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代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诗，情景交融、千古传诵，书写此诗并立碑刻石者亦有数人，诗碑也都顺理成章地置于苏州寒山寺。但是,在南京“总统府”煦园东长廊南端小亭内，亦有一方《枫桥夜泊》碑，精雕细刻，笔意圆浑，稳重端庄，保存完好，曾有许多人认为它是汪伪时期从寒山寺移置于此，两地石碑一度出现真伪之争。那么，“总统府”怎么会出现一块看似与其关系不大的《枫桥夜泊》诗碑呢？
一、同款诗碑，两地出现难辨真假
现在寒山寺内存有两方诗碑，一为明代文征明所书，可惜早已破残，依稀可辨清的不到十字；另一方则保存较好，为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1906年受当时江苏巡抚陈夔龙所托书写，书法圆浑凝重，老练流畅。
“总统府”内的诗碑与寒山寺内的俞樾石碑，从形状到大小及文字书体及布局基本一致。两碑均高约2米，宽68厘米，厚32厘米。碑额、碑身及碑座蝙蝠、缠枝等图案也一模一样。明显不同的是“总统府”诗碑材质为汉白玉，而寒山寺诗碑则为青石制成。两碑正面均以行草体书写，全诗正文28字，并刻俞樾跋语三行45字，大意是说苏州寒山寺内原有文征明所书的枫桥诗碑，由于年代久远，渐渐看不清了，清光绪年间，江苏巡抚陈夔龙嘱咐我（俞樾自称）再写枫桥诗，并刻在石碑上。碑的左下角另刻有“乙丑重阳汪定执敬观”9个小字，乙丑年当为1925年，汪定执是清末安徽歙县文人，曾与俞樾交往密切，诗境禅理造诣深厚。而南京“总统府”内石碑在这行字后又多一行篆书“乙酉夏日西泠王劲父拜观”，并有一方篆印，明显是后刻上去的，乙酉年当为1945年。王劲父生于1922年，当年既不在政府任职，在书法篆刻界也只是“小字辈”，曾代表上海大学到南京参加过一些抗战胜利庆祝活动。
南京、苏州两处石碑，背面都刻有俞樾行书附记，共八行135字，大意说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唯有第二句中的“江枫渔火”4字很觉得可疑，宋代龚明之的《中吴纪闻》记为“江村渔火”，这很值得参考。宋代的王珪曾书写这首诗并刻成石碑，今天已见不到了，明代的文征明书写的石碑很残破，“江”下一字是“枫”还是“村”，也看不出来。我写这首诗遵照“江枫渔火”的今本，但“江村渔火”的古本也不能让它湮没在历史中。因此写一首诗附刻在后面，以告诉后人这件事：“郇公旧墨久无存，待诏残碑不可扪。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背面另刻有“汪定执敬观”5字及“汉贞阁主人唐仁斋镌字”10字。唐仁斋是清朝末年苏州的碑刻高手，生于1875年，卒于1908年，其汉贞阁碑帖铺在苏州卧龙街（今人民路），颇有名气。寒山寺的寒山、拾得像刻石，也出自唐氏之手。
碑的右侧还刻有陈夔龙跋文，共五行。大体是对诗中“枫桥”还是“封桥”、“渔火”还是“渔父”、“江枫”还是“江村”的考证，以及他看到寒山寺原碑石荒废、托俞樾重新写刻的经过。
二、群丑登场，复制名碑献媚日寇
《枫桥夜泊》诗不但在我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也同样受到日本人民的喜爱。这首诗曾被编入日本小学课本，直到现在依然有许多日本人每逢新春之际，漂洋过海至苏州寒山古寺，以在寺内敲钟迎春为快。
“总统府”诗碑原来置于西花园桐音馆东南假山旁边，1981年在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中迁至长廊。在迁移中发现碑座上刻有七排文字：大日本帝国陆军省海军省后援，大阪朝日新闻社主催大东亚博览会，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出品，苏州寒山寺诗碑于大阪朝日新闻社，指导ニテ模作ス，昭和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日本石材工作株式会社谨制。
由此可以断定，“总统府”诗碑为寒山寺诗碑的复制品。昭和十四年为1939年。日本侵略者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一直都想把掠夺的战利品和文物据为己有，曾试图以举办博览会的名义，先集中展览，再分批运到日本。从该复制碑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石碑是因“大阪朝日新闻社”主办“大东亚博览会”而刻。但因为战事等原因，这次博览会没有如期大规模地举办。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想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以它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此后的一年里，日军很快侵占了很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并在1942年底“大东亚战争”一周年之时大搞庆祝活动。当时在南京、天津、长春（伪满首都“新京”）等地都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大东亚博览会”。1942年10月至次年1月，日军在南京举办大东亚建设博览会。1942年11月1日到12月8日，日军在南京玄武湖翠洲举办“大东亚战争博览会”，展出了日军在南方战场缴获的各种战利品，进去参观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被日军用枪逼着强迫参观的。据当时统计，整个博览会共有60万人进场观看。《枫桥夜泊》碑很有可能在这个时期参展了这些“博览会”。
三、壮士取义，假借魔咒保护诗碑
一度沸沸扬扬的“寒山寺碑运日”事，居然就这样戛然而止，这其中有一段动人的传奇故事。
寒山寺住持静如恐日寇进寺抢劫，请苏州石师钱荣初连夜刻碑，欲隐去原碑，用复制碑替代，以迷惑日寇，保护原碑。但是此举被梁鸿志亲信发现，将复制碑运至南京。但日寇依然没有放弃窃夺诗碑的计划。
1939年3月的一个清晨，寒山寺山门外发现一具尸体，尸体上衣内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刻碑、亵碑者死！吾忘祖训，合（活该）遭横事！”难道是钱荣初因为复制《枫桥夜泊》诗碑而暴毙吗？松井石根等人惊出一身冷汗，这诗碑难道真有什么魔咒吗？一时间，苏州城内闹得沸沸扬扬。
据野史记载，这首《枫桥夜泊》诗在唐朝就得到唐武宗的青睐。当时宦官专权，几番废立皇储，最后唐武宗才以“皇弟”——这个并不十分过硬的身份继承大统。这位27岁的皇帝，对权力斗争一知半解，对宦官的弄权不满而又无能为力。当唐武宗读到《枫桥夜泊》诗时，感觉到了一个清幽寂远的意境，内心寻求到了一种久违的安宁。会昌六年（846），唐武宗在临终前一个月，敕命京城第一石匠吕天方精心刻制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当时还说自己升天之日，要将此石碑一同带走。唐武宗驾崩后，此碑被殉葬于武宗地宫，置于棺床上首。唐武宗颁布遗旨：《枫桥夜泊》诗碑只有朕可勒石赏析，后人不可与朕齐福，若有乱臣贼子擅刻诗碑，必遭天谴，万劫不复！
此后，《枫桥夜泊》诗碑在世间消失，直到北宋才出现，作者为翰林院大学士郇国公王珪。王珪自刻碑后，家中连遭变故，王珪本人也暴亡。俞樾所写的诗碑书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末，当时是受重修寒山寺的江苏巡抚陈夔龙之命补书刻石。此碑制成后，令寺庙焕发出昔日光彩，却没有给写刻碑者带来好运。俞樾写此诗后数十天，便溘然长逝。唐仁斋刻完此碑，第二年就英年早逝，年仅33岁。……松井石根越想越怕，终于彻底打消了掠碑的念头。
其实当时钱荣初并没有死，暴毙的是与钱荣初长相非常酷似的钱达飞。钱达飞在得知静如法师调包计划失败后，便力劝钱荣初乔装打扮、隐姓埋名去外地避难，他谎称自己身患痨病，舍生取义，用“血书”阻止了日寇的掠碑计划。
四、“维新短命”，千年魔咒实乃巧合
虽然魔咒之说盛传，伪维新政府还是复制了一块诗碑，以博得日本主子欢心。
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政府所在地成了日军十六师团部，后来又成了日军扶植的伪维新政府所在地。1939年3月伪维新政府在成立1周年之际，按原碑大小字样，重新刻制一块诗碑。置于西花园内的这专人石碑，成为汉奸们奴颜媚笑、迎合奉承的道具。这石碑虽为仿制，但精雕细刻，笔法细腻，从艺术价值的角度上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佳品。
伪维新政府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成立，于1939年成立一周年之时“出品”此碑后，到次年3月30日就遭解散并入汪伪国民政府。西花园成为考试院和“首都宪兵司令部”所在地。难道维新政府也应验了魔咒之说？
维新政府是在日本侵略军在“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下扶持建立的傀儡政府，从建立之初就是过渡性质。当时日军实在找不到什么“名流”，知道梁鸿志也没什么“号召力”，只好暂且“利用”一下。维新政府其实是个不完整的地方权力系统，不设主席，梁鸿志、温宗尧分别任行政院及立法院长，只“管辖苏浙皖沪三省一市”铁路公路周边狭窄地带。同时期，各地还有些其它的傀儡政府。当日本人物色到更合适的汉奸人选汪精卫后，就将维新政府并入了汪伪政府，梁、温二人只当了无足轻重的监察、司法院长，大部分维新旧人几乎都处于闲职。维新政府的“短命”是其傀儡本质决定的，应与“魔咒”无关。
1947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国民党元老张继写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碑成后，与俞樾诗碑并列于寺中，这在当时也算是一段佳话。但张继写此诗后的第二天，因为疲劳过度，导致心脏病突发而亡。
抗战胜利后，钱荣初结束避难回到苏州，特地前往寒山寺，当时的住持静如已经病故，俞樾书碑如旧，自己所刻之碑却已不知去向。钱荣初在解放初期也到过总统府，看到复制诗碑后，认为不是自己所刻。那么总统府的诗碑是何人所刻就又是一个谜了。（本文摘自陈宁骏、欣辰著《解密总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