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文明是半世俗半宗教社会

现代西方文明是半世俗半宗教社会，唯有正确和准确地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看懂现在欧美，尤其是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疫情的失控，以及更重要的，对疫情认知的教条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在抗疫上，对美国而言最致命的倒还不是疫情的失控，而是在美国社会所存普遍在的迷信思维，这种思维阻止其对疫情进行正确的认知。进一步看，这种迷信思维不仅阻止其正确认知疫情，实际上也阻止其正确认知整个世界，包括认知中国。

疫情尚且仅在中国被发现时，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封城等举措太不民主。这时很多中国人可能认为美国人只是以民主为借口找中国的茬而已，当疫情在美国、西方也被发现时，中国人发现，美国的民主教条、民主迷信是根深蒂固的，并非仅仅针对中国，以民主、自由的名义，他们也可以将带口罩问题政治化，将疫苗问题政治化。

民主教条、人权教条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藩篱，束缚了他们的头脑和手脚，蒙上他们的双眼，他们只会围绕这些教条而争吵不休，却无法，也不愿实事求是地去正确认知疫情，学习别人的抗疫经验，制定和调整有效抗疫措施。

疫情撕开西方、美国理性、先进的外衣，让其迷信性的真实一面暴露出来，这让很多中国人着实大吃一惊。

美国的民主教条、人权教条、自由教条，与宗教式迷信并无本质区别，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新宗教，不妨称之为西方现代教。

所以，从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到现代社会，西方人自己说是实现了去宗教化，实现了世俗化、理性化，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彻底的，去宗教化不彻底，世俗化不彻底，依然保留着宗教残余，是半宗教半世俗化的。

因此，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只是一场宗教改革而已，基督教被打倒了，但是替代它的并非真正的世俗和理性，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形态：现代教。这个新宗教形态是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的结果，脱胎于基督教。西方现代文明与基督教的斗争，并非理性与宗教的斗争，而是两个不同教派，两种不同宗教形态之间的宗教斗争。

宗教的核心特征是，构造、构筑一些观念和制度，为这些观念和制度赋予神圣和真理价值，去信仰之、迷信之。在基督教时代，构造上帝，以及以上帝为核心的观念和制度，在现代则是构造科学真理和人权，以及以科学和人权为核心的观念和制度。科学和人权是替代上帝的新的神。

只有和中国文化相对比，现代西方文明的宗教属性才能清晰呈现。或者说，只有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才能正确认知西方。在西方文化参照系中看西方，将永远不识庐山真面目。

中国文化是以义理、心性为核心，义理、心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心是思考的器官，实际就是思考功能本身。人的本质在心性-义理，也是在思考。整个中国文明就是以义理-心性为基石，也是以思考本身为基石的。

因此，中国文化的核心就在培养心性和发挥心性上，即就在培养思考能力和运用思考能力上。这就是所谓的心性修炼、修心养性，也是所谓的成德。

成德就是培养、发育正确的思考能力，行道就是正确运用自己的思考能力，去判断、选择，最终做出合乎义理的行动。

何谓正确的思考，就是不受任何的心之外的外物干扰的思考。这就是孔子说的“四勿”：勿必、勿意、勿固、勿我。因此，中国不会在人心之外，在思考功能之外，构造任何的观念，不会为任何的观念和制度赋予神圣和真理的价值。其实任何人心之外的构造都是物。

这样就有了心物之辨。任何的物都是临时的、有限的，都不具备神圣和真理价值。具备神圣和真理价值的唯有心本身，唯有思考本身。

在心物之辨的框架下，所有对物的信仰都是迷信，也都是宗教。基督教所构造的上帝，以及相应的观念和制度，都是物；现代西方社会所构造的科学真理、人权，以及相应的观念和制度，也都是物。

心物之辨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打破一切的对外物的执着和迷信，而维护心的绝对独立，也是维护思考的绝对独立和自由。

这里的关键在识别“心－物”的界限和区别。心是指思考本身、思考功能本身，而物则是思考认知的结果。一旦思考有了结果，有了判断的结果，这个结果就立即脱离了心，而成为物。

从个人层面，任何的意见、判断、结论，都是物。从社会和历史层面，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理论体系、任何的制度、任何的宗教、任何的法律，都是物。当然，任何的具体之物也是物，这些都是人心的认知的结果。

因此，一方面“心外无物”，心物之前存在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心物之间又界限分明。

从心物之辨的角度，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心，是以心为本位的心文化。而西方文明则一直没有意识到心的独立存在，即没有意识到思考、思考功能的独立存在，只有物，而没有心，是以物为本位的物文化。

古代的宗教是物，现代的民主、科学也是物，西方一直以物为中心，并要求人去信仰和迷信物，从古代迷信宗教之物，到现代迷信民主、科学之物。

从古代的宗教，到现代科学，只是物形态发生变化，西方并未摆脱对物的迷信，并未实现心的独立。

真正的理性是实现心的独立，凡是没有实现心的独立，并明白心物之辨的，一定是迷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