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雨果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第24军70师文工团女兵袁秀英唱的《王大妈要和平》，很受全师官兵们的欢迎。她还是一个人人喜欢的漂亮女兵。她有多漂亮？请看照片：
袁秀英不仅唱歌唱得好，人长得漂亮，还是一个政策观念很强的志愿军女兵。
1953年初，第24军接替第15军，上了五圣山右侧的阵地。70师文工团也上了前线。几个月中，他们下到连队进行了多场慰问演出。6月战斗打响了，他们被分配在离前沿阵地不远的坑道急救站，参加伤员救护工作。
袁秀英被分在重伤员组。
一天，从前线抬来一位重伤员，满脸是血，白纱布绷带把他的头部包得严严实实。忽然，袁秀英发现他胸前有一朵小红花，虽然被硝烟熏暗了，染满血污，但在昏暗的光线中仍然显得那么耀眼。
为什么？
因为这是出征前师领导带着文工队女兵去为英雄的主攻6连佩戴上的“光荣花”。也就是说，这位伤员就是主攻6连的。袁秀英精心护理着他。可是伤员的伤很重，昏迷了三天三夜。袁秀英一步也没离开他。第四天他才慢慢苏醒过来，袁秀英欣喜若狂地叫来军医．并给他喂水，然后问道：“你醒来了我真高兴，你是6连的吧!”
“嗯。”他微弱地应着。
袁秀英边给他喂水边问道：“你是怎么负的伤？”
他费力地、断断续续地说：“我抓了两个美国鬼子。当我去抓第三个时，他向我开了枪，把我的右眼打瞎了。那时，我疼痛难忍，就用冲锋枪一梭子把他打倒了。”
他说这些话，也累得满脸是汗，闭着眼大口喘气。袁秀英自责不该问他，把他累成这样，立即用湿毛巾给他擦脸上的汗，说：“打得好，早该把这个狗东西打死。”
突然，他睁开眼睛，盯着袁秀英，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激动地问：
“你是教我们跳苏联红军舞的袁秀英同志吧!”
袁秀英紧拉住他的手，高兴地说：“是的，我是袁秀英。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马洪生。”他吃力地回答。
原来他是6连的文艺骨干，年仅18岁，能歌善舞，袁秀英去慰问主攻6连时，两人还曾同台献艺。可是，现在他负伤如此重，袁秀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哭出了声。他试图帮她擦去泪花。袁秀英按住他的双手。他近似哀求地说：
“让我叫你一声姐姐，好吗?”
“行，行，行!”袁秀英点着头。
他十分艰难地再次聚敛全身的气力，微笑着对袁秀英说：“姐姐，等我养好伤，还要去前线杀美国鬼子。我们胜利了，我请你教我跳舞。”
“好!好!好!”袁秀英连声答应。不料，他忽然头一歪，合上了双眼，带着一丝微笑，永远离开人世，牺牲了。
袁秀英忍不住哭了起来。
可是，战情却容不得袁秀英去太多的悲伤。这时又有不少伤员从阵地上抬过来了。袁秀英含着热泪，给一位刚送来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喂水。可他不吃也不喝，伤势却似乎不是很重，神情却恍惚不安，总是把半个脸埋在被子里，裹在被子里的身子不停地发抖。袁秀英好生奇怪。突然她身旁一位重伤员强支起身子，疯了似的吼叫：
“打死他！……快……快打死他!”
袁秀英和军医立即上前劝阻、安慰这位重伤员。开始，她还以为这位重伤员是因为战场上的拼杀刺激了神经，还没平静下来。等了一会儿，他和周围的伤员又一齐吼叫起来：
“把他拉出来!”
“揍死这个小李承晚!”
这时几个伤员已爬起来，袁秀英劝住这个，那个又冲过来，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伤员不是志愿军伤员，而是李承晚伪军的伤兵。担架队员在异常激烈、悲壮的战场上，错把他抬到志愿军急救站了。
这个李伪伤兵吓得魂不附体，缩成一团，生怕伤员们把他杀死。
袁秀英的心情和伤员们一样气愤，因为她刚刚失去一位战友。可理智告诉她，这样做违反我军的俘虏政策，也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于是大声地说：“我军是人民军队，宽待俘虏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如果我们把放下武器的俘虏杀了，是要犯原则性错误的。”
她几乎哭出声来了，苦苦哀求：“你们要把俘虏打死了，我怎么交代，你们是不是叫我去受处分呀?”
随着她的解释，伤员们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这时，救护站的负责人闻讯赶过来，一边向伤员们做说服工作，一边向李伪伤兵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此时，这个俘虏才慢慢从被窝里伸出头来，带着惊恐的表情，一骨碌爬起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手合十，磕着头。
但是，负伤的战士们还是在感情上容不下这个李伪伤兵和自己住在一起。为了保持急救站的平静，只得把这个李伪伤兵隔离在另一条坑道里进行救护。李伪伤兵握住袁秀英的手，哭着说：“高马斯米达(谢谢)!”然后，举起双手用朝语高喊：
“中国人万岁！志愿军万岁!”
这是在朝鲜战争中一天之内发生的两件事，却令袁秀英终生难忘。几十年后，在战火中幸运地活下来的她以《敌我两个伤员》为题，记下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