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红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时候下辖三个师，第115师有兵力15500余人、第120师有13000余人、第129师有11000余人，许多军事作者称其为“丙种师”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德式“调整师”也是两旅四团的编制，满编兵员基本在11000人左右。八路军的三个师之所以有些超编，主要是因为各师均有五团（师辖独立团或教导团），那么为什么民国时期的步兵师普遍在11000余人左右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第18军军长兼第11师师长陈诚
例如抗战爆发后在淞沪战场组建的中央军嫡系部队第74军，后来荣封“抗日铁军”称号，最初是由王耀武第51师（两旅四团）和俞济时第58师（两旅四团）合组的，都是按德式“调整师”编制定员的，其中第58师在宜昌成立时本身就是货真价实的德械调整师，初始兵员10900人（注意德式与德械的区别）。
除了民国军队“三三制”的编成方式，造成步兵师基本在万余人的规模之外，重要的原因就是军制的传承。清朝末期的1905年2月，北洋大臣袁世凯首提统一全国军制，将原有的常备军全部整编为“镇”的番号，并率先以自己掌握的北洋常备军和武卫右军一部，编组成“北洋六镇”，也就是北洋军阀的起家部队。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建立民国后，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为体现新旧军队差别，通令将所有的“镇”改称为“师”。
第58师师长俞济时
北洋六镇初始兵力共70000余人，平均每镇11000到12000余人，这也就奠定了近代陆军师的基本编制人数。从此以后的民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正规的陆军师建制人数基本围绕这一数字编组，特殊时期和特殊情况下略有浮动，这是溯源。
清廷命令各行省共组建新军三十六镇，但是部分地贫民脊的省份无力编练万人以上的军队，几千人的现象也是有的，于是出现了缩小版的编制“混成协”，也就是1912年以后改称的混成旅。比如奉系军阀张作霖，他的部队扩充到数万人马时，还只有一个陆军第27师的番号，所以该师人马肯定大大超编，后来偷偷摸摸开始组建若干混成旅。
第51师师长王耀武
其后的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大小军阀纷纷扩建部队，并且为了拉大旗撑场面，许多新建的师只有3000人马，进入到了“督军遍地走，将军多如狗”的军制混乱期，主要是北洋政府无力约束各地方实力派的私自建军和扩军行为，更别提核定师级编制和实际人数了。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总共拥有八个军的番号却只有10万余人，其中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两个师也不过15000人，平均每师大约7000到8000人，这已经算是兵员比较充实的作战师了。
然后就是不停的新军阀混战，各派系的步兵师定员仍无一定之规。比如中原大战期间，中央军陈诚的第11师是由军级部队缩编的，是两旅六团的甲种师编制，兵力达到15000人，而西北军的一个师有的只有5000人，毕竟没有全国统一的序列和标准，各军事集团自行其是。需要注意，1929年编遣会议所决定的甲种师三旅九团、乙种师二旅六团和丙种师二旅四团，根本没有认真执行。
第11师师长陈诚
1933年长城抗战以后，为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和准备将来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整顿军队序列，拟组建60个“调整师”作为标杆，设定编制为两旅四团。其中“挽马野炮师”每师11423人，“驮马山炮师”每师11579人。不难看出，步兵师的正常编制人数仍然回到清末的规模，也说明通常的师级部队兵员基准数就应该在11000人左右。
武汉会战后各步兵师取消旅级建制，主力作战师直辖三个步兵团和一个野战补充团，仍然是四个团的番号11000人左右。我们熟悉的8000虎贲守常德，那是因为第57师跟随军主力刚刚参加了浙赣会战，折损颇大，部队还没有完全补充完成，常德会战就爆发了，否则作为中央军嫡系主力师，第57师满编也是11000人左右。
第57师师长余程万
抗战期间其它诸如预备师、新编师、独立师等主力作战师，兵员数量差不许多，只有地方武装升格的“暂编师”人数较少。需要指出的是，解放战争出现的“整编师”并非师级番号，而是以步兵军缩编后的“挂羊头卖狗肉”，不能混在师级建制中讨论，如果是编制兵员数比较充实的，倒可以称为“满编师”。
到解放战争期间，各步兵师基本没有了野战补充团的建制，而是基本以“三三制”组成作战序列，但是由于缴获大量日械和援助的美械武器，各师的炮兵和特种兵部队有所加强，加上三个步兵团仍有11000人的定员，同一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师级编制也基本类同。不过战争时期战损未必能够及时补充，民国军队又经常有吃空饷的恶习，所以基本达不到满编状态，8000到9000人的实际兵力，已经算兵员很充实的部队了。
第57师首任师长施中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