢衣服，侈饮食……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很显然弹弓出游是一副过着奢靡生活无所事事的形象，和不穿戴冠冕都貌美无比的裴楷相比，需要这样的道具才出游的潘安明显要稍逊一筹。其次，在其他的场合，对夏侯玄、裴楷以及其他帅气名士夸赞的都是男性，而在整个《容止》篇中只有这则故事中的潘安受到了妇人的赏识。因此，刘义庆在此也许暗示潘安虽貌美，表演却并不成功，并不能得到士人的欣赏和肯定。这则故事的下半部分和上半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左思很丑，也模仿潘安一样出行，结果妇人们一起向他吐唾沫。在这里，刘义庆并不仅仅想告诉我们潘安美而左思丑的简单事实，更重要的是想表明获得妇人的褒誉或唾弃是不足为凭的，而男性之貌美也是不需要其他饰物来显现的。
[明]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局部），故宫博物院
《容止》篇第9则说：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这一段描述看似简洁，实则含义良多：此时的潘安已经成熟，了解到美容本身的魅力所在，因此和夏侯湛一起获得了时人的夸赞。从有弹弓到没弹弓，从妇人夸到时人赞，体现了貌美自身的重要性，也表明“知”或赏识的主体也是有界定的，被没有品味的人夸奖反而可能是一种羞辱。《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中指出王者所需要重视的五事中第一就是“貌”，而貌的关键是要“恭”，因为恭才能敬。《世说新语》的《容止》篇本身并没有强调“恭”，但是根据其以《德行》篇居首的布局，再加以这两则故事的叙述，单纯能引得轻佻围观的美貌或多或少带有一点讥讽之意。而在《容止》篇中，当人们在夸赞名士的容貌时，大多是带着敬仰之情的。例如《容止》篇第5则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容止》篇第12则说：“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这些赞赏和包围着潘安的妇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这并不是说道具对于有着美貌的名士来说就一定是多余或负面的。同样貌美的王衍就是因为道具而平增魅力。《容止》篇第8则说：“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在这里王衍的道具是麈尾。与弹弓象征着纨绔少年不同，麈尾是清谈的标志，而清谈则是名士显示自己才华的方式。因此，美貌加上出众的清谈才能，意味着王衍在当时以多重的魅力为时人所欣赏。同时，白玉柄的麈尾也衬托出王衍的肤白，因为当他把麈尾拿在手上的时候，白玉柄和手已经无法分别了。这则故事在强调了肤白和貌美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体现了一件具有内涵的道具对于公共空间的表演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唐]孙位《高逸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男性之美的第三个标准是“眼亮”。《容止》篇中多则故事讲到了眼神。《容止》篇第10则说到貌美的裴楷有一次生病了，很是萎靡，晋惠帝就派王衍去看望。裴楷本来对着墙壁躺着，听说王衍来了就勉强翻身过来。即使是这样病重的状态，裴楷的眼神还是非常犀利，王衍出来后对人说：“（裴楷）双眸闪闪若岩下电。”可以想象如果是健康的话，裴楷的眼神会有多亮。
自己“眼亮”的裴楷也非常注意别人的眼神，比如他就说王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容止》篇第6则）这是一个有趣的评价，也反映了刘义庆对于容貌的判断尺度。王戎身材不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男子，但是刘义庆以裴楷之口告诉我们王戎外貌的过人之处在于眼神，而只凭借过人的眼神，王戎就可以跻身于美男之列。
同样以眼神出名的还有杜弘治。高傲的王羲之都赞叹他说：“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容止》篇第26则）在这里，杜弘治眼睛的黑亮和皮肤的白皙并提。关于眼睛的重要性，《人物志》有着明确的阐述：“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故仁，目之精，悫然以端……”简而言之，眼睛亮就可以“知”人，而具有知人的能力才有可能称为圣贤。而《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也指出：“三曰视……视曰明，明者知贤不肖者，分明黑白也。”也就是说，眼神的美，其实是“以智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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