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現代中文學刊》2021年第1期
“情”與“衆”
錢谷融“人學”的兩個面向及其當下意義
朱羽
内容提要：錢谷融先生發表于1957年5月号《文藝月報》的《論“文學是人學”》曾在1950年代末期被歸入資産階級人道主義與“人性論”譜系予以批判；而在新時期以來，評論者多從“人道主義精神”等方面給予“人學”以極高的評價。辯證的是，前一種批判雖然粗暴，卻給出了“人學”說重要的思想論辯語境，後一種肯定性評價雖然抓住了“人學”說的某些思想旨趣，但随着1980年代啟蒙思路暴露出自身的曆史局限，也成為思想上的障礙。通過細讀錢谷融寫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的文藝論說，追問“文學是人學”所訴諸的“情感”議題，并将之擺放在當時圍繞“情感”的論争中進行解析，便可剝離出“人學”的對話性價值：階級情感與同情問題構成了一種持久的張力關系。其次，若将錢谷融關于“典型”的思考放到新中國文學人物塑造問題脈絡中予以重讀，“人學”既關注“個體”但又極為強調人物間所構造的社會關系形式的美學旨趣，尤其彰顯了出來。正是“情”與“衆”這兩個面向，具有一種從内部揚棄舊有美學僵硬性的可能，也具有了一種與當下文學創作産生良性互動的可能性。
關鍵詞：《論“文學是人學”》； 階級情感； 同情； 社會關系
在錢谷融先生的著述生涯中，有一個現象十分耐人尋味，也已為有識者所點出：“1956年始撰《論“文學是人學”》時三十七歲，1962年首刊《人物談》時四十三歲，很快便達到其學術生涯的巅峰狀态。”[1]錢谷融曾自謂“不喜歡寫文章，甚至怕寫文章的心理，已經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習慣”[2]，卻在1950年代中後期至1960年代初爆發出極大能量，在“外力”[3]作用下而沖破自己的“習慣”，不禁讓人唏噓。雖不能簡單說是時勢造英雄，卻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大時代（或“外力”）所給予的某種激勵。然而，重讀這些核心文本，一開始就會遭遇某種困境：由于“人性”、“人道主義”觀念在改革時期逐漸“自然化”，且在一定意義上成為隐秘的新教條，那些如今看來已然不證自明的論述，似乎無法直接引發強烈的研究興趣。特别是如阿爾都塞式反思“人道主義”以及新近興起的“後人類”問題提出之後，如此來談論“人”，又多少顯得有些“不合時宜”。這種困境同時也透露出一種方法論上的懶惰之舉——簡單認為“人學”說處在“五四”啟蒙思路的延長線上，進而可以順滑地對接到新時期。此種線性而武斷的叙事抛開了1950-1960年代略顯粗疏卻不失活力的思想論争語境——錢谷融論述的現實感隻有在這種上下文裡才看得清楚，也将“人學”論說本身做了“去曆史化”的處理。與此相反，我特别重視這些論說得以産生的新中國文化-思想整體脈絡（就算到了80年代末期，錢谷融其實依舊對“總體文化”問題頗為自覺[4]）：一方面避免從過分後設的視角來回溯性地建構出一種抽象的新文學理想捍衛者形象，另一方面也否定與之一體兩面的大批判論調所錨定的“資産階級修正主義者”形象。至少從錢谷融一些零碎的回憶來看，當時他的問題出發點與基本思路，不能不說是在社會主義文藝基本邏輯之内的。[5]正如傑姆遜所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并不意味着，一切曆史都是我們的當代史。[6]僅僅認為或無意識地堅持曆史都是用我們當下的立場、趣味投射出來的産物，實為一種逃避真實曆史的傲慢。所謂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毋甯說隻是一種催促自我檢討的律令，一種對于曆史沖突總是能在當下顯影的承認。在接下來的讨論中，我希望在細讀錢谷融的核心文本的同時，不斷引入其所植根的“當代”的情境，并且嘗試闡明，隻有采用這樣一種迂回的方法，錢谷融論說的當下意義才能真正展現出來。
一、“人學”與“同情”
“人學”及其相關語義的出現，本身是一種症候。在十七年時期，這一症候具有反複性，顯得十分頑強。錢谷融的“文學是人學”命題，也從屬于此種症候的譜系。在1957年，巴人将“人情”視為“人和人之間共同相通的東西”，“出于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7]。王淑明在讀了巴人的文章及對之的駁诘後，依然反問：“為什麼人們在社會關系中，藉着語言和行動的媒介與幫助，可以在感情上，互相得到溝通與了解呢？”[8]雖然錢谷融所謂“在文藝創作中，一切都是以具體的感性的形式出現的，一切都是以人來對待人，以心來接觸心”[9]，與前兩者在表述重點上并不相同；但他們所分享的，無疑是相類似的問題意識與焦慮。其或明或暗的對話對象都是“階級性”，或更确切地說，一種以階級性為基礎的情感劃分。“人情”及“人性”的症候，在1963年金為民、李雲初所寫的《從評價想到的幾個問題》中依然清晰可辨，即所謂新人、英雄形象的人情味問題。[10]“人情”、“人學”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也可視為一種寓言。關鍵是要弄明白，這種症候究竟聯通到哪兒。
開門見山地說，作為症候的“人情”與“人性”，始終是與“階級性”處在一種既結合又否定的沖突關系中。它暗示的是，中國革命在逐漸轉入建設與常态過程中，對于統合與和解的需要。始自1956年的美學讨論所聚焦的自然美問題，以及藝術領域中關于山水、花鳥畫是否有階級性的論辯，皆是這一問題的别樣表達。但在這兒，我想引出另一個更為具體的把握方式，即将錢谷融的“人學”思路首先放在社會主義文藝機制内部來了解。建國以來對于塑造英雄人物的迫切籲求，實為現實社會主義文藝機制的内在要求。[11]若能将此問題再往前推一步，便能看到，英雄人物形象關乎的是社會主義政教機制的某一核心問題：先進典型的塑造，随之而起的摹仿、學習與改造。圍繞新人與英雄所展開的審美感覺與倫理-政治思考，在原則上并不會局限于文學領域，毋甯說它會塑成一整套更為普遍的形式規則與叙述文法。事實上，英雄、典型與摹仿的架構，必然需要使文學感覺與生活行動進行有效聯通，并對文學感覺中的剩餘性與備援性展開反思與處置。正是在這一脈絡裡，我們或可了解1958年對于錢谷融的批判為何聚焦于“反對文學反映現實這個曆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命題”[12]。批評話語所擔心的，正是錢谷融在某種程度上松動了文學與現實之間過于直接的映現要求，進而質疑了普泛化的政教邏輯與典型-仿效慣習在文學表達上的持久有效性。《論“文學是人學”》最開始的部分的确宣告了：“反對把反映現實當作文學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務；尤其反對把描寫人僅僅當作是反映現實的一種工具，一種手段。”[13]但同時，他也堅持，需将“文學當做影響人、教育人的利器來看待”[14]。錢谷融與受到蘇聯文藝理論影響的正統論的分歧，并不在于質疑文學根本的政教指向，而是追問：文學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錢的論述不禁讓人聯想起1950年代美學讨論中朱光潛的看法：列甯主義的反映論原理與美學的概念沒有“内在”的聯系。[15]這無疑涉及對于“中介”形态的思考。而文藝如何起作用，其實也是社會主義政教機制有待回答的難題。是以，若對文本仔細辨析，便會發現，1950年代錢谷融關于“人學”的構思，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人學”所觸及的“人”的了解确實關乎某種布爾喬亞現代性。其次，文學的“人學”聯通着文學獨特的作用方式，進而引出了“同情”問題。
就前者而言，當時的批評者的毒辣眼光倒是提供了一條線索。錢谷融在這一段落中具體表達了關于“人道”的了解：
把人當做人，對自己來說，就意味着要維護自己的獨立自主的權利。對别人來說，又意味着人與人之間要互相承認互相尊重。是以，所謂人道主義精神，在積極方面說，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在消極方面說，就是要反對一切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不合理現象；就是要反對不把勞動人民當做人的專制與奴役制度。[16]
批評者對之的不滿是：為了逃避“階級思想”一詞，錢谷融折衷主義式地把各種沖突概念硬扯在一起。[17]此種批判視獨立自主的權利與互相承認為資産階級思想，指認其對立于反對一切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為無産階級理想。但反過來說，這種“混亂”無非暗示着社會主義現代性自身的緊張感。獨立自主的自由，互相承認的形式平等的法權狀态，當然是資産階級現代性的辨別。但它持續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内部，無法通過單純的思想批判來解決，因為其基礎本就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特征。當時的批判者往往會使用“對立”的修辭來輕易地打發前者，但實質上社會主義社會裡的個體性問題依舊頑固。因而，我們或可将之把握為社會主義現代性内部的問題，無法簡單排除而需要揚棄。
就後者而言，“人學”論文字裡行間所凸顯的“同情”問題，觸及了更為細微的文學機制。“同情”第一次出現，是在論托爾斯泰時：“托爾斯泰原來是想把安娜當做‘有罪的妻子’而加以貶責的，但結果他卻‘不得不’寄給她以深深的同情，甚至還贊揚了她。”[18]進而将所謂“現實主義”原則的勝利轉寫為“人道主義”的勝利。這樣分析的根由是：“真正的藝術家決不把他的人物當做工具，當做傀儡，而是把他當成一個人，當成一個和他自己一樣的有着一定的思想感情、有着獨立的個性的人來看待的。”[19]這必然能讓人聯想到黑格爾《美學》中的措辭：讓對象保持它的自由和無限。[20]這種創造而不帶來支配、賦予對象某種自由地位的美學設想，确實是資産階級文化上司權的集中表達。而錢谷融對于“同情”更為集中的表述則特别着眼于讀者的動情問題：
文學作品本來主要就是表現人的悲歡離合的感情，表現人對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對于不幸的遭遇的悲歎、不平的。它正是通過了這些思想感情的藝術的表現，而發揮其作為階級鬥争的武器的作用的。……每一個人既都必有其獨特的生活遭遇，獨特的思想感情，為什麼又不能把他個人的哀樂唱出來呢？假如他唱得很真摯，很動聽，為什麼又不能引起我們的喜愛，激起我們的同情呢？[21]
這是錢谷融“人學”說的一個隐秘而重要的面向。他似乎在堅持，文學是以同情（及其重要面向——移情[22]）為基本機制而發揮作用的。如果說，人道主義精神是評價文藝作品的最低标準，“同情”恐怕就是人道主義精神自身的起始點。這樣就産生了一個頗為有趣的思想聯結。在西方思想史上，18世紀也被稱為同情的時代（the age of sympathy）。這個源于希臘詞συμπ θεια（字面意思為共情狀态，由“同類”與“情感”兩個詞組成）[23]，在18世紀有着三重内涵：情感的溝通機制；用我們自己來替代他人的想象或理性過程；他人痛苦而自己痛苦，他人愉悅而自己愉悅。三者各有來源：即分别作為感染、共通感與他人導向的恻隐之心。[24]西方“同情”論的一個要點在于，不僅愛或恨那些直接影響我們的事物，而且也會愛或恨某些與我們無直接功利關系的事物。是以，在18世紀，同情被視為對于自利心施加抑制的力量，它是一種激發行動的情感，服務于個體間社會紐帶的重建。而回到曆史語境中來的話，18世紀的同情問題之流行，也是對于“自利”的地位不斷攀升以及傳統基督教之愛衰弱的回應。[25]将錢谷融筆下的“同情”直接對接到18世紀以降西方的同情論之上，顯然不能成立，但語境的類比或可激活某條線索。如果說資産階級同情觀的興起，試圖回應的是世俗化情勢下私利個體擴張後的社會紐帶重建，那麼，1950-1960年代文論重提“同情”，恐怕針對的是階級圖式在處理情感問題上的弱點。後一經由文學中介來表達的同情，更為隐晦地提出了某種社會紐帶重建的主張。恰好也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階級對抗問題正在經曆某種轉變。同情措辭試圖彌合的，正是階級性所劃開的情感領域，亦是試圖為堅硬的階級身份及其固定的情感表達，提供一種更為靈活而柔軟的增補物。也正是在此種語境中，錢谷融的論述呈現出某種複雜性與暧昧性，如下述一段便涉及“革命暴力”與“同情”的奇異綜合。
托爾斯泰……違反了他一貫主張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教義，同情并贊揚起革命者的暴力鬥争手段來……他看到這些革命者是“在損失自由、生命和一切人所寶貴的東西的危險中”才采取這樣的暴力手段的；是在别人十分殘忍地對待他們時，他們才“自然而然地采用别人用來對付他們的那同樣的方法”的。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能夠對這些革命者的行動表示反對嗎？[26]
顯然，同情并不排斥暴力，也不喪失立場。人道主義不等于軟弱乃至流于“僞善”的博愛，同情亦可聯通革命行動。這也提示我們，不可在簡單的非此即彼架構中來把握這裡的同情問題。
關于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系列與“人學”論文之間的思路延續性，當時的批判者與如今的研究者雖然出發點截然不同，但判斷大緻類似，強調兩者之間有着緊密關聯。問題是，如何更為具體地把握這一關聯。以“同情”來審視之，或可打開一種思路。錢谷融八篇“人物談”，寫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為 “周家”四篇（其中“論周萍”一篇未能發表[27]），1979年又寫成“魯家”四篇。關于提筆的動機，錢谷融曾說是源于1959年曹禺修改本《雷雨》上演後引發的一些評論。乍一看，文章的論辯色彩不濃，但實際上每一篇都觸及了人物形象的階級問題與相關的“同情”問題。雖然魯家四篇遲至1979年才成文，而且顯然錢谷融已經參考了1959年《雷雨》的修訂版，但我還是想将這八篇人物論視為一個相連續的整體來讨論。雖說曆史情境已變，但論述的慣性與基本的方法已經成形，許多念頭不能不說已經在1960年代埋下。更中肯地說，我們應該在一種社會主義文化的連續性上來把握這八篇人物論。在這個意義上，“新時期”對于錢谷融來說，确實是一種撥亂反正、回到初心的機會。
簡單地說，“《雷雨》人物談”不但以人物的階級身份為基本的論述規則，錢谷融更為關心的是，如何在人物的階級性（已然有了相關政治判斷）中，辨析出更為複雜的情感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人物談的叙事線索中潛藏着“同情”的強弱與難度；錢谷融以其極其微妙的筆觸，勾勒出了人物引發同情的不同層級，以及這種強弱背後的階級問題與社會-曆史根源。在周家四篇中，最困難的分析對象是周樸園，其次是周萍。文章甫一面世，便迎來了“美化資産階級、同情資産階級”的指責。[28]但必須注意，錢谷融的核心用意始終未變，即揭露周樸園的“虛僞”；隻是說，“虛僞”在周樸園身上獲得了更為複雜的表達。在一個看似頗成問題的段落中，錢谷融有如下評述：
周樸園對侍萍的某種程度的懷念，不但絲毫不能動搖我們認為周樸園是極端虛僞的看法，而恰恰是——從他的懷念的性質及其具體表現中——隻有更其加深了我們的這一看法。……他在主觀上可能的确是很“真誠”的，并無故意騙人的存心。但是，作為一個剝削階級，他是不可能有什麼真正高尚的感情的。他首先考慮的，總是自己的名譽、地位，自己的實際利益。[29]
錢谷融在這裡的論述，并非某種“危險的增補”——承認周樸園懷念侍萍的真誠性；而為了消弱這一判斷的危險性，便強調他的剝削階級特征。毋甯說，他是以更為複雜的判斷，提出了一種真正把握“人情”所蘊含的個性與階級性沖突的方法。換言之，固有的單調的對應方式（如階級身份=卑劣感情）會掩蓋更為複雜的階級性的表達，因而在不斷循環流通過程中喪失自身的能量。這種複雜的了解方式，其實也在為真正超越“同情”提供準備。依據此條線索，我們得以窺見，周家四篇每一篇都以“同情”為基礎，但每一篇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同情。如果說周萍的問題依舊處在周樸園的延長線上的話（依然是“僞善”與“複雜”），而周沖本身則是“同情”的化身。錢谷融用引文說明了此種很大程度上源于五四“血與淚”文藝的同情的特質[30]，然而人物本身的命運揭示出了此種同情方式的局限性。關于蘩漪，錢谷融明确指出：“魯大海當然要比蘩漪站得高得多，他和周樸園之間的沖突，也更能反映當時社會的本質的沖突。就是侍萍，她所受的迫害也遠較蘩漪為重，她的身世也更易得到人們的同情。”[31]但蘩漪之是以更為重要而能承擔“雷雨”性格，是因為她構成了全劇的動力。人物在整部戲劇中的“關系性位置”，平衡了單純的同情，也将所謂階級身份問題複雜化了。
魯家四篇中，我倒覺得最有意味的是論述魯大海。“同情”也在此處直接與階級問題再次勾聯了起來。錢谷融引用了一段曹禺1978年與王朝聞的訪談，頗值得玩味：“在《雷雨》裡，我寫了一個魯大海，這是一個勞工，當然寫得很不像樣子，很不成熟，但我是同情這個人，甚至佩服這個人的。”[32]錢谷融随後的評論是：“作者要不是深深地同情和佩服這個人，他是決不可能把魯大海寫得像現在這樣的。”[33]他認為曹禺的《雷雨》修改版對于魯大海台詞的改動十分成功，甚至可以說彌補了原來塑造上的弱點。那句“這本賬是要算清楚的”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曹禺與魯大海的同情關系，讓人聯想起“人學”論文裡所論及的托爾斯泰與革命者之間的“同情”關系。同情與階級問題互相纏繞的難題，不得不說是“人學”思想中最具洞見的表達，而對于人物形象塑造問題的再思考，則會引出一個超越單純情感次元的美學問題。
二、超越同情：文學中的“衆”及其社會詩學
錢谷融曾說自己喜歡魯迅的小說與曹禺的戲劇，但他關于魯迅的小說談得很少，反而就雜文有過長篇大論。[34]不誇張地說，錢谷融闡釋文學作品的重心，就是曹禺的《雷雨》。這恐怕不是偶然。因為《雷雨》展示了一種人物之間沖突沖突劇烈而人物筆墨配置設定卻相對平衡的狀态。如果說，“同情”可以視為錢谷融“人學”思想最低标準的一種表達，那麼，這一思想的最終表達，實質指向的是一種别樣的社會關系的詩學：
人物的是以有典型性，并不是因為作家揭示出了他的階級本質的緣故；作品的典型意義，也不是僅僅存在于典型人物本人的身上。人物之是以有典型性，乃是因為在他的周圍集結着各種各樣的人和事；乃是因為通過他的活動，展開了一幅廣闊的社會生活的圖景，概括出那一時代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階級關系的緣故。而作品的典型意義，也不應該僅僅從作品中的個别人物身上去找，而是應該從作品所構成的整個畫面，所揭示的生活的總的動向中去找尋的。……阿Q……離開了他與王胡、小D、吳媽，以及趙太爺、假洋鬼子等人之間的關系，阿Q的典型性又從哪裡産生出來呢？[35]
“典型”與“階級本質”，乃至與“社會力量的本質”相關，源于蘇聯文論的影響。[36]在後斯大林時期，蘇聯内部關于此問題已經有所争論，在1956年，中國圍繞“典型”亦有一波讨論高潮。[37]錢谷融的論述可謂植根于此。典型問題絕非一個單純的文藝問題，而是關乎社會主義政教機制的關鍵點。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英雄人物的輿論塑造，與文學中人物形象的刻畫之間有着頗為緊密的關聯。令人頗為吃驚的是，錢谷融的看法拆解了典型與個别人物之間的“天然”聯結，而将之放在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系中來了解。這樣，就将作為個體的典型人物，置換為一種人物群像或“衆”人之社會關系所表述的“典型意義”。這在當時應是錢谷融關于文學人物塑造的一種基本了解。同樣寫于1960年代的《管窺蠡測》這樣說道：
通過這種人物和環境之間的具體的、有機的聯系，人們所看到的，又不止是個别的人物，個别的生活場景，個别的現象，而同時也看到了圍繞在這一人物周圍的許多其他的人和其他的生活現象，看到了他們之間的互相聯系和聯系的規律，看到了一定社會現象的本質。是以，這裡的關鍵，就是說，能不能寫出既具有不可重複的個人特色，又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的典型人物來的關鍵，就在于能不能真實地、具體地寫出人物與環境之間深刻的、有機的聯系；就在于能不能使他筆下的人物與周圍的環境處在一種互相依存、互相影響的統一而不可分割的關系中。[38]
錢谷融的眼光顯然超越了個别人物，而是在意于“關系”；不僅是人與人的關系，更是人物與環境之間的具體、有機的聯系。是以，文學作品本身構成一個微縮的宇宙，其意義并不展現于某一人物，而始終是以“互相依存、互相影響的統一而不可分割的關系”來表達的。這就涉及社會主義人學人物配置設定的文化政治問題了。塑造英雄人物的企圖與一種政教-摹仿機制緊密相關，關聯着這種政教-摹仿所固有的管理政策與治理方法，以及一系列倫理策動與政治心理學問題。現代文學實踐雖然有其自身的起源與脈絡，但新中國文化始終希望将之引導到某個更為宏大的總體政教架構中來；進而從文學創作與文學閱讀中提取出正當的情感訴求與政治能量，反哺于社會關系的再生産。而錢谷融所強調的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環境所構成的總體社會關系的“詩學”設想，首先喚起的，恐怕就不是情感的簡單劃分與英雄人物凸顯于前景而成為仿效典型的狀态。事實上，八篇“《雷雨》人物談”本身就構成一種富有意味的“互文”關系，是對這種社會關系詩學批評視野的展示。
這裡恐怕還涉及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之間的張力性關系問題。批評家的位置與功能不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種政治制度但不同的文學-審美-構型中也是不同的。實際的文學創作實踐有其自身的生産軌迹，特别是在新中國，作家與生活實踐之間的實際配置相當獨特，而其所征用的語言資源、形式政策又并不單一，作家本人的意識形态光譜也遠非一緻，是以呈現出無法完全貼合于政教機制的特征。但是，批評家的批評方式顯然是更為内在于這一機制的。批評話語過分聚焦于主要人物，過分強化階級劃分的優先性乃至唯一性，匆忙引入外部視角對文本細節進行“穿透”與征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于文學作品自身政教潛能的壓縮，同時也是在向讀者傳授某種并不高明的讀法。在論周萍的那篇“人物談”裡，錢谷融少見地擺出了論辯的姿态，對兩種讀法分别提出了異議：
對待像周萍這樣的人物，常常容易出現兩種簡單化的态度。一種是眼光隻停留在一些表現的現象上，對他的所謂“真誠”，所謂“不得已的苦衷”，表現出過分的輕信，因而不适當地原諒他，同情他。還有一種從他的思想本質出發，對他的思想本質出發，對他深惡而痛絕之，認為他的所言所行，無一不是可鄙而可恨的，是以把他臭罵一頓了事，而不去進一步探索這個人物的性格形成的社會根源，發掘這一形象的深刻的典型意義。[39]
前者可以說是一種抽象化的同情态度，建基于去階級化的人性設定，後者則是抹煞中介的政治-道德批評，錢谷融對于兩者都是拒斥的。他的回應方式同樣扣住了上述“衆”之社會關系的詩學：評價周萍，需要放在與周樸園的比較中來看，“他們不僅有互相補充的一面（都是腐朽的剝削隊伍中的一員），也還有互相對立的一面（在周萍身上還有某些與腐朽的剝削階級不相協調的東西）。”[40]是以可以說，錢谷融賦予了批評家一種傳授讀法與教授詩學的任務。這裡也包含了一種深刻的文化治理的思路，使文學起作用的方式，很可能不一定要同一于其他實踐：閱讀的放緩，對于形式中介的重視，因為複雜性而帶來的感性經驗的激蕩，本身也可以通過批評這一中介，有效地納入社會主義政教機制之中。在這意義上，錢谷融為數不多的寫于1960年代的論文之一——《作家·批評家·批評》——尤其彰顯出了它的意義。也恰恰是在那個更為自覺的總體性時代，所謂“批評家的橋梁作用”——解釋作者的意圖、指出作品所認同的生活以及轉譯出文學複雜的審美配置，反而更加激發出它在教育-改造方面的切關性——至少能夠回應：如何評價好人裡有壞人，而壞人有時顯得不那麼壞。[41]
三、結語
将錢谷融的“人學”及其相關論述放置在新中國七十年文學-文化脈絡裡予以了解，平實的看法也将轉化為耀眼而有力的洞見。前三十年，中國文學基本上處在一種政教-摹仿美學機制中（雖然這一機制内部還有許多褶皺值得分析），而後四十年，我們逐漸見證了這一機制的式微，以及原有的“政教”産生了分化（比如市場的積極介入）與轉化，與之伴随的是社會生産方式的某種轉型以及“人”的設想的改變。在前三十年，錢谷融所着力暗示的“同情”問題與階級圖式始終處在一種對抗與妥協的互動關系之中，文學人物總需在承擔階級對抗與對話的過程中，赢得一種主導性的認同力量；但情感的流動（包括人物及其激發的閱讀效果）本身也并不完全能被抹煞，反而會形成一種富有意味的增補。在後四十年中，“同情”喪失了階級性這一最為關鍵的規定，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對手而愈加流于抽象，文學人物也從其階級位置上偏轉出來。這樣一來，文學人物不但遠離了原來的英雄人物的政教-摹仿基座，同時也從錢谷融所強調的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環境所構成的社會形式的詩學結構中擺脫出來。人物愈發轉變為内面的“自由”的主體（或破碎的情緒節點），而人與外部環境又構成了某種較為僵硬而無解的對立。在這個意義上，錢谷融“人學”的兩個命題在當下反而變得迫切起來。“同情”依舊需要在社會階級位置面前測試自身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同時，還需要激活一種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的詩學，使文學在其根本意義上，回到對于社會形勢/形式本身的展示。而這一偉大的詩學企圖，正是對馬克思所謂“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美學準備。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批評史脈絡中的十七年文學人物形象審美譜系研究”（編号：18BZW159）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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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朱羽，華東師範大學與紐約大學聯合培養博士， 上海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20世紀中國文學與思想，亦旁及批評理論與美學。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批評史脈絡中的十七年文學人物形象審美譜系研究》，已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多篇。新書《社會主義與“自然”》已于2018年10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注釋：
[1]夏偉：《錢谷融“學生回應模式”解碼——對的發生學解讀》，《南方文壇》2009年第1期。
[2]錢谷融：《且說說我自己》，見《散淡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頁。
[3]“外力”說見上文。我們或許不應從内心堅守與外力催逼的二進制對立結構中來了解這裡的“外力”問題。這種“外力”除了所謂行政與政治的暗示與要求外，應包括“雙百”給知識分子所帶來的解放感與暢所欲言的激勵。更重要的是，那一時代所實際運作的“内”（主體性）與“外”（政治與文化機制）關系，不能用當下的流俗了解來把握，知識分子對于新中國的認同感乃至介入的迫切感，不可不察。
[4]錢谷融：“[文學]它又是總體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方面看，文學與其他文化形态不僅是能夠溝通的，同時，文學的存在和表現在某種程度上還不得不受制于總體文化的影響。”參看錢谷融、吳俊：《多種變奏：文學與政治，人道與階級——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對話》，《江淮論壇》1989年第3期。
[5]錢谷融：“我在自我批判[指錢谷融為了回應對于《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的批評，在1957年所撰寫的《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綱》]中是極力在強使自己接受當時一些批判者的觀點的，自然難免有違心的地方……但總的來說，我的态度還是嚴肅的，的确是想檢查自己的錯誤，并認真探讨一些問題的；決不是一味的苟合取容，一味的随風倒。”，見錢谷融：《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綱》，《文藝研究》1980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刊發的這個版本實際上有些名不符實，因為錢谷融删去了原稿中自我批判的部分，但編輯依舊沿用原題，而造成接受上的某些誤會。參考錢谷融：“我本來是要他們就照原來的樣子，連同‘自我批判’部分全文發表的。編輯部看後，覺得自我批判部分有些提法相當‘左’……我就隻得采取文藝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上的老辦法，去掉原稿中自我批判的部分，隻把其中‘當時的想法’一部分拿來發表。……另拟了一個題目寄去。但編輯部認為新拟的題目不能概括全文，就仍用了原來的題目。因為發稿時間緊迫，也來不及再征求我的意見，以緻這篇文章竟成了沒有‘自我批評’的《自我批判提綱》，使讀者莫名其妙，這是我深感遺憾的。”錢谷融：《關于》，《新文學論叢》1981年第1期。
[6] 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London: Routledge, 1983), p.2.
[7]巴人：《論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
[8]王淑明：《論人情與人性》，《新港》1957年第7期。
[9]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号。
[10]金為民、李雲初：《從評價想到的幾個問題》，《文彙報》1963年10月19日。
[11]比如，1953年廣泛展開的關于新英雄人物的讨論，1959年關于新英雄人物與寫真人真事的讨論，1964年關于時代精神與英雄人物形象問題的讨論與批判等。
[12] “前記”，新文藝出版社編輯部編：《論“文學是人學”批判集第一集》，上海：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
[13]同上。
[14]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号。
[15]參看朱光潛：《美學怎樣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美學讨論集》第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6]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号。
[17]姚文元：《評錢谷融先生的人道主義論（1958）》，《文藝思想論争集》，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第296頁。
[18]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号。
[19]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号。
[20]參看黑格爾：《美學第一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47頁。
[21]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号。
[22]關于“移情”，可參看Eric Schliesser,“Introduction: On Sympathy”,Eric Schliesser ed.Sympathy: A History(Oxford and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 “移情（empathy）是一個在20世紀被構築出來的詞，對應于德語Einfühlung，意為進入另一人的感覺與情感。”
[23] Eric Schliesser,“Introduction: On Sympathy”,Sympathy: A History, p.3.
[24] Ryan Patrick Hanley,“The Eighteenth-Century Context of Sympathy fromSpinoza to Kant”,Sympathy: A History,p.172.
[25] Ibid,pp.175-177, p.183.
[26]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号。
[27]錢谷融：《人物談後記》，《散淡人生》，第265-266頁。
[28]錢谷融：《人物談後記》，《散淡人生》，第265頁。
[29]錢谷融：《人物談》，《文學評論》1962年第1期。
[30]錢谷融：《“夏天裡的一個春夢”——談周沖》，見《錢谷融論學三種》，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頁。周沖：“她[四鳳]心地單純，她懂得活着的快樂，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勞動有意義。……”以及“我以為[魯大海及其他勞工]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人努力，我們應當同情的。”
[31]錢谷融：《人物談》，《文學評論》1962年第1期。
[32]錢谷融：《人物談——四鳳、魯大海、魯貴》，《文學評論》1979年第6期。
[33]同上。
[34]錢谷融：《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魯迅研究年刊》（1979），此文寫于1961年3月，改于6月。
[35]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月号。
[36]在1956年中國受到普遍質疑的論述為馬林科夫《在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典型不僅是最常見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銳地表現一切社會力量的本質的事物。依照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了解，典型絕不是某種統計的平均數。典型是與一定社會曆史現象的本質相一緻的；它不僅僅是最普遍的、時常發生的和平常的現象。有意識的誇張和突出地刻畫一個形象并不排斥典型性，而是更加充分地發掘它和強調它。典型是黨性在現實主義藝術中的表現的基本範圍。典型問題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政治性問題。”參看北京大學俄語系俄羅斯蘇聯文學研究室編：《關于及其思潮》，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頁。
[37]相關論文，參看李希凡：《典型新論質疑》（《新港》1956年第6期）、王愚：《典型和黨性》（《延河》1956年第8期）、林默涵：《關于典型問題的初步了解》（《文藝報》1956年第8号）、張光年：《藝術典型與社會本質》（《文藝報》1956年第8号）、陳湧：《關于文學藝術特征的一些問題》（《文藝報》1956年第9号）、巴人：《典型問題随感》（《文藝報》1956年第9号）等。
[38]錢谷融：《管窺蠡測》，《文藝報》1963年第3期。
[39]錢谷融：《“哦，你是你父親的兒子”——談周萍》，見《錢谷融論學三種》，第36頁。
[40]同上，第45頁。
[41]參看錢谷融：《作家·批評家·批評》，《上海文學》196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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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衆号編輯：華東師大中文系 何卓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