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1期
“情”与“众”
钱谷融“人学”的两个面向及其当下意义
朱羽
内容提要：钱谷融先生发表于1957年5月号《文艺月报》的《论“文学是人学”》曾在1950年代末期被归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人性论”谱系予以批判；而在新时期以来，评论者多从“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给予“人学”以极高的评价。辩证的是，前一种批判虽然粗暴，却给出了“人学”说重要的思想论辩语境，后一种肯定性评价虽然抓住了“人学”说的某些思想旨趣，但随着1980年代启蒙思路暴露出自身的历史局限，也成为思想上的障碍。通过细读钱谷融写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的文艺论说，追问“文学是人学”所诉诸的“情感”议题，并将之摆放在当时围绕“情感”的论争中进行解析，便可剥离出“人学”的对话性价值：阶级情感与同情问题构成了一种持久的张力关系。其次，若将钱谷融关于“典型”的思考放到新中国文学人物塑造问题脉络中予以重读，“人学”既关注“个体”但又极为强调人物间所构造的社会关系形式的美学旨趣，尤其彰显了出来。正是“情”与“众”这两个面向，具有一种从内部扬弃旧有美学僵硬性的可能，也具有了一种与当下文学创作产生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关键词：《论“文学是人学”》； 阶级情感； 同情； 社会关系
在钱谷融先生的著述生涯中，有一个现象十分耐人寻味，也已为有识者所点出：“1956年始撰《论“文学是人学”》时三十七岁，1962年首刊《人物谈》时四十三岁，很快便达到其学术生涯的巅峰状态。”[1]钱谷融曾自谓“不喜欢写文章，甚至怕写文章的心理，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2]，却在1950年代中后期至1960年代初爆发出极大能量，在“外力”[3]作用下而冲破自己的“习惯”，不禁让人唏嘘。虽不能简单说是时势造英雄，却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大时代（或“外力”）所给予的某种激励。然而，重读这些核心文本，一开始就会遭遇某种困境：由于“人性”、“人道主义”观念在改革时期逐渐“自然化”，且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隐秘的新教条，那些如今看来已然不证自明的论述，似乎无法直接引发强烈的研究兴趣。特别是如阿尔都塞式反思“人道主义”以及新近兴起的“后人类”问题提出之后，如此来谈论“人”，又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这种困境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方法论上的懒惰之举——简单认为“人学”说处在“五四”启蒙思路的延长线上，从而可以顺滑地对接到新时期。此种线性而武断的叙事抛开了1950-1960年代略显粗疏却不失活力的思想论争语境——钱谷融论述的现实感只有在这种上下文里才看得清楚，也将“人学”论说本身做了“去历史化”的处理。与此相反，我特别重视这些论说得以产生的新中国文化-思想整体脉络（就算到了80年代末期，钱谷融其实依旧对“总体文化”问题颇为自觉[4]）：一方面避免从过分后设的视角来回溯性地建构出一种抽象的新文学理想捍卫者形象，另一方面也否定与之一体两面的大批判论调所锚定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形象。至少从钱谷融一些零碎的回忆来看，当时他的问题出发点与基本思路，不能不说是在社会主义文艺基本逻辑之内的。[5]正如杰姆逊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意味着，一切历史都是我们的当代史。[6]仅仅认为或无意识地坚持历史都是用我们当下的立场、趣味投射出来的产物，实为一种逃避真实历史的傲慢。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毋宁说只是一种催促自我反省的律令，一种对于历史矛盾总是能在当下显影的承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希望在细读钱谷融的核心文本的同时，不断引入其所植根的“当代”的情境，并且尝试阐明，只有采用这样一种迂回的方法，钱谷融论说的当下意义才能真正展现出来。
一、“人学”与“同情”
“人学”及其相关语义的出现，本身是一种症候。在十七年时期，这一症候具有反复性，显得十分顽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命题，也从属于此种症候的谱系。在1957年，巴人将“人情”视为“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7]。王淑明在读了巴人的文章及对之的驳诘后，依然反问：“为什么人们在社会关系中，藉着语言和行动的媒介与帮助，可以在感情上，相互得到沟通与了解呢？”[8]虽然钱谷融所谓“在文艺创作中，一切都是以具体的感性的形式出现的，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9]，与前两者在表述重点上并不相同；但他们所分享的，无疑是相类似的问题意识与焦虑。其或明或暗的对话对象都是“阶级性”，或更确切地说，一种以阶级性为基础的情感划分。“人情”及“人性”的症候，在1963年金为民、李云初所写的《从评价想到的几个问题》中依然清晰可辨，即所谓新人、英雄形象的人情味问题。[10]“人情”、“人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视为一种寓言。关键是要弄明白，这种症候究竟联通到哪儿。
开门见山地说，作为症候的“人情”与“人性”，始终是与“阶级性”处在一种既结合又否定的矛盾关系中。它暗示的是，中国革命在逐渐转入建设与常态过程中，对于统合与和解的需要。始自1956年的美学讨论所聚焦的自然美问题，以及艺术领域中关于山水、花鸟画是否有阶级性的论辩，皆是这一问题的别样表达。但在这儿，我想引出另一个更为具体的把握方式，即将钱谷融的“人学”思路首先放在社会主义文艺机制内部来理解。建国以来对于塑造英雄人物的迫切吁求，实为现实社会主义文艺机制的内在要求。[11]若能将此问题再往前推一步，便能看到，英雄人物形象关乎的是社会主义政教机制的某一核心问题：先进典型的塑造，随之而起的摹仿、学习与改造。围绕新人与英雄所展开的审美感知与伦理-政治思考，在原则上并不会局限于文学领域，毋宁说它会塑成一整套更为普遍的形式规则与叙述语法。事实上，英雄、典型与摹仿的架构，必然需要使文学感知与生活行动进行有效联通，并对文学感知中的剩余性与冗余性展开反思与处置。正是在这一脉络里，我们或可理解1958年对于钱谷融的批判为何聚焦于“反对文学反映现实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命题”[12]。批评话语所担心的，正是钱谷融在某种程度上松动了文学与现实之间过于直接的映现要求，从而质疑了普泛化的政教逻辑与典型-仿效惯习在文学表达上的持久有效性。《论“文学是人学”》最开始的部分的确宣告了：“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13]但同时，他也坚持，需将“文学当做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来看待”[14]。钱谷融与受到苏联文艺理论影响的正统论的分歧，并不在于质疑文学根本的政教指向，而是追问：文学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钱的论述不禁让人联想起1950年代美学讨论中朱光潜的看法：列宁主义的反映论原理与美学的概念没有“内在”的联系。[15]这无疑涉及对于“中介”形态的思考。而文艺如何起作用，其实也是社会主义政教机制有待回答的难题。因此，若对文本仔细辨析，便会发现，1950年代钱谷融关于“人学”的构思，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人学”所触及的“人”的理解确实关乎某种布尔乔亚现代性。其次，文学的“人学”联通着文学独特的作用方式，从而引出了“同情”问题。
就前者而言，当时的批评者的毒辣眼光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钱谷融在这一段落中具体表达了关于“人道”的理解：
把人当做人，对自己来说，就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所以，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在消极方面说，就是要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要反对不把劳动人民当做人的专制与奴役制度。[16]
批评者对之的不满是：为了逃避“阶级思想”一词，钱谷融折衷主义式地把各种矛盾概念硬扯在一起。[17]此种批判视独立自主的权利与相互承认为资产阶级思想，指认其对立于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为无产阶级理想。但反过来说，这种“混乱”无非暗示着社会主义现代性自身的紧张感。独立自主的自由，相互承认的形式平等的法权状态，当然是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标识。但它持续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无法通过单纯的思想批判来解决，因为其基础本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特征。当时的批判者往往会使用“对立”的修辞来轻易地打发前者，但实质上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个体性问题依旧顽固。因而，我们或可将之把握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内部的问题，无法简单排除而需要扬弃。
就后者而言，“人学”论文字里行间所凸显的“同情”问题，触及了更为细微的文学机制。“同情”第一次出现，是在论托尔斯泰时：“托尔斯泰原来是想把安娜当做‘有罪的妻子’而加以贬责的，但结果他却‘不得不’寄给她以深深的同情，甚至还赞扬了她。”[18]从而将所谓“现实主义”原则的胜利转写为“人道主义”的胜利。这样分析的根由是：“真正的艺术家决不把他的人物当做工具，当做傀儡，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当成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有着一定的思想感情、有着独立的个性的人来看待的。”[19]这必然能让人联想到黑格尔《美学》中的措辞：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20]这种创造而不带来支配、赋予对象某种自由地位的美学设想，确实是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集中表达。而钱谷融对于“同情”更为集中的表述则特别着眼于读者的动情问题：
文学作品本来主要就是表现人的悲欢离合的感情，表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不平的。它正是通过了这些思想感情的艺术的表现，而发挥其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的作用的。……每一个人既都必有其独特的生活遭遇，独特的思想感情，为什么又不能把他个人的哀乐唱出来呢？假如他唱得很真挚，很动听，为什么又不能引起我们的喜爱，激起我们的同情呢？[21]
这是钱谷融“人学”说的一个隐秘而重要的面向。他似乎在坚持，文学是以同情（及其重要面向——移情[22]）为基本机制而发挥作用的。如果说，人道主义精神是评价文艺作品的最低标准，“同情”恐怕就是人道主义精神自身的起始点。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思想联结。在西方思想史上，18世纪也被称为同情的时代（the age of sympathy）。这个源于希腊词συμπ θεια（字面意思为共情状态，由“同类”与“情感”两个词组成）[23]，在18世纪有着三重内涵：情感的沟通机制；用我们自己来替代他人的想象或理性过程；他人痛苦而自己痛苦，他人愉悦而自己愉悦。三者各有来源：即分别作为感染、共通感与他人导向的恻隐之心。[24]西方“同情”论的一个要点在于，不仅爱或恨那些直接影响我们的事物，而且也会爱或恨某些与我们无直接功利关系的事物。因此，在18世纪，同情被视为对于自利心施加抑制的力量，它是一种激发行动的情感，服务于个体间社会纽带的重建。而回到历史语境中来的话，18世纪的同情问题之流行，也是对于“自利”的地位不断攀升以及传统基督教之爱衰弱的回应。[25]将钱谷融笔下的“同情”直接对接到18世纪以降西方的同情论之上，显然不能成立，但语境的类比或可激活某条线索。如果说资产阶级同情观的兴起，试图回应的是世俗化情势下私利个体扩张后的社会纽带重建，那么，1950-1960年代文论重提“同情”，恐怕针对的是阶级图式在处理情感问题上的弱点。后一经由文学中介来表达的同情，更为隐晦地提出了某种社会纽带重建的主张。恰好也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对抗问题正在经历某种转变。同情措辞试图弥合的，正是阶级性所划开的情感领域，亦是试图为坚硬的阶级身份及其固定的情感表达，提供一种更为灵活而柔软的增补物。也正是在此种语境中，钱谷融的论述呈现出某种复杂性与暧昧性，如下述一段便涉及“革命暴力”与“同情”的奇异综合。
托尔斯泰……违反了他一贯主张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教义，同情并赞扬起革命者的暴力斗争手段来……他看到这些革命者是“在损失自由、生命和一切人所宝贵的东西的危险中”才采取这样的暴力手段的；是在别人十分残忍地对待他们时，他们才“自然而然地采用别人用来对付他们的那同样的方法”的。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能够对这些革命者的行动表示反对吗？[26]
显然，同情并不排斥暴力，也不丧失立场。人道主义不等于软弱乃至流于“伪善”的博爱，同情亦可联通革命行动。这也提示我们，不可在简单的非此即彼框架中来把握这里的同情问题。
关于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系列与“人学”论文之间的思路延续性，当时的批判者与如今的研究者虽然出发点截然不同，但判断大致类似，强调两者之间有着紧密关联。问题是，如何更为具体地把握这一关联。以“同情”来审视之，或可打开一种思路。钱谷融八篇“人物谈”，写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为 “周家”四篇（其中“论周萍”一篇未能发表[27]），1979年又写成“鲁家”四篇。关于提笔的动机，钱谷融曾说是源于1959年曹禺修改本《雷雨》上演后引发的一些评论。乍一看，文章的论辩色彩不浓，但实际上每一篇都触及了人物形象的阶级问题与相关的“同情”问题。虽然鲁家四篇迟至1979年才成文，而且显然钱谷融已经参考了1959年《雷雨》的修订版，但我还是想将这八篇人物论视为一个相连续的整体来讨论。虽说历史情境已变，但论述的惯性与基本的方法已经成形，许多念头不能不说已经在1960年代埋下。更中肯地说，我们应该在一种社会主义文化的连续性上来把握这八篇人物论。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对于钱谷融来说，确实是一种拨乱反正、回到初心的机会。
简单地说，“《雷雨》人物谈”不但以人物的阶级身份为基本的论述规则，钱谷融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在人物的阶级性（已然有了相关政治判断）中，辨析出更为复杂的情感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人物谈的叙事线索中潜藏着“同情”的强弱与难度；钱谷融以其极其微妙的笔触，勾勒出了人物引发同情的不同层级，以及这种强弱背后的阶级问题与社会-历史根源。在周家四篇中，最困难的分析对象是周朴园，其次是周萍。文章甫一面世，便迎来了“美化资产阶级、同情资产阶级”的指责。[28]但必须注意，钱谷融的核心用意始终未变，即揭露周朴园的“虚伪”；只是说，“虚伪”在周朴园身上获得了更为复杂的表达。在一个看似颇成问题的段落中，钱谷融有如下评述：
周朴园对侍萍的某种程度的怀念，不但丝毫不能动摇我们认为周朴园是极端虚伪的看法，而恰恰是——从他的怀念的性质及其具体表现中——只有更其加深了我们的这一看法。……他在主观上可能的确是很“真诚”的，并无故意骗人的存心。但是，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他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高尚的感情的。他首先考虑的，总是自己的名誉、地位，自己的实际利益。[29]
钱谷融在这里的论述，并非某种“危险的增补”——承认周朴园怀念侍萍的真诚性；而为了消弱这一判断的危险性，便强调他的剥削阶级特征。毋宁说，他是以更为复杂的判断，提出了一种真正把握“人情”所蕴含的个性与阶级性矛盾的方法。换言之，固有的单调的对应方式（如阶级身份=卑劣感情）会掩盖更为复杂的阶级性的表达，因而在不断循环流通过程中丧失自身的能量。这种复杂的理解方式，其实也在为真正超越“同情”提供准备。依据此条线索，我们得以窥见，周家四篇每一篇都以“同情”为基础，但每一篇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同情。如果说周萍的问题依旧处在周朴园的延长线上的话（依然是“伪善”与“复杂”），而周冲本身则是“同情”的化身。钱谷融用引文说明了此种很大程度上源于五四“血与泪”文艺的同情的特质[30]，然而人物本身的命运揭示出了此种同情方式的局限性。关于蘩漪，钱谷融明确指出：“鲁大海当然要比蘩漪站得高得多，他和周朴园之间的矛盾，也更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本质的矛盾。就是侍萍，她所受的迫害也远较蘩漪为重，她的身世也更易得到人们的同情。”[31]但蘩漪之所以更为重要而能承担“雷雨”性格，是因为她构成了全剧的动力。人物在整部戏剧中的“关系性位置”，平衡了单纯的同情，也将所谓阶级身份问题复杂化了。
鲁家四篇中，我倒觉得最有意味的是论述鲁大海。“同情”也在此处直接与阶级问题再次勾联了起来。钱谷融引用了一段曹禺1978年与王朝闻的访谈，颇值得玩味：“在《雷雨》里，我写了一个鲁大海，这是一个工人，当然写得很不像样子，很不成熟，但我是同情这个人，甚至佩服这个人的。”[32]钱谷融随后的评论是：“作者要不是深深地同情和佩服这个人，他是决不可能把鲁大海写得像现在这样的。”[33]他认为曹禺的《雷雨》修改版对于鲁大海台词的改动十分成功，甚至可以说弥补了原来塑造上的弱点。那句“这本账是要算清楚的”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曹禺与鲁大海的同情关系，让人联想起“人学”论文里所论及的托尔斯泰与革命者之间的“同情”关系。同情与阶级问题相互缠绕的难题，不得不说是“人学”思想中最具洞见的表达，而对于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的再思考，则会引出一个超越单纯情感维度的美学问题。
二、超越同情：文学中的“众”及其社会诗学
钱谷融曾说自己喜欢鲁迅的小说与曹禺的戏剧，但他关于鲁迅的小说谈得很少，反而就杂文有过长篇大论。[34]不夸张地说，钱谷融阐释文学作品的重心，就是曹禺的《雷雨》。这恐怕不是偶然。因为《雷雨》展示了一种人物之间矛盾冲突剧烈而人物笔墨分配却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说，“同情”可以视为钱谷融“人学”思想最低标准的一种表达，那么，这一思想的最终表达，实质指向的是一种别样的社会关系的诗学：
人物的所以有典型性，并不是因为作家揭示出了他的阶级本质的缘故；作品的典型意义，也不是仅仅存在于典型人物本人的身上。人物之所以有典型性，乃是因为在他的周围集结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乃是因为通过他的活动，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图景，概括出那一时代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的缘故。而作品的典型意义，也不应该仅仅从作品中的个别人物身上去找，而是应该从作品所构成的整个画面，所揭示的生活的总的动向中去找寻的。……阿Q……离开了他与王胡、小D、吴妈，以及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之间的关系，阿Q的典型性又从哪里产生出来呢？[35]
“典型”与“阶级本质”，乃至与“社会力量的本质”相关，源于苏联文论的影响。[36]在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内部关于此问题已经有所争论，在1956年，中国围绕“典型”亦有一波讨论高潮。[37]钱谷融的论述可谓植根于此。典型问题绝非一个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关乎社会主义政教机制的关键点。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英雄人物的舆论塑造，与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刻画之间有着颇为紧密的关联。令人颇为吃惊的是，钱谷融的看法拆解了典型与个别人物之间的“天然”联结，而将之放在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中来理解。这样，就将作为个体的典型人物，置换为一种人物群像或“众”人之社会关系所表述的“典型意义”。这在当时应是钱谷融关于文学人物塑造的一种基本理解。同样写于1960年代的《管窥蠡测》这样说道：
通过这种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具体的、有机的联系，人们所看到的，又不止是个别的人物，个别的生活场景，个别的现象，而同时也看到了围绕在这一人物周围的许多其他的人和其他的生活现象，看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联系的规律，看到了一定社会现象的本质。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说，能不能写出既具有不可重复的个人特色，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的典型人物来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真实地、具体地写出人物与环境之间深刻的、有机的联系；就在于能不能使他笔下的人物与周围的环境处在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关系中。[38]
钱谷融的眼光显然超越了个别人物，而是在意于“关系”；不仅是人与人的关系，更是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具体、有机的联系。因此，文学作品本身构成一个微缩的宇宙，其意义并不体现于某一人物，而始终是以“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关系”来表达的。这就涉及社会主义人学人物分配的文化政治问题了。塑造英雄人物的企图与一种政教-摹仿机制紧密相关，关联着这种政教-摹仿所固有的管理策略与治理方法，以及一系列伦理策动与政治心理学问题。现代文学实践虽然有其自身的起源与脉络，但新中国文化始终希望将之引导到某个更为宏大的总体政教框架中来；进而从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中提取出正当的情感诉求与政治能量，反哺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钱谷融所强调的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所构成的总体社会关系的“诗学”设想，首先唤起的，恐怕就不是情感的简单划分与英雄人物凸显于前景而成为仿效典型的状态。事实上，八篇“《雷雨》人物谈”本身就构成一种富有意味的“互文”关系，是对这种社会关系诗学批评视野的展示。
这里恐怕还涉及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张力性关系问题。批评家的位置与功能不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种政治制度但不同的文学-审美-构型中也是不同的。实际的文学创作实践有其自身的生产轨迹，特别是在新中国，作家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实际配置相当独特，而其所征用的语言资源、形式策略又并不单一，作家本人的意识形态光谱也远非一致，因此呈现出无法完全贴合于政教机制的特征。但是，批评家的批评方式显然是更为内在于这一机制的。批评话语过分聚焦于主要人物，过分强化阶级划分的优先性乃至唯一性，匆忙引入外部视角对文本细节进行“穿透”与征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文学作品自身政教潜能的压缩，同时也是在向读者传授某种并不高明的读法。在论周萍的那篇“人物谈”里，钱谷融少见地摆出了论辩的姿态，对两种读法分别提出了异议：
对待像周萍这样的人物，常常容易出现两种简单化的态度。一种是眼光只停留在一些表现的现象上，对他的所谓“真诚”，所谓“不得已的苦衷”，表现出过分的轻信，因而不适当地原谅他，同情他。还有一种从他的思想本质出发，对他的思想本质出发，对他深恶而痛绝之，认为他的所言所行，无一不是可鄙而可恨的，因此把他臭骂一顿了事，而不去进一步探索这个人物的性格形成的社会根源，发掘这一形象的深刻的典型意义。[39]
前者可以说是一种抽象化的同情态度，建基于去阶级化的人性设定，后者则是抹煞中介的政治-道德批评，钱谷融对于两者都是拒斥的。他的回应方式同样扣住了上述“众”之社会关系的诗学：评价周萍，需要放在与周朴园的比较中来看，“他们不仅有互相补充的一面（都是腐朽的剥削队伍中的一员），也还有互相对立的一面（在周萍身上还有某些与腐朽的剥削阶级不相协调的东西）。”[40]因此可以说，钱谷融赋予了批评家一种传授读法与教授诗学的任务。这里也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文化治理的思路，使文学起作用的方式，很可能不一定要同一于其他实践：阅读的放缓，对于形式中介的重视，因为复杂性而带来的感性经验的激荡，本身也可以通过批评这一中介，有效地纳入社会主义政教机制之中。在这意义上，钱谷融为数不多的写于1960年代的论文之一——《作家·批评家·批评》——尤其彰显出了它的意义。也恰恰是在那个更为自觉的总体性时代，所谓“批评家的桥梁作用”——解释作者的意图、指出作品所认同的生活以及转译出文学复杂的审美配置，反而更加激发出它在教育-改造方面的切关性——至少能够回应：如何评价好人里有坏人，而坏人有时显得不那么坏。[41]
三、结语
将钱谷融的“人学”及其相关论述放置在新中国七十年文学-文化脉络里予以理解，平实的看法也将转化为耀眼而有力的洞见。前三十年，中国文学基本上处在一种政教-摹仿美学机制中（虽然这一机制内部还有许多褶皱值得分析），而后四十年，我们逐渐见证了这一机制的式微，以及原有的“政教”产生了分化（比如市场的积极介入）与转化，与之伴随的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某种转型以及“人”的设想的改变。在前三十年，钱谷融所着力暗示的“同情”问题与阶级图式始终处在一种对抗与妥协的互动关系之中，文学人物总需在承担阶级对抗与对话的过程中，赢得一种主导性的认同力量；但情感的流动（包括人物及其激发的阅读效果）本身也并不完全能被抹煞，反而会形成一种富有意味的增补。在后四十年中，“同情”丧失了阶级性这一最为关键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手而愈加流于抽象，文学人物也从其阶级位置上偏转出来。这样一来，文学人物不但远离了原来的英雄人物的政教-摹仿基座，同时也从钱谷融所强调的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所构成的社会形式的诗学结构中摆脱出来。人物愈发转变为内面的“自由”的主体（或破碎的情绪节点），而人与外部环境又构成了某种较为僵硬而无解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钱谷融“人学”的两个命题在当下反而变得迫切起来。“同情”依旧需要在社会阶级位置面前测试自身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同时，还需要激活一种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诗学，使文学在其根本意义上，回到对于社会形势/形式本身的展示。而这一伟大的诗学企图，正是对马克思所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美学准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批评史脉络中的十七年文学人物形象审美谱系研究”（编号：18BZW15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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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羽，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思想，亦旁及批评理论与美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批评史脉络中的十七年文学人物形象审美谱系研究》，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新书《社会主义与“自然”》已于2018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释：
[1]夏伟：《钱谷融“学生回应模式”解码——对的发生学解读》，《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2]钱谷融：《且说说我自己》，见《散淡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
[3]“外力”说见上文。我们或许不应从内心坚守与外力催逼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来理解这里的“外力”问题。这种“外力”除了所谓行政与政治的暗示与要求外，应包括“双百”给知识分子所带来的解放感与畅所欲言的激励。更重要的是，那一时代所实际运作的“内”（主体性）与“外”（政治与文化机制）关系，不能用当下的流俗理解来把握，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认同感乃至介入的迫切感，不可不察。
[4]钱谷融：“[文学]它又是总体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方面看，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不仅是能够沟通的，同时，文学的存在和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得不受制于总体文化的影响。”参看钱谷融、吴俊：《多种变奏：文学与政治，人道与阶级——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话》，《江淮论坛》1989年第3期。
[5]钱谷融：“我在自我批判[指钱谷融为了回应对于《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批评，在1957年所撰写的《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中是极力在强使自己接受当时一些批判者的观点的，自然难免有违心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我的态度还是严肃的，的确是想检查自己的错误，并认真探讨一些问题的；决不是一味的苟合取容，一味的随风倒。”，见钱谷融：《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刊发的这个版本实际上有些名不符实，因为钱谷融删去了原稿中自我批判的部分，但编辑依旧沿用原题，而造成接受上的某些误会。参考钱谷融：“我本来是要他们就照原来的样子，连同‘自我批判’部分全文发表的。编辑部看后，觉得自我批判部分有些提法相当‘左’……我就只得采取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的老办法，去掉原稿中自我批判的部分，只把其中‘当时的想法’一部分拿来发表。……另拟了一个题目寄去。但编辑部认为新拟的题目不能概括全文，就仍用了原来的题目。因为发稿时间紧迫，也来不及再征求我的意见，以致这篇文章竟成了没有‘自我批评’的《自我批判提纲》，使读者莫名其妙，这是我深感遗憾的。”钱谷融：《关于》，《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
[6] 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London: Routledge, 1983), p.2.
[7]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
[8]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新港》1957年第7期。
[9]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10]金为民、李云初：《从评价想到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63年10月19日。
[11]比如，1953年广泛展开的关于新英雄人物的讨论，1959年关于新英雄人物与写真人真事的讨论，1964年关于时代精神与英雄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与批判等。
[12] “前记”，新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编：《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13]同上。
[14]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15]参看朱光潜：《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美学讨论集》第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6]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17]姚文元：《评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论（1958）》，《文艺思想论争集》，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第296页。
[18]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19]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20]参看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7页。
[21]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22]关于“移情”，可参看Eric Schliesser,“Introduction: On Sympathy”,Eric Schliesser ed.Sympathy: A History(Oxford and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 “移情（empathy）是一个在20世纪被构筑出来的词，对应于德语Einfühlung，意为进入另一人的感知与情感。”
[23] Eric Schliesser,“Introduction: On Sympathy”,Sympathy: A History, p.3.
[24] Ryan Patrick Hanley,“The Eighteenth-Century Context of Sympathy fromSpinoza to Kant”,Sympathy: A History,p.172.
[25] Ibid,pp.175-177, p.183.
[26]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27]钱谷融：《人物谈后记》，《散淡人生》，第265-266页。
[28]钱谷融：《人物谈后记》，《散淡人生》，第265页。
[29]钱谷融：《人物谈》，《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30]钱谷融：《“夏天里的一个春梦”——谈周冲》，见《钱谷融论学三种》，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周冲：“她[四凤]心地单纯，她懂得活着的快乐，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劳动有意义。……”以及“我以为[鲁大海及其他工人]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人努力，我们应当同情的。”
[31]钱谷融：《人物谈》，《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32]钱谷融：《人物谈——四凤、鲁大海、鲁贵》，《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
[33]同上。
[34]钱谷融：《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鲁迅研究年刊》（1979），此文写于1961年3月，改于6月。
[35]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36]在1956年中国受到普遍质疑的论述为马林科夫《在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典型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切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典型绝不是某种统计的平均数。典型是与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它不仅仅是最普遍的、时常发生的和平常的现象。有意识的夸张和突出地刻画一个形象并不排斥典型性，而是更加充分地发掘它和强调它。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参看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及其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37]相关论文，参看李希凡：《典型新论质疑》（《新港》1956年第6期）、王愚：《典型和党性》（《延河》1956年第8期）、林默涵：《关于典型问题的初步理解》（《文艺报》1956年第8号）、张光年：《艺术典型与社会本质》（《文艺报》1956年第8号）、陈涌：《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9号）、巴人：《典型问题随感》（《文艺报》1956年第9号）等。
[38]钱谷融：《管窥蠡测》，《文艺报》1963年第3期。
[39]钱谷融：《“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谈周萍》，见《钱谷融论学三种》，第36页。
[40]同上，第45页。
[41]参看钱谷融：《作家·批评家·批评》，《上海文学》196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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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编辑：华东师大中文系 何卓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