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illa Klenyánszki《House/Hold》，2018年，艺术家将整套瑜伽动作与家务用具——锅碗瓢盆、脏衣篓、清洁剂、垃圾桶等相结合，旨在引发人们对家庭两性成员在家务劳动分配上的反思。
近日，某著名歌手的离婚事件刷屏社交网络。女性面临的无偿家务劳动、生育和情感操控（gaslight）困境再度浮出水面，引人深思的同时，也不由让人感叹一句“日常恐婚”。那么，艺术家们是否也面临这些烦恼？她们如何描绘家庭情感生活？
在博物馆“做家务”？
“维系”（Maintenance）十分乏味；它会用掉你所有该死的时间（说真的）。如此无趣会让思绪停滞焦躁。文化赋予其糟糕地位：维系工作=最低工资，家庭主妇=没有报酬。
整理书桌、洗盘子、擦地板、洗衣服、洗脚、给婴儿换尿布、填报表、改错字、修围栏、取悦顾客、扔掉发臭的垃圾、小心翼翼不惹你生气、我应该穿什么、我没袜子了、付账单、别乱扔杂物、攒线绳、洗头、换床单、购物、香水用完了、再说一遍——“他不懂”、重新封好袋子——它又漏了、去工作、这件艺术品满是灰尘、打扫桌子、再给他打一通电话、冲马桶、保持年轻。
看完以上文字，你有何感受？它出自美国艺术家Mierle Laderman Ukeles发表于1969年的《维系艺术宣言》（Maintenance Art Manifesto），也是一份名为“照料”（CARE）的展览方案。在英文中，“maintenance”可以指机器、设施的维护保养，也可表示国际关系、人际往来的维持经营。
Mierle Laderman Ukeles《维系艺术宣言》，1969年
而这里，艺术家显然指的是主妇们“维系”家庭正常运转所做的一切劳动。在20世纪艺术史中，前卫艺术运动通常都是由“宣言”开始——《超现实主义宣言》《未来主义宣言》《达达主义宣言》。Ukeles这一“家务宣言”则让人们切身感受到主妇面临的繁琐与劳神，是一次振聋发聩的呐喊。
Mierle Laderman Ukeles《Washing/Tracks/Maintenance Outside》，行为表演现场，美国Wadsworth Atheneum艺术博物馆，1973年
众所周知，女性承担做家务的时间长于男性。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9年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女性平均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是2小时6分钟，比男性多1小时21分钟。前段时间，广东一全职主妇在离婚时仅获赔1万元家务劳动补偿，也让人一窥家务劳动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Csilla Klenyánszki《House/Hold》，2018年
在半个世纪前，这一情况无疑更严重，且家务劳动比起男性在外的工作被视作理所应当和轻而易举。彼时，战争结束后，男性纷纷退伍，原本被迫走出家门、维持生计的女性又被鼓励重返家庭，由此迎来婴儿潮。大街小巷的广告也在营造一种“幸福主妇”的形象：她们年轻貌美、容光焕发、热爱家务。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艺术家Mierle Laderman Ukeles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968年她怀孕生子后，发现自己不得不平衡做母亲与艺术家的关系，且创作时间被大大压缩，但同龄男性艺术家却不必为此烦心。
因此，她将在私人领域完成的家务带到了公共空间，让人们正视主妇在家务上的辛苦付出。这不仅延展了杜尚“现成品艺术”的概念，也将“现成的日常家务”定义为艺术，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不容忽视的声音。
生养孩子是天职？
翠西·艾敏《这是开始》（This Was the Beginning），布面丙烯，182×214cm，2020年
艺术家翠西·艾敏
“我无法忍受油画颜料的气味……这让人感到恶心。我停止了绘画。”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多次未婚堕胎后表示。1999年，她凭借代表作《我的床》获得透纳奖提名，该作正诞生于其人生低谷期。“我感到深深的负罪感，因此作为一种精神错乱的自我惩罚，我不再画画，我也难以再拿起画笔。”此后，她两年再未画画，并将自己过去的画作全部销毁。
翠西·艾敏《我的床》（My Bed），综合材料，1999年
尽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性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但未婚先孕的女性仍然面临双重困境——堕胎带来的身心伤害或单独抚养孩子的巨大负担。不仅如此，堕胎的合法性在许多西方国家也无法得到保障，正如2021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就由法国电影《事件》（L’Evenement）摘得，影片讲述了60年代法国女性非法堕胎的惨痛遭遇。
Audrey Diwan执导的电影《事件》海报
同时，人们对男女的性道德也总是存在双重标准。1995年，艾敏曾创作装置作品《与我睡过的每个人1963-1995年》（Everyone I Have Ever Slept With 1963-1995），又被称为《帐篷》（The Tent）。她将从1963年出生到彼时与之同床共枕过的所有人的名字都缝在了一顶帐篷上，共102个——其中也包括家人以及她堕胎的孩子。这件作品在当时即引发巨大争议，甚至在2004年被一场火灾意外烧毁时，人们的反应也不是惋惜，而是讥讽。可见，性解放并不完全等于人们性别思想的解放。
翠西·艾敏《与我睡过的每个人1963–1995年》（Everyone I Have Ever Slept With 1963-1995），综合材料，1995年
而在家庭中，人们调侃的“丧偶式育儿”亦十分常见。抛妻弃子的高更就是典型。今天，我们大多赞扬其不顾世俗争议、追求月亮而弃六便士的精神，其妻子的牺牲却往往被淡化。作为艺术家，高更是伟大的；作为丈夫与父亲，他无疑是失败的。如若发生在今天，高更或许也面临被封杀的风险。
保罗·高更《塔希提少女》（Tahitian Women），布面油画，69×91.5cm，1891年
当然，在印象派画家贝尔特·莫里索（Berthe Morisot）的笔下，丈夫与孩子其乐融融的场景并不少见，但多为休闲玩乐，而非照料。这一点在另一位画家玛丽·卡萨特的作品中更加明显——几乎都是母与子主题。虽然已是百年前的画作，但共性问题依然清晰可见：父亲的隐形。这也是很多人常忽视的：生育权只有女性才有，抚养孩子应是双方的责任。
贝尔特·莫里索《摇篮》（The Cradle），布面油画，56×46cm，1872年
贝尔特·莫里索《Eugène Manet et sa fille dans le jardin de Bougival》，布面油画，73×92cm，1881年
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The Child's Bath》布面油画，100.3×66.1cm，1893年
阁楼上的“疯女人”
此外，引发热议的还有煤气灯效应（gaslight），主要指通过打击伴侣的自信心来进行情感绑架，让对方逐渐怀疑自己的记忆、感知或理智，达到其控制感情的目的。在艺术史中，种种被包裹在八卦趣闻之下、被逼疯的女人也数不胜数。
卡蜜儿（Camille Claudel，左）在创作中，19世纪80年代中期
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毕加索与朵拉·玛尔、罗丹与卡蜜儿这两对。两位女性原本都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却在情感控制之下变成了人们眼中歇斯底里、疯疯癫癫、神智不清的存在。尤其是卡蜜儿，最终在疯人院度过余生。
毕加索《哭泣的女人》，布面油画，60×49cm，1937年，以朵拉·玛尔为原型
朵拉·玛尔《无题（手贝）》，明胶银印，22.9×16.5cm，1934年
另一位艺术家的缪斯情人伊丽莎白‧希多（Elizabeth Siddal）则在30岁出头就在抑郁与病痛中去世。希多是数位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的灵感来源，杰作《奥菲莉娅》就是以她为原型。1851年，她与艺术家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相恋，后者不允许她再给别人做模特。
约翰·埃弗里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奥菲莉娅》（Ophelia），布面油画，76.2×111.8cm，1851-1852年，藏于泰特美术馆
同时，由于希多出生工人家庭，罗塞蒂一直不敢让家人得知她的存在，两人的婚事一拖再拖。再加上担心罗塞蒂另找年轻模特取而代之，希多陷入严重抑郁之中，等到31岁她终于与罗塞蒂结婚，不到两年就因病去世……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Regina Cordium》，板上油画，25.4×20.3cm，1860年
在著作《疯癫与文明》中，法国哲学家福柯引用了思想家帕斯卡（Pascal）的名言作为开头：“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被逼疯的女性或许也是另外一种正常。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Beata Beatrix》，布面油画，86.4×66cm，1864-1870年
以上种种艺术界案例，是否也让你对婚姻望而却步？然而正如钱钟书先生那句名言，婚姻是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当认真审视婚姻生活，认识到为人妻、为人夫，以及为人父母可能存在的困难后一如既往坚定自己的选择，无疑才是勇敢的，也是更值得鼓励的。
编辑、文张剑蕾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