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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老农救下一乞丐,49年后乞丐来报恩,才知对方已成开国少将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命之恩。

在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雅江镇江西村苏家坡境内,

有这么一个“红军洞”和一座“红军桥”,这两处文物就见证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故事的获救者,当年的乞丐段苏权,后来成为开国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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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施救者李木富,在段苏权前来报恩时,已是89岁的老人。

他们的这段旷世情缘,不仅反映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也把我们带回了段苏权等革命前辈为了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而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

政委段苏权,秀山遇险

段苏权于1916年出生于湖南茶陵县严塘镇高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家里除了种田维持温饱以外,种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虽然家庭贫困,但父母还是尽可能地送他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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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段苏权天资聪慧,成绩优秀,但因为家贫而无力为继,只得无奈辍学,在村里私塾和小学的六年教育,开启了段苏权的心智,接触了先进思想,他小小年纪就认同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现实的理念。

段苏权10岁就参与农民运动,14岁入团,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志不在年高,因为表现积极,组织能力突出,段苏权担任过茶陵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湘赣省团委宣传部长等职务,积累了丰富的基层革命经验。

1932年8月,段苏权带领一批青年赤卫队员参加了湘赣苏区的工农红军,任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长。他的文化水平还不错,后担任了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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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围剿”战斗中,段苏权随部队西征,挺进贵州,他担任黔东特委书记兼红军黔东独立师政治委员。段苏权首次担当重任,领导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军团决定重返湘西,留下独立师掩护主力部队转移,

独立师师长是王光泽,18岁的段苏权被任命为独立师政委。

虽说是独立师的番号,但实际上只有八百来号人,四百来条枪,弹药还严重不足,有近一半战士的武器是大刀和长矛。

段苏权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和师长制定出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并进行了战前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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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底,红二、六军团主力离开根据地东进开始长征。

独立师则佯装成红军主力向西行动,进入了秀山县境内。

秀山县位于武陵山脉中段,东临湖南省的龙山县,西接贵州省的松桃县,为川渝东南重要门户。

段苏权的计划是完成掩护任务后,经秀山进入湖南与红军主力会师,敌人果然上当了,四川军阀刘湘和贵州军阀王家烈联手调集十多个团的兵力前来堵截、围剿。

在经过20余次大大小小的游击战后,独立师的行动成功地迷惑了敌人,掩护了大部队转移,但自身却已处于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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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25日,独立师在邑梅遭到敌人先头部队伏击,一时间枪声大作,

段苏权身先士卒,冲在队伍前面,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脚踝,段苏权顿时倒地。

战士们奋勇还击,打退了敌人,可段苏权再也无法行走,王光泽安排战士用担架抬着他行军。

秀山县山路崎岖,陡峭,加之缺少食物和药品,段苏权的伤势无法处理,这样就拖累了整个队伍的行军速度。

面对蜂拥而至的敌军,王光泽与段苏权商议后,决定将段苏权留下来。

通信员将段苏权抬到雅江乡的一个小山村里面,找了一户人家安顿下来,就匆忙告别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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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王光泽带领独立师走偏僻的山路跳出了包围圈,来到川河盖高地,

眼看就要进入湖南境内,不料在大雾中遭遇到了民团,红军只得仓促应战。

听到枪声,附近的团防和土匪等人也赶来拦截,红军刚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斗、跋涉,得不到休整和补充,已经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子弹也所剩无几,无法抵挡敌人疯狂地进攻。

红军只得且战且退,分头突围。

王光泽冲出来后,扮成卖辣椒的农民,在路过敌人关卡时不幸被俘,受尽折磨后,于12月21日,被敌人残酷杀害。

川河盖一战后,整个独立师仅有几十个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找到队伍,其余的基本上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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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

红二军团的领导们以为段苏权也已经牺牲,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裁缝李木富,冒险施救

段苏权并没有牺牲,他能得以生还,是因为遇到了好心人李木富。

当时战士们把段苏权送到的地方,就是李木富家。

李木富是当地有名的裁缝,但长年劳作却连温饱都无法维持,他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当他看见伤势严重的段苏权时,十分同情。

尽管面临“通匪”被连累的风险,李木富还是咬牙收留了段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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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第二天民团进村搜捕红军时,发现了段苏权,正当民团头子拿起大刀准备杀害段苏权时,李木富壮着胆上前拦住了他:“他还是个娃娃,你们就放过他吧!”

民团头子平时也认识李木富,听他求情,就放下了砍刀,搜走了段苏权身上仅有的三块大洋,扬长而去。

因为担心其他的民团再找上门来,李木富就背着段苏权来到了后山的一个小山洞。

山洞里面宽敞,洞口比较低矮,前面是一片竹林,便于隐蔽。

李木富把地面打扫干净,抱来厚厚的稻草铺在地上,盖上一床棉被,每天早晚,李木富送两顿吃得过来,就这样把段苏权安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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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苏权脚上的伤口没有得到医治,开始恶化、化脓,李木富悄悄地找到附近的中医苏玉求助。

苏玉精心配制了十余幅中草药,并告诉李木富如何清理伤口、使用草药。

李木富每天早上将竹片用开水消完毒,用竹片清理掉上面的脓汁,再用温盐水冲洗伤口,再敷上中草药。

換好药后,

李木富白天出去给别人做衣服,晚上回来后,带几颗烤红薯和一些咸菜上来,顺便查看伤口的情况。

在李木富夫妇的精心照料下,段苏权的伤口有所好转,开始慢慢地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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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村民渐渐知道了段苏权的事情,但他们都守口如瓶,没有去告发,还尽可能提供一些帮助。

就这样,段苏权在山洞里呆了一个多月,李木富家里凭空多了一个吃饭的人,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再者,时间长了,也容易出危险。

段苏权不想再给李木富添麻烦,于是提出来离开这里,返回茶陵老家。

李木富见段苏权去意已决,就找到木匠师傅雷子顺帮忙做了两支拐杖。

李木富拄着拐杖,拿了一只饭碗,装扮成乞丐,与李木富挥泪而别,踏上了乞讨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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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李木富去花垣县城做活,恰巧又碰上了正在要饭的段苏权,两人抱头痛哭。

李木富担心段苏权的安全,打听到当地有船走水路去茶陵,于是赶紧把段苏权送上了船,并把刚挣到的一百个铜板工钱送给了段苏权。

段苏权感动不已,心里暗暗发誓,以后要回来好好报答恩人。

善良的李木富没有想到,他当年尽力救助的“红小鬼”,以后会成为国家的开国少将。

段苏权归队,继续革命

经过长途跋涉,段苏权一路乞讨,终于回到了家乡,父母看着衣衫褴褛、胡子拉喳的段苏权,当时都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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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为儿子早已牺牲了,没想到还能出现在眼前。

当地国民党政府听说了段苏权回乡一事,但以为他只是一名红军被打散的逃兵而已,并没有做过多追究,

包括家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竟然是红军的师政委。

父亲托人给段苏权在乡公所找了一个文书的差使,一年后,在媒人的介绍下,段苏权和一个叫谭秋英的姑娘结了婚。

在旁人看来,段苏权过着平静安稳的日子。

但是,段苏权的内心一直怀念着战友,梦想着重返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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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红军也改名为八路军。

段苏权看到了一丝曙光,他盼望着能回到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拼杀。

1937年9月,附近一位伤退回乡的老红军战士谭毛苟带来了好消息。

他告诉段苏权:“以前的老上级任弼时,如今是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

段苏权欣喜若狂,当晚就和家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寻找队伍的打算,经过短暂的准备,段苏权告别亲人,沉寂三年后,再次离开家乡,踏上了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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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苏权辗转来到了太原,

当任弼时见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段苏权时,惊讶不已,没想到追悼会开过了的段苏权竟然还活着!

简直不能置信。

段苏权重回部队,如猛虎放归山林,浑身充满了干劲。

因为当时国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组织上安排段苏权去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马列学院进修,学习政治理论。

1940年开始,段苏权重回一线部队,在晋察冀军分区从事政治工作,领导建立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坚持反"扫荡"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段苏权率队伍进驻塞北重镇张家口,担任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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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段苏权出任八纵司令员,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

段苏权指挥八纵在锦州外围歼灭了敌军的两个团后,配合南北方向的主攻部队,从东面攻打锦州。

攻占锦州后,段苏权没有停歇,率部挥师向东参加辽西会战。

10月24日,战斗开始,八纵负责阻击敌军的退路,在赵家窝棚、六间房等地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歼敌万余人,成功挫败了敌人南逃营口、东撤沈阳的企图,为全歼敌军精锐部队廖耀湘兵团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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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苏权临时受命,带领八纵奔波于辽沈战场,基本上完成了作战任务,然而,战役刚结束,段苏权就被调离八纵,降职为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

没有论功行赏,反而被贬职,许多人不太理解。

据推测,攻打锦州总攻前,刘亚楼命令八纵封锁机场,为了不出错,

段苏权当时问道:“锦州有两个机场,我该封锁哪一个?”因此事,被上级认为脑子太死板。

其次在战斗中,八纵丢掉了牛郎山阵地,尽管段苏权组织敢死队夺回了阵地,但总指挥已得知了这个消息,大为震怒。

再就是,由于炮火不够,八纵的东路是最晚攻进锦州城的,尽管战果不错,但耽误了总指挥向中央军委汇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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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8日的总结会上,八纵受到了总指挥的严厉批评,尽管受了些委屈,但段苏权没有埋怨,多年后提及此事,他只是认为不应忘记全体八纵将士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出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36岁的段苏权亲自学习驾驶轰炸机,半年后,他成为最早一批能单飞的将领。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段苏权调任志愿军空军,担任第一副司令员。

他总结出从搜索到退出的“五步法”作战经验,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飞行员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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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空战后,参谋部上报战绩时,有夸大其词的地方,段苏权知道后,坚持实事求是,并向中央进行了举报。

中央严厉处分了虚报军情的人员,段苏权却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受到了排挤。

抗美援朝结束后,段苏权在军事学院任副教育长。1964年,受周总理指派,出任支援老挝工作组组长,1983年5月,他从军事学院政委职务上离休。

在将星云集的解放军将领中,段苏权的个性低调、随和,并不引人注目,有一次他去昆明出差,入住招待所时,段苏权说行政级别是六级,服务员见其貌不扬,没有派头,以为他说错了,把他登记为十六级,安排在了三人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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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老战友陈康副司令员前来拜访,这件乌龙事件才真相大白,一时成为趣谈。

重回秀山县,前来报恩

段苏权能够起死回生,继续革命,与当年的裁缝李木富的冒死救助是分不开的,

解放后,他就打算回到秀山寻找救命恩人,以了结多年埋藏在心里的夙愿。

1983年,秀山召开自治县成立大会,段苏权应邀前来参加。

他终于有机会寻找恩人了,然而,因为时隔49年,很多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段苏权走访了好几处有山洞的村子,但都没有找到李木富,回京前,他委托当地政府代为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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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富得知消息后,十分激动,在儿子的陪同下,他找到了秀山党史办说明了情况。

段苏权收到秀山寄来的李木富照片时,顿时泪流满面,他立即回信:“得知老人的消息,我非常高兴!他是红军的亲人,应受到尊敬。”

段苏权随信给李木富老人寄来了一千元钱,秀山政府也给他家送来了一块刻有“红军的亲人”字样的大红匾,

以表彰他当年的义举。

当地还将李木富屋后的山洞命名为“红军洞”,如今,“红军洞”已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当地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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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段苏权多次给李木富寄钱、寄书和物资,

在一次问李木富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助时,李木富回复说:“乡亲们趟水过河很不方便,希望能在河上修一座桥。”

段苏权很快寄来了建桥所需的资金,

村民们踊跃出工、出力,不久,一座宽敞、结实的水泥桥就建好了,大大方便了两岸村民的往、来交流,乡亲们亲切地称之为“红军桥”。

如今,段苏权将军和李木富老人都已不在人世,当年战斗过的江西村通过发展种植业和旅游业,正在逐渐脱贫走上致富的道路。两位老人九泉之下,应感到欣慰了。

段苏权戎马一生,出生入死,经历了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所有时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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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枚勋章见证了他辉煌的一生,他终将载入史册,为我们所怀念,而善良、仗义的李木富老人同样值得后人尊敬,将军和裁缝之间的传奇故事和深厚友谊,也将流传下去,为后人所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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