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痛骂老师胡适

赵超构对胡适毫不客气开了“骂戒”，但用词最为谨慎。不是胡适“不可骂”，而是他老人家曾是赵超构上大学时的老师，中国人讲究“尊师重道”，赵超构不得不有所顾忌……

富晓春/文

在赵超构（林放）所骂的诸多知名人士中，他对胡适的态度最为“恭敬”，虽然毫不客气开了“骂戒”，但用词最为谨慎，绝不会出现像骂周作人“为猪为狗”诸如此类有伤大雅之语；怒不可遏时，最多也就来个“呸”字，解解气。这里边的原因，不是胡适“不可骂”，而是他老人家曾是赵超构上大学时的老师，中国人讲究“尊师重道”，赵超构不得不有所顾忌。

1930年，赵超构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时，该校的校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学者胡适。当时的胡适兼任文理学院院长，除了每周到学校上两个小时文化史外，偶尔还要到学校作公开演讲。赵超构学的是政经系，罗隆基担任系主任。他难得能听到胡适的课，而且他到校那年胡适即离任，因此他们并无过多的交集。但这名义上的师生关系，却是明晃晃的事实。

胡适首倡“新文化运动”而一举成名，很快成为中国文学的领袖者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或许是“树大招风”的缘故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胡适是一个极易招骂的人物。赵超构在南京《朝报》，以写杂文为生，免不了要“骂人”，因而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便屡屡撞到他的枪口上。

大学毕业即失业，这似乎是当时中国社会之常态。刚从大学校门出来不久的赵超构，好不容易才谋得眼前的差使，可偏偏在这个时节，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抛出了“自己有能力，何愁无饭吃！大学毕业生失业者，不必怨天尤人，当责诸己”的言论。年轻气盛的赵超构，认为为师者“站着说话不腰疼”，便在报上发表杂文《胡圣人说风凉话》，拿老师调侃：“会吹牛，会拍马，也许会说一声‘我的朋友胡适之’，饭碗问题，于是解决。”

1936年的春天，胡适到南京开会，竟应邀到亲日分子周佛海府上做“座上宾”。当时的周佛海在其公馆办起一个“时政茶座”，无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铁打事实，鼓吹“中日亲善，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等谬论，形成了所谓“低调俱乐部”。胡适在酒席上，投其所好，对抗战时局提出“悲观的论调”。此事传开后，舆论一片哗然，社会各界对胡适颇有微词。赵超构怒不可遏，连夜赶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评论，在《朝报》上“大骂”胡适之行径。

这位胡适昔日的学生，似乎注定要与老师势不两立对着干。《胡适胡为乎瘪哉！》《胡适说梦》《谁配杀胡适？》等，从这些咄咄逼人的杂文标题中，便可见赵超构“骂”胡适文笔之犀利，言语之尖刻，全然不顾老师颜面。据说，胡适读了这些文章后，既欣慰又尴尬。欣慰的是学生“文笔一流，名不虚传”，尴尬的是学生“骂”老师，让他下不了台。但胡适毕竟是圣人，海纳百川，他说“各人都有发表见解的自由，我不会介意的”。（金萍：《名记者赵超构在南京》）

1942年，赵超构在胡不归撰写的《胡适之传》中，发现作者在叙述“胡适放林损”事件上，“捧生人，贬死人”，对林损有不公正的评论，便再次愤然而起，破例写了一篇1400字的“长文”——平常他大都是三五百字的“豆腐干”，这次算是“大手笔”了，狠狠予以驳斥。

“胡适放林损”，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北大的一桩旧案。林损作为老派的北大教授，个性刚直且放傲，在白话文的问题上与胡适意见相左，因而彼此“交恶”。1934年，胡适做了北大文学院长兼国学系主任，便将其剔除出局，马裕藻、黄节、许之衡等老教授相继愤而辞职。胡不归在传中称，林损离任前“写了几封大失学者风度的信，而适之先生则以一笑置之尤令人敬佩”，对此“盖棺论定”，赵超构认为与事实不符，有“尊胡适而贬林损”之嫌。他在《关于胡适放林损》一文中，这样写道：

假如专在思想学术上立论，我可无异议。林先生头脑确乎是不合时宜的，然而这何损于林先生在其专门范围以内的学术地位呢？若说人格上，我可以相信林先生决无被人置议之余地，其勤于自学，洁身自爱，反抗权威，毒骂市桧，与其坦白、慈祥而又孤傲的个性，与胡适之先生是完全异型的人。

说胡适对于林损的那一封毒骂信“以一笑置之，尤令人敬佩”云云，事实上也决不如此。适之先生是聪明人，他看见林损写这样的信，就知道“放林损”之策已经成功，事实上已占了胜利，如何不“一笑置之”呢？

……《新青年》时代，共产主义的陈独秀先生做学长，对于这班顽固的教授尚且能够优容，何以到了适之先生大权在握的时候，这些三十年的老教授便要不安于位，联袂告退呢，这难道是学者风度？这难道是“令人敬佩”的事实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胡适虽未曾有过当汉奸的劣迹，但因他“反动的政治倾向”，多少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待遇”与身负汉奸之名的周作人差不离几，都是臭名昭彰的“反面教材”。他们以“跳梁小丑”的姿态出现，轮番出场，这自然而然成为林放杂文题材中的“靴子”。就赵超构个人而言，胡适的命运似乎更“惨”一些，周作人还有他的“散文之美”让赵有些“不舍”，而胡适却似乎就此可以无所顾忌了。在“林放式杂文”中，胡适是“‘专案’作风的祖师爷”，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名词”，是全盘西化的“始作俑者”……

由于赵超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特殊性，他与胡适的对立面，似乎愈加突出，且坚如磐石。然而，透过表面的那一层厚厚的粉饰，在他们充满人性光辉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其共同点可寻的。赵超构写过一篇《多谈些社会问题，宣传好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认为，胡适当年鼓吹“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借“研究”问题为名来反对马列主义的传播，这当然是荒谬的。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就可以空空洞洞地光谈主义，不研究问题。他说：“大家明明看到眼前问题成堆，却不能以马列主义来分析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个主义又有什么用处呢！”（朱亚夫：《评说世象五十春——访杂文前辈林放》）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的政治气氛日趋松动，某些简单化的、僵化的框框或禁忌正在逐渐冰消雪融。对于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等诸如此类的“反派角色”，也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评判他们了。舆论界公然肯定了胡适是“著名学者”，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周作人在文艺界的地位。那么对于胡适这种早就可以“盖棺论定”的人物，我们又将如何对待他呢？对此，赵超构在杂文《恩仇与是非》中说得十分明白，同时他对老师胡适的态度也开始转缓，语气比过去客气多了。他说：“比如胡适这个人，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们对他还是要团结的吧。假如他愿意回大陆来看一看，我们一定是以礼相待的吧。假如他愿意讲学，我们的复旦大学很可能请他开一个‘实用主义讲座’吧。假如他是赞助祖国统一大业的，那就更好了，就用得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句诗了。”

（选自《报人赵超构》一书，文汇出版社，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