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东北军来，很多人都会想到九一八事变后不战而撤的那支军队，从而将东北军与懦夫之间划上了等号。
其实如何评价东北军，这个问题很复杂。就九一八事变时的情况来说，东北军高层的问题极大，但对中下级官兵来说，他们未必都是软骨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主力撤入关内，其余部队一部沦为伪军，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还有一部分东北军依然选择了留下抗日。
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原东北军部队也参加了历次血战，只不过这些战斗和牺牲很少有人提，当然也就更少人知道而已。这篇文章我们重点谈谈抗战期间的东北军49军，提供一个东北军的抗战视角。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分化，其中炮兵第6旅、第8旅；骑兵第10师；步兵第106师先后脱离东北军体系，投向中央军体系。
其余的东北军整编为5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取消了1个步兵军、6个步兵师及1个骑兵师的番号。每个步兵军编制压缩为2个师，师执行2旅4团的丙种师编制。
其中49军是东北军部队番号最靠前的步兵军，下辖105师和109师，军长为刘多荃，该部为原东北军警卫部队改编，故而在装备的人员素质上较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军各军备分割使用，自此这一军系彻底瓦解，各军沦为所属战区的杂牌军。
49军最初被调到了华北战场，在津浦路阻击南下的日军第10师团。
当时云集在河北战场的中国军队很多，但谁都没想到的是中央军的刘峙一触即溃，先丢保定，再失石家庄，又退开封，刘峙遂有“长腿将军”之称。而49军与日军激战后也是伤亡重大，但作战很英勇。
华北作战2个月后，华东淞沪战场吃紧，49军又被调到了淞沪战场参战。
105师部署在姚家渡、范家桥一带，109师部署在纪王庙、马目桥一带，在日军的猛攻之下，两师均伤亡惨重。
其中105师626团团长顾忠全牺牲，部队损失近半；109师伤亡更大，3名团长阵亡，团营军官伤亡三分之二，战士几乎全部打光。
当时与49军同时在淞沪作战的还有东北军67军。
67军为完成“死守松江三日”的任务，伤亡比49军更大。军长吴克仁、参谋长吴桐岗、107师参谋长邓玉琢、321旅旅长朱芝荣、324旅旅长刘启文先后殉国，军所余部队由副军长带领，至昆山收容残部。
谁都没想到的是，67军的番号就此被取消，余部缩编为108师，并入25军。
当108师师长张文清请求抚恤阵亡官兵时，被答复：
吴克仁将军
确迅原东北部队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在我大军撤离上海后，已率部叛变投降日军，此次侵占南昌，即是吴克仁亲自指挥所部，为日寇前导。
此通告同时还发往各战区，使得原东北军在极度愤慨之际，也深忧所部的未来。
而对于49军来说，因为蒋介石特别痛恨该军军长刘多荃（刘为西安事变时捉蒋行动总指挥），其遭受重大损失后会不会也被缩编，乃至于取消番号呢？
淞沪战后，49军在武汉活动，到处求人甚至还花钱买门路，终于争取来了以全部徒手的预备第5师补充损失极大的109师。
但武器补充是想都不要想的，好在49军原先为警卫部队，东北军装备很来不错，后来缩编便有一批储备武器。
以这批武器为基础，给新补充来的109师步兵配齐了捷克式步枪，每个步兵连配6挺捷克式轻机枪，每个步兵营有重机枪连，每个步兵团还有迫击炮连。
但49军没想到的是，新的109师团长全部是黄埔军官，自己根本指挥不动，乃至于部队开拔时，新的109师4个团长全部告假。上报之后，蒋介石不仅不处理这4个团长，反而将109师师长赵毅撤职，以李树德任师长，原东北军军官全部被更换。
这还不算，109师随后还被调出49军的建制，49军的主力就此只剩下了一个105师。
这种策略是抗战时期蒋介石消除异己和杂牌部队的惯用手段，时人称之为“掺沙子”，最后将杂牌军中央化。而至于连中央化价值都不存在的部队则被当做牺牲者使用，部队打光了即取消编制，上文中的67军即为此例。
而没被取消番号的杂牌军一方面由于补充极少，另一方面也害怕作战损失过大后被取消编制。因此在抗战中期以后实际战力远不如全面抗战初期的表现。还有的杂牌军被推到了日占区也打游击战，在前有日军后无补充的情况下，意志薄弱者干脆就投敌了。而搞笑的是，有的杂牌军将军投敌甚至还是国府授意的。
就49军而言，遭受的打压要比一般部队更甚。据国府军械司“抗战以来补充全国各部队主要武器统计表”载，49军在抗战中仅领到步枪200支、轻机枪79挺、重机枪41挺、迫击炮7门，其余武器缺额都要自己解决。
因一次作战失利，49军军长刘多荃甚至被降为上校军长。以所辖部队来说，109师被分割后，又补入了一个预备第9师，之后还有118师编入，但都是新部队。
49军指挥关系稍微理顺之际，立即又被调换部队。
如118师后来调入79军，以26师调入；预备第9师调入70军，以汪伪和平建军改编的暂编13师补入；之后暂编13师又调出，以79师补入。这些新的师都不是49军能有效指挥得了的，该军自始至终只有105师能随心所欲地指挥。
虽然经历了种种波折和不公正对待，49军在抗战中还是很积极的。
1938年，49军参加了武汉会战；1939年又参加了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本有一幅油画叫《“豆”战车的拼死之斗》，画面中是一辆日军坦克与一群中国军人在“肉搏”。日本人或许想展现的是其战车的勇敢，但我们从这幅油画中却也能看出中国军人的悲壮与惨烈。
这幅油画不是随心之作，而是发生在修水河畔凤栖山魏家营的真实战斗，而与日军坦克奋战的中国军人就是49军105师315旅629团的官兵。
南昌会战中，日军较大规模使用装甲部队作战，虽然其坦克性能并不算好，但在劣势武器的中国军队面前却仍然是装甲怪物。
这场战斗，据日方记载是坦克掩护步兵冲击时，其履带被炸坏，步兵因遭到中国军队围攻而陷入苦战。这时其战车内仍然活着的士兵突然操作机枪扫射，使得步兵得以逃回。
当日军增援部队反攻后发现，中国军队朝坦克内扔了手榴弹，炸死了日军坦克手，而坦克周围则有12名中国军人的尸体。
而中方的记载是这辆坦克是被敢死队员用集束手榴弹炸毁的，这批敢死队员全部牺牲。
类似这样的战斗在49军的抗战历程中是常态，之后这支部队又先后参加了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可以说抗战中的大会战，该军有一小半参与过。
而当1945年抗战胜利时，该军中的东北兵几乎已经全部打光了，只有部分高级军官还是东北人。如49军当时的军长王铁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其就是驻北大营的第7旅620团团长，而他没有执行不抵抗的命令，是率部打出去的——虽然因当时没有准备、子弹不多而没打死多少日本人。
49军是抗战时期原东北军部队的一个缩影，但并非全部，在抗战中原东北军部队也有一部分趋于反动，热衷于摩擦而不是抗日。
而在抗战的过程中，原东北军部队也被蒋介石分化完毕，其中一部分成为中央嫡系，一部分被取消编制，还有的则在三流部队中游荡。当然此时的东北军除了高级军官是东北军出身外，中下级军官及兵员也都已经不是东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