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历史上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元末明初，这次的背景是宋、金、元三朝相互间不断地战乱，移民规模至少在50万以上；第二次是在明末清初，背景是张献忠、豪格和吴三桂的相继入川和屠戮，移民规模超过100万。这两次移民的血泪史，可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那真是刀光剑影，惨绝人寰。
元朝以前，四川的经济人口概述
四川地区号称天府之国，是中国历史上出产最稳定的大粮仓。他同样也是长江的源头，是攻略江南的必争之地。南宋时期，汉州绵竹人张浚和大将吴玠，分别守卫和经营川陕之地，将金朝士兵挡在了川外。这其中，吴玠的作用尤为重要，他在和尚原、饶凤关和仙人关三次战役中，分别打败金朝大将金兀术和撒离喝 ，居功至伟！
吴玠去世后，他的弟弟吴璘，继续守卫四川。当时，南宋的统治能力，实际已经打不到四川，但吴璘仍然恪守本分，训练士族抵抗入侵，历史上称吴璘麾下精兵“为天下之冠”。宋朝乾道元年，吴璘官拜太傅，并获封新安郡王，成为宋朝的外姓七王之一。
吴璘去世后，他的孙子吴曦继续经营四川，他可不像祖辈一样那样忠于国家。宋朝开禧二年12月6日，吴曦叛乱，把四个州送给金朝做礼物，并且向其讨封蜀王。不止于此，吴曦还并且首开削发，左衽之先河，行径极为可耻。开禧三年，宋朝杨巨源讨伐吴曦，吴曦措手不及，被人冲入自己的寝宫，落得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此后，四川回到宋朝手中，成为了人口和赋税重地。据经济学家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显示，当时四川的人口总数达到了上千万，赋税更是达到了南宋的三分之一！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
经过短暂的和平之后，四川就迎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蒙古人残暴，认为人口太多不利于自己，所到之处大多掀起血腥的屠杀。蒙古大军曾三次攻入成都，四川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十分巨大。后来，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下，被弩箭射死，蒙古人对四川军民更是有了刻骨的仇恨。在他们最终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对四川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屠杀，以至于有了“蜀人受祸惨甚，千百不存一二”的说法。更让人气愤的是，还有一些宋朝的兵匪，趁火打劫残害百姓，四川人民在这种内外的夹击之下，更加难以生存。正式进入元代之后，四川的人口数量，已经锐减到不足南宋的1/10。
人口的急剧锐减，带来的必然是经济上的极度倒退！曾经的天府之国，现在已经是“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而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在四川实行屯田之外，没有出台任何鼓励移民、恢复生产的举措，经济恢复当然就谈不上。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四川作为一个元朝行省，向中央上交的赋税，在全国的十个汉民族省区中，位居倒数第三。总比例，更是只占全国赋税的0.96%。而且，酒税数量和商务税数量，都是倒数第三，醋税则是倒数第一。对比一下南宋时期的经济状况，就可以看到四川经济倒退的情况之严重。
明朝末年，湖广随州人明玉珍，带着十几万军队攻入四川，建立“大夏”政权，自称陇蜀王。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湖广地区的无地农民。自此，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的序幕被拉开了。两年之后，明玉珍被朱元璋所统一。朱元璋在得知四川的具体情况后，立刻制定了大量的恢复性政策，大量的百姓相继涌入了四川。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四川的人口就从60万上升到了146万。遗憾的是，终明朝一朝，四川的人口和经济规模，都没能恢复到南宋时期。到了明末清初之时，四川大约还有400万人口。
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
明朝末年，农民军头领张献忠率兵攻入四川，并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传说中，张献忠残暴异常，以人肉为军粮，以人血为马料，留下了一块“七杀碑”，上面写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四川人在他的统治下，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口。后来，四川的地主武装、南明军队、以及清朝肃亲王豪格的清军，先后对张献忠发动进攻。1947年，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但随后的几十年中，四川仍然战乱不断。1673年，清平西王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再次率军攻入四川。三十多年间，四川地区地主、农民、满人、汉人相互仇杀，鸡犬不留。
战乱之外，四川人民还遭遇了多次疫病。"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流行一时，成了百姓的另一大“杀神”。此外，这些年中还有几次地震、洪水的天灾，同样让百姓叫苦连天。接连不断的折腾，让四川的人口大量减少到了60万人。
为了尽快解决四川的生产问题，清朝廷分别在顺治六年(1649)和顺治十四年(1657)，颁布了《垦荒令》和《垦荒劝惩则例》。其中，规定了垦荒有功者，可以享受五年不收税赋的优惠。到了康熙时，又进一步修改垦荒条例，提出了“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两省的逃荒者，因此纷至沓来，最终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浪潮。
总结：
“湖广填四川”的起因虽然让人心酸，但是它对中国的文化交流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四川地处盆地，历来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文化远比中原地区和荆楚地区落后。正是通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才让四川的文化程度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同步。如今，我们听很多湖南朋友说话，和四川人发音相近，这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成果。而新中国的领袖和将帅中，就有邓小平、朱德、陈毅等一大批四川人。他们的出现，也和“湖广填四川”有着很大的关系。在痛苦中交流，在交流中孕育，四川的今天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格外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