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年“玄武门之变”后，东突厥颉利可汗部以为唐朝内乱，遂率20万大军南下，直抵长安北部40里的泾阳，兵锋直指长安，京师震动。此时长安城内兵力空虚，唐太宗李世民设疑兵之计，率房玄龄、高士廉等6个随从在渭水隔河与颉利可汗喊话，怒斥颉利、突利二可汗背约的行径。随后唐太宗杀白马与突厥可汗、突利二可汗结“渭水之盟”，而后突厥兵退去。
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20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北宋军队避其锋芒，导致辽军一路进攻到了黄河北岸的澶州城，京师震动。宋真宗赵恒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下，御驾亲征，随后宋辽形成对峙。1005年1月，宋辽缔结“澶渊之盟”，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
大唐疆域
两个盟约对于中原王朝都很耻辱！这是两个盟约的唯一共同点。然而，经历了“渭水之盟”的唐朝很快就消灭了东突厥，而经历了了“澶渊之盟”的宋朝却安于现状，最后被新生的金国消灭。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很多：
1、内部环境：唐朝以盟约为耻，而宋朝以盟约为荣
“渭水之盟”虽然避免了唐朝与强悍的突厥军队的冲突，为自己稳定局势，为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但这个盟约深深刺痛了唐太宗李世民，突厥退兵后，唐太宗励精图治，唐朝国力迅速恢复。另一方面，暗中支持反对东突厥颉利可汗的薛延陀等部，分化东突厥。
唐太宗
随后，趁着雪灾让东突厥陷入困境的大好时机，唐军迅速北上，629年，唐军在白道击败突厥军队。630年，唐将李靖进攻定襄，大破突厥，颉利可汗孤身逃走。随后李靖再败突厥，斩首万余级，俘获十多万突厥人。此外，李勣率领另一支唐军俘获五万多突厥人。颉利可汗骑千里马想要逃到吐谷浑，被唐朝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生擒，随后押解长安。至此，东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张到贝加尔湖以北。
而宋朝就不一样了。
一直以来，宋朝都被辽国压着一头，自从宋太宗北伐辽国失败后，北宋对辽国产生了深深的畏惧，再加上宋朝推行“重文轻武”的自我阉割，军队战斗力每况愈下。此时的北宋朝堂不仅没有想过恢复故土，甚至因辽国可能的南下而担惊受怕。
而“澶渊之盟”对北宋而言可谓是雪中送炭，虽然是主场作战，且占据了较大的优势，但是宋真宗仍然决定见好就收，与辽国签订盟约。盟约的签订，使得宋辽在实现了边境的和平，从此辽国再也没有主动南下进攻北宋，北宋上下也从此解除了担忧。虽然是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但是这些钱对于真宗而言实在是不足挂齿，能换来和平就是最大的收获。
所以，以此为荣的宋朝根本就不可能奋发图强，再加上唐朝尚武，而宋朝重文，北宋更不可能像唐朝那样消灭辽国。
宋辽战争
2、外部环境：突厥终归是部落联盟，而辽国已经是封建帝国
突厥作为北方威胁中原王朝的强大存在，却一直是一个部落制的政权，这让它和唐朝比起来，在政治制度上就明显落后。
要知道，没有强大完善的政治制度，即使军事力量在强大，也不会长久，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隋文帝的策划下，突厥分裂为东西突厥两部。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突厥趁机壮大，尤其是东突厥极端强盛，“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于突厥，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也臣属于突厥。此时的东突厥可汗想当拓跋道武帝第二、入主中原。
但这样的强盛随着唐朝的建立而逐渐消弭了，唐朝起兵时，也称臣于突厥，但是唐军不断消灭建德、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等割据政权，导致突厥在内地的势力大为削弱，基本断绝了南下入主中原的可能。“渭水之盟”后，根据突厥部落制度的特点，唐太宗挑拨了各部落之间的关系，导致东突厥内部开始分裂，反对颉利可汗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落对其不满，另立薛延陀为可汗。同时突利可汗也暗中与唐联络，并与颉利可汗决裂。
唐军出征
通过分化瓦解，东突厥的势力大大削弱，再加上天灾的帮助，唐军最终一举荡平东突厥，报了“渭水之盟”的耻辱。
而宋朝面对的辽国，早在907年就建立了封建制的政权，而此时的中原，唐朝刚刚灭亡，中原大地进入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936年，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于辽国，辽国势力开始越过长城，染指中原。借助燕云十六州，辽国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制国家。所以，当960年北宋建立时，面对的辽国不仅岁数比北宋大，而且制度也和北宋不相上下，这样的政权，北宋不仅难以消灭，甚至都难以打败。
所以，唐宋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这也是二者在结盟后走向不同方向的重要因素。
宋辽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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