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暗度陈仓
1950年10月，随着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第九兵团出兵朝鲜的日期一再提前。12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发电报，要求第九兵团提前开赴东北。
“这哪来得及！”宋时轮跺跺脚，连忙找陈毅商议。陈毅在和宋时轮商议后，提出因装备尚待调整，建议把部队开拔的日期改为11月15日。毛泽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10月19日，第九兵团最后一批部队还没有抵达山东，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毛泽东于10月23日电令华东军区“宋兵团须从速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并准备先开一个军去东北”，同时要求宋时轮亲自赴京领受任务。
宋时轮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和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确定了入朝计划。
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第一次战役开始。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作战，已到朝鲜的大部分志愿军部队在西线，东线只有四十二军的两个师，他们面对的是美十军近9万人的进攻，兵源严重不足。中央军委立即命令第九兵团结束在山东的整训，开赴前线，投人抗美援朝的战斗。
28日，宋时轮返回兵团司令部驻地曲阜。
29日，朱德元帅给兵团团以上干部做战前动员。他的脚刚走，31日，毛泽东的电报又到了：“(一)九兵团立即开始行动，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不动，不要间断。(二)九兵团到后，接受志司(志愿军司令部)
指挥，以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三师、美军第七师及陆战第一师为目标。”此时中央军委已经明确第九兵团的作战方向——东线，目标是美第十军。
接连改变的作战计划不仅是朝鲜战况瞬息万变的体现，同时也看得出中国第一次和美军作战时，过于自信的心态。
军令如山，宋时轮顾不得装备了。事实上，宋时轮要求把进军日期改为11月15日，已经是他能够完成补充装备的最快时间了。
11月1日，二十七军率先车运东北，接着是二十军、二十六军。车轮滚滚、汽笛长鸣、骡马嘶叫，漫长的南北铁路线上又是一派忙乱。
二十七军的先头部队还在火车上，11月2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电令二十七军的两个师抵达安东(今丹东）后，不做停留，立即入朝。
当时部队都在火车上，电台无法联络，电令无法下发到部队，宋时轮请东北军区派人在车站拦截列车，传达军委电令。
一再变化的命令让宋时轮和第九兵团司令部百思不得其解，西线志愿军足以应对美第八集团军，东线只有四十二军的两个师在苦撑，原来命令
第九兵团负责东线，怎么又改变原计划，让二十七军的两个师开赴西线？难道战况有了新的变化？如果二十七军的两个师进入西线作战，那么二十军、二十六军怎么办？按照原计划进入东线，还是跟在二十七军后面？
直到11月4日，兵团司令部登上列车，宋时轮还不清楚第九兵团入朝后到西线作战，还是到东线作战。
抵达沈阳后，宋时轮得知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命令二十七军返回安东，转道东线人朝。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11月5日，毛泽东的电令明确了第九兵团的军事目标：“如果东线打得不好或者打得不及时，江界可能失守，美将从东面威胁志愿军西线部队，西线志愿军完全可能处于敌东西两线部队的合围中……江界、长津方向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
第九兵团责任重大，江界是金日成和朝鲜政府临时所在地，是朝鲜级府在无路可退时建立的最后一个政府所在地，后面就是鸭绿江了。一旦次界被美军攻占，金日成只能去打游击了。
宋时轮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的焦虑却并没减轻。作为先头部队的二十七军原计划从辑安(今集安)入朝，11月7日前可抵达柳潭里，接替四十二军两个师的防务，可是，由于二十七军兜了一个大圈子，被甩在了二十军和二十六军后面，从龙头变成了龙尾，再变换成先锋难度很大。经过第九兵团司令部紧急商议，宋时轮赶赴辑安，指挥二十军首先入朝，二十七军、二十六军则由临江入朝。
对于第九兵团的运用，毛泽东最初认为东线美军的动向尚不能确定，第九兵团可以“11月1日起车运梅河口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的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
此后，考虑美转军由成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毛泽东认为“必果使用宋时轮主力于该方面方有把握，否则于全局不利”。
10月31日，根据东线敌军动向，毛泽东已经明确将第九兵团用于东线。1月3日，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等的意见，使用二十七军于新义州东北方向，第九兵团另两个军在沈阳附近休整待机。此时第一次战役已接近尾声，彭德怀对于二次战役的作战方案设想中，考虑仍需集中力量，准备由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甚至加上四十军由德川打出去，这样东线战场就必须完全由第九兵团负责，因而建议九兵团全部人朝。
11月5日，毛泽东复电认为部署甚好，“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同时函告李涛九兵团各军待命和休整的位置。这时，准备九兵团以两个军先行入朝，二十六军则休整待命。彭德怀11月6日的部署电就是以九兵团两个军为基础设想的。此后，毛泽东认为美军陆战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志愿军以两个师围歼其两个团，兵力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因而决定让二十六军也靠近前线。
以上决策过程可见，毛泽东、彭德怀对九兵团的使用并无不要之处。毛泽东关于美军可能由威兴向北进攻的判断完全正确，如果不是基于这个正确的判断，并预有准备，那么很可能来不及在东线使用第九兵团，二次战役可能会发生兵力不足的情况。
战后史密斯就曾对美军战史学家谈道：“长津湖地区根本就不适合军事行动，就算是成吉思汗也不会想去征服它。”
史密斯的话影响了不少研究长津湖之战的各国战史学家，认为志愿军第九兵团在东线的作战是画蛇添足，或者说是完全没必要，削弱了西线的力量，如果将东线第九兵团调到西线，可能志愿军二次战役的战果会更大。但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史密斯的话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既然狼林山脉隔断了东西线联系，那美军为什么还要向长津湖地区派出重兵？史密斯的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包括他们后来吹嘘的什么“敦刻尔克大撤退”式的兴南大撤退，把一个败军之将说成了指挥艺术的典范。
尽管第九兵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冻伤所致的减员占减员数的百分之九十，但取得的战果却是巨大的，一战便给予不可一世的美陆战一师重创，并将包括美七师、南朝鲜第三师在内的美第十军全部击退。
克劳塞维茨说：“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歼灭性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等待歼灭性行动。”毛泽东给美陆战一师布下的局就是“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
宋时轮面对的东线美军主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硬碰硬地打不会得到便宜，宋时轮要用暗度陈仓这两千多年前的兵法，把美军装进口袋歼灭。
11月5日13时，宋时轮向二十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发电，指示各师团将要深入长津湖作战，并且强调，军师团营均应沟通电话联络，在战斗发起前军师暂停电台通信，并禁用号音以严保密。
宋时轮计划二十军负责穿插包围，二十七军负责攻城拔寨，二十六军作为预备队，随时根据战事发展进行增聚和堵截，并且告知各军指评官，11月26日将会发动进攻，各单位务必在26日前进入预定的战斗位置。
1月7日晚，五十八师抵达辑安后接到命令，解队两个小时后渡江。要求经装上阵，不必要的东西，有解故军标志的，军旗、文件、胸章牙刷、钢笔统统丢掉，毛巾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也被剪掉。此外就是检查枪支弹药，补充粮食，每个战士准各三天粮食，粮食主要是馒头干和饼干，馒头干就是把慢头切成一片一片晒干了的馒头片。23时，部队通过搭在鸭绿江上的浮桥，离开辑安，进军朝鲜。
对于周文江、杨根思和绝大部分志愿军指战员来讲，前往朝鲜是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出国经历。通过鸭绿江大桥的志愿军战士，快步从大桥的一端走向另一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距离不仅是祖国与异国的距离，也是生与死的距离。
朱文斌是五十八师一七三团的作战参谋。当参谋的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脑子要比别人灵光，要给首长提供更多的建议，朱文斌总结出志愿军作战的三大不利因素：天气、地形、武器装备。
11月25日前后，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鸭绿江开始封冻。第九兵团在高寒地区的作战经验几乎为零。
第九兵团虽有一些山地作战经验，但是朝鲜北部的地形多是高山峻岭，山峰高过千米，甚至达到2000米，悬崖绝壁较多，且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部队运动受地形独窄限制，极大地影响了机动速度。而在国内，地形广阔，可以迂回包围，可以大范围地运动。
志愿军的装备，多是缴获国民党的，虽然有一些从美国得到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但毕度是缴获过来的，无法跟美国相比差距甚大。志愿军没有空军，朝鲜上空的美军飞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第九兵团的大口径的火炮运不进去，也没有坦克，只有火箭筒、无后坐力炮，迫击炮，火力与美军相差很远。
朱文斌认为，志愿军也有优势。他们有一种从长期战争中培养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两军作战勇者胜，再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第九兵团的部队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善于近战、夜战。天气越是恶劣，越是下雨下雪，越是要拉出去打，越是天黑越是要拉出去打。如果用此优点与美军较量，美国的优势就会变成劣势，而志愿军的劣势也能转化为优势。
朱文斌随部队过江后，便看到蜂拥溃退下来的朝鲜人民军残兵和逃难的老百姓，他们是往中国安东逃。很多会说中国话的人民军战士觉得装备奇差的志愿军很难击败强大的美军，他们把香烟、手枪等物品送给往前赶的志愿军战士，嘴上还说：“你们上前方了，我们到后边去了，这些东西留着也没用。”
朱文斌跟着一七三团指挥所前进，过了鸭绿江才几十里，团前卫连便与美军接上了火。前卫连战斗动作相当灵活，一接上火便贴上去，像膏药一样粘上了美军，迅速穿插包围。当面之敌一看形势不对立即撤退，一七三团奋勇追击，一追就追了上百里路，追到摩天岭、下碣隅里、黄草岭一线。
侦察得知，美军摆出的是一个长蛇阵，从下碣隅里到新兴里一直到滴水洞，当面之敌竟是美国王牌陆战第一师。
五十八师一七四团政委项远早听说朝鲜爆发了战争，也知道中国派十三兵团出国作战，但没想到担负攻打台湾的九兵团会到朝鲜去。接到部队到山东兖州一线集结的命令，项远才意识到战争就在眼前。各级开始国际形势教育，讲美国人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中国边境受到巨大威胁，美帝国主义就是想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因为部队时刻都在准备打仗，既然不打台湾，去朝鲜作战也是责无旁贷。各级干部当时的思想就这么简单。
项远原是一七三团副政委，上级派他到一七四团担任政委，但他考虑，一七三团是他从山东带出的老部队，入朝第一战，他一定要亲自带着这支部队征战。所以，项远当时并没有接管一七四团政委的职务，准备打完第一仗再到任。
项远的全部行李只有一个马背袋，坐着闷罐车就去了山东。火车到天津，他看到《天津日报》上登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联合声明”，就拿着报纸在火车上给战士进行紧急动员，给每个连队都发了一份报纸。
原计划到通化换装备，配发东北的棉衣，但军情紧急，来不及换装。二十军战士穿着单薄的南方棉衣来到了寒区。项远后来写过一篇回忆部抗美援朝的文章：由于仓促，后勤分队没有跟上行军序列，缺少运输工具。医疗部队的急救设备没有准备好。后勤的同志就在火车上把自己的棉被折开，做成绷带，把棉花做成棉花球，再消毒。
张成阁是五十八师一七四团特务连副连长，他的任务是带领侦察兵在前方侦察敌情，为全团开路。而他所在的二十军担任九兵团的前卫，他们得到的敌情要通报师、军和兵团首长，为上级首长判断情况提供第一手资料。为了快速到达集结位置，他们要翻越朝鲜北部的狼林山脉，那里常年积雪不化，平均海拔2000米，人迹罕至，雪寒岭、黄草岭、死鹰岭，要翻越的山峰名字听起来都吓人。张成阁带着侦察分队，翻山越岭，边侦察边前进。前进途中冻伤的人不断增加，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冻死了。
11月7日，二十军前卫五十九师乘火车抵达朝鲜江界。
马文考是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二营教导员，他了解的情况比战士多，他清楚地意识到部队仓促入朝会导致种种困境，除了装备和补给，都队还缺少向导和翻译。九兵团使用的地图是日伪时期的，找不到向导给作战很带了很多困难，一些部队就是因为走错了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
马文考的部队乘坐火车进入朝鲜后开得很慢，白天不敢开。只要天一亮，美国的飞机便跟了上来，火车只能停在隧道里躲避美军飞机的侦查和轰炸。
这天，他们停在一个隧道附近，战士们开始装载面粉大米和其他的物质。
这时美军的飞机来了。发现马文考的部队后，马上低空扫射，接着开始轰炸。
抗美援期初期，美军的“三大件”，飞机、坦克是志愿军没有的，大炮也很少，美国空军占有绝对的制空权。部队还可以钻进森林隐蔽，火车可以进隧道，但刚卸下的物资只能挨炸。大米、面粉被炸得精光，马文考看着四处飞溅的面粉心中充满忧虑，战士们刚进朝鲜就要饿肚子了。
马文考不停地思考着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情，快得让人来不及想。他们的国庆节是在上海郊区过的，刚过了国庆节，就登车北上了。到了兖州附近，下车休整。不到一个月，又上火车，继续向北开，开始说是准备到中朝边境，重新集结。可是，军情一天十变，火车到天津的时候，总部来了电报，由铁道部转给部队，二十军在天津不得停车休息，务必立即入朝。
马文考的二营成了第九兵团第一批入朝的部队。
火车出了天津站便急吼吼地越开越快，大小车站的货车、客车都停在铁路两旁，给军车让路。二营的战士讲笑话说：“这次我们坐的是特别快车，怕是要中了头彩。”火车一直开到沈阳以南的皇姑屯车站，铁道部门传来上级命令，任何人不得下车。此时，各级开始传达任务，立即入朝作战。
五十九师师长戴克林就在马文考他们乘坐的列车上，这也是九兵团开赴朝鲜的第一列军列。
五十九师急急忙忙进入朝鲜，头上戴的是大盖帽，身着江南部队发的薄棉衣，脚上穿的是球鞋。任务紧急，来不及补充，就在车上补发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后，继续全速开进。
如此紧急的情况，当兵多年的马文考平生第一次遇上。他在天津车站时遇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邱相田，邱相田刚在总政开完会，便急急忙忙赶
到天津，上了马文考的这列火车。邱相田就在车上传达总政开会的精神，讲抗美援期的意义，动员部队打好出国第一仗。
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充分准备的时间。他们原计划在沈阳发放棉衣.可情况有变，火车到了沈阳以后，忽然接到命令，不准下车，火车直接开到鸭绿江边，驻扎在通化一带。
提到入朝的紧急命令后，火车一直开了5天才在辑安停车，辑安对面就朝鲜。徐放下车进行动员，要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此时又接到上级命令，凡是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都不能带，包括私人信件、照片等都要留下来。盼望已久的棉衣也说要到了朝鲜以后再解决。随后各团都召开了抗美援朝誓师大会，上级给每人配发了一件棉大衣，部队迅速入朝。
匆忙行军到鸭绿江，江上已经架好了一座临时浮桥。
刚过了鸭绿江，朝鲜老百姓有人过来探望，一打听才知道这儿是江界。朝鲜老百姓看到志愿军连连摇头，说人民军的装备比你们好很多，都没有打好，你们这个样子能打吗？徐放很不服气，告诉他们：“我们打仗是有名的嘛，怎么不能打啊？根据你们说的情况，好像把美国打败有点困难。但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打败美军！”
进入朝鲜，部队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首先是吃的问题，部队到朝鲜就断粮了。在国内时有工作队专门负责筹粮，到了朝鲜无计可施，只好收集被炸死的骡马。第二个问题是冷。没有保暖的棉衣，没有吃的，很多人都接近崩溃的边缘。一个团政委见到二十六军政治部干事支福田后抱头商哭，支福日背了两条刀鱼，冻得像冰坨子。他给了政委一条，政委当场就啃着生吃了。
寒冷和饥饿导致部队士气低落，甚至出现逃跑现象。二十六军向长津湖战区开进时，一些干部、战士开小差，其中受处分的多达20多人。宋时轮在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他亲手枪毙了一名营长。这名营长受不了苦，带头往回跑。东征西讨这么多年的战友，宋时轮也不忍心，但稳定军心是最重要的，营长逃跑不处理，将来就没法约束普通战士。宋时轮只能挥泪斩马谡。
吴大伟是二十六军八十八师军务科参谋。二十六军作为攻打台湾的主力部队一直驻扎在上海崇明岛，和第九兵团的其他部队一样，天天都在进行渡海登岛作战训练。
部队接到北上的命令时，要求尽快将部队的编制实力、人员装备数量统计上报，平时每个月才上报一次，这次这么突然，凭直觉，吴大伟觉得部队要紧急行动。
当时二十六军八十八师共有8000多人，没有炮兵，到了山东滕县，上级给一个炮兵团。所谓的炮兵团，实际上也就是几门山炮，作为支援或者压制火力来说，根本谈不上打击效果。
八十八师由铁路输送到辽宁抚顺后，于11月19日夜，接到命令：铁路输送至临江，从临江鸭绿江大桥步行过江。
吴大伟走在鸭绿江大桥上，黑暗中只觉得有水声，什么也看不清，后来水声被急促的脚步声淹没。
部队刚过江，美军飞机便将大桥炸了。
过江以后，吴大伟看到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路上布满了一个个的大弹坑，路旁的村庄没几栋完整的房子，有的还冒着浓烟。
八十八师过江后驻扎在熊东，二十六军军部驻在中江，机关连队都驻在附近，每个人都给配发了7天的给养，饼干和炒面之类的食品。
战斗打响前，吴大伟被派到下面团队，了解情况，传达指示，布置任务。
战斗打响后，身临一线，随时为首长提供战只。部队在人前不了解美笑，普遍存在轻敌思想，吴大伟也是如此，甚至以为一瓶牙膏用不了放可回国了。
都队的轻敌情络，在残酷的战斗打响后又变成一种忍惧心理，一见题美军的坦克、大炮，还有贴著房子、钻在山沟里飞的飞机，一些干部、战士不知所指，产生了消极避战的思想。但是，在严厉的军令和强大的思想工作面前，部队的情绪逐步得到了稳定。
按照九兵团的战斗部署，二十七军担负主攻任务。
二十七军尚未过江，就遇到了“敌情”。
张桂锦时任二十七军八十师第二三九团二营教导员。二营是尖刀营，二营四连在国内战争中是“常胜连”“战斗模范连”“一等功连”，各种荣誉一大把。这个连的战斗英雄和功臣模范，占全营的50%。但二三九团在集结的时候建制被打散，二营单独上了一列火车，列车指挥员就是张桂锦。列车开到安东时，他们被志司留了下来，据说是突然发现了敌情，说江对面20多公里处驻扎着英军二十七旅，要求二营做好战斗准备。二营在安东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把列车上装备全部掉，把武器架在车顶，从新义州入朝，随时准备战斗。
二营进入朝鲜后一边搜索一边侦察，火车抵达一个村庄后马上派出一个分队前出侦察，确定没有敌情后继续前进。就这样，一个晚上走了60里路。到达一小镇后，向当地百姓了解英军二十七旅的行踪。当地百姓说，英军二十七旅两个小时前就走了，是坐汽车走的。
张桂锦下了火车便用电报请示志司，志司回复说原地待命并迅速构筑工事组织防御。
第二天大概七八点钟的时候，天空中敌机成群结队地飞来，每批多的时候二十几架，少的也有八九架，狂轰乱炸，从早上一直炸到晚上，将本来就是一片废墟的新义州炸得巴烂，到处都是焦糊的味道。
此时，张桂锦接到师部命令，返回安东。
撤回的时候没有火车了，只能徒步行军。张桂锦一边走一边给部队进行动员，其实也用不着怎么讲，这儿几十里内外都能闻到烧焦尸体的味道，读像的老人，无家可归的儿童，到处都是。战士们走了一路，憋了一股气，纷纷表示在朝鲜战场上狠狠打击侵略者，打好出国第一仗。
部队回到安东的时候，天已大亮。
几天后，他们奉命再次徒步入朝。
部队连续行军好几天，下雨、下雪、刮风、冰雹，各种恶劣的天气都被二十七军赶上了。张桂锦当时才21岁，还没有长出像样的胡须，可冰霜挂满了眼眶和口唇，脸上都是冰条，像白胡子老头一样。战士们身上也都被冻上了厚厚的“盔甲”，走起路来哗啦啦响，一夜行军六七十里路，很是疲劳。
部队到了宿营地也不能马上休息。他们不敢住村庄，怕空袭，就在野外挖防空洞。张桂锦到各连检查工事构筑情况，发现四连、五连、机枪连和炮连的防空洞已经挖好了，防御组织得不错，但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当时，上级已经下达了通知，不准用热水洗脚，防止热水洗脚以后导致脚肿穿不上鞋。可是六连的连长、指导员不听招呼，他们一个是首长的警卫员出身，一个是文化干事出身，带兵没经验，挖了防空洞以后就躺在防空洞里睡了，连队的大部分战士还以为要像在国内行军打仗一样，一有时间就泡脚，都用饭盆烧了开水洗脚。
张桂锦要制止的时候已经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六连全连140多人，近120个人脚肿得像个馒头，穿不上鞋了。这事被报告到军里，二十七军在二营召开现场会，六连成了“反面典型”。
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二四三团一连连长黄万丰为了保护战士的脚，想了个“强迫运动”的办法。他在参战前还发牢骚，人家四野的部队，都到朝鲜跟美帝国主义战斗去了，可咱们九兵团不打台湾也罢，干吗要调到山东？等到了朝鲜，才知道这种气候下跟老美打不是闹着玩的。上级只发了一捆地图给营部部，上面写的是不准拆封，作战地区的地形地貌一概不知；补充的被装是每个战士不管脚大脚小只发一双鞋，连队干部给一件红杠大衣，一顶棉帽，黄万丰的毛巾、脸盆都轻装得啥也不剩，想洗脸刷牙都困难。战土们体力消耗大，饭量也大，有的一顿能吃两斤饼干。后来没有粮吃，黄万丰硬是喝了一周的淀粉。喝的时候觉得肚子撑得鼓鼓的，可只要一饱尿肚子就瘪了。刚入朝时，部队有10余天没有吃到咸盐，他让人到旁边的村庄把老百姓扔掉的发霉的腌咸菜捡来，先洗后煮让战士喝口咸水。
不过黄万丰也不能有牢骚，因为后面上来的二十军更惨，都戴着大檐帽，用帽底子把耳朵和半边脸捂起来，比他们冻得还厉害。
向长津湖开进时，整个战场一片雪白，有的树枝都让雪压断了，黄万丰想起了毛主席诗词中的“梅花欢喜漫天雪”，但他却没有半点喜悦，那满山的雪有一米深，部队又不能走大路，只能在积雪很厚的小路上爬行。宿营时，战士们就把雪掏个洞，下面铺床被子，上面盖一床被，两人一组打通腿儿。谁都不敢脱鞋，只要鞋一冻就再也甭想穿上，冻得邦邦硬。大家我抱着你的脚你抱着我的脚，把被子蒙在头上保温。就这样还不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一会儿就得起来运动，否则有可能被冻死。对那些稍懒些的人，就由连队干部和骨干踢屁股拽胳膊地架进来强迫运动。由于保暖措施得当，黄万丰的一连在整个战役结束只冻伤了3个人，战斗力得以保存。
李宗安是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七团机炮连指导员，火车奔过将绿江的时候，李宗安都不知道部以要去哪儿，上级只传达说是到担是等要的地力去。火车一路绿灯，所有的车都经军列让路，到了沈阳停车吃饭，看见大批衣衫褴褛的军人，本以为是朝鲜人民军抓的俘虏运到中国来了。一问才知道，竟是朝鲜人民军跑到中国来了，他这才知道朝鲜的战况不太妙。
李宗安的连队原计划在安东过江，准备过江就执行战斗任务，消灭英二十七旅(英国和澳大利亚合并的一个旅)。全军部队八十一师在前，七十九师居中，八十师后卫。后来前方来电话，说英二十七旅一看大事不好跑了。
部队计划改变，但安东对岸的景象给李宗安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朝鲜的新义州被美国飞机炸成了一片火海。李宗安觉得朝鲜的今天就可能是中国的明天，战士们都觉得必须打这仗，跟美国势不两立。
二十七军向吉林临江转进，一个军五万之众分乘多列军列，难度可想而知。本来是兵团前卫，临时改成了兵团后卫，反而让后面赶到的二十军先过了鸭绿红。二十七军从临江入朝时，虽然仓促，但得到的补给却比二十军好多了，居然得到了东北边防军才有的大衣、棉衣、棉裤。
那以在火车上抓紧时间动员教育，各级首长轮番上阵，大干部讲完小干部讲，快到临江的时候部队的战斗热情被激发得十分高涨。
李宗安的连队是全营的火器分队，在以步兵为主的志愿军当中算是重量级的部队，平时牛气得很，但在行军打仗中遭老罪了。他们翻越狼林山脉时，骡马蹄子深陷，走不了，重机枪和迫击炮，无后坐力炮都是人力扛运。
徒步过江后，李宗安的连队被美军飞机发现，遭遇空袭。李亲安的通信员是解放上海时抓的“小浮虏”，从来没有跟谁讲过自己会开汽车，他一只美国飞机对着车辆扫射轰炸，就跳上一辆汽车开起来就跑，飞机就追着那汽车炸。“小浮透”机灵得像个猴子，将车开离大部队后便纵身跳车跑了。美军虽然把那辆汽车炸毁了，但连队一个人没少。李宗安想，如果没有这个俘虏兵将美军飞机引开，机炮连的连部就完了，在附近房子里开会的营部也得遭殃。一旦被命中，一个营的干部就全报销了。
这之后，这个通信员被他另眼相待，宝贝似的。
王兰亭原来属九十四师，1949年他跟着部队南下，解放东山岛，而后马不停蹄，马上又返回来，入朝参战。
由于九十四师全师转隶二十七军，王兰亭所在的特务连被打散建制，分别被编到二十七军的电话连、通信连，王兰亭被编到二十七军电话连查线组。从临江过了鸭绿江，老天爷故意捣乱似的，下起了小雨，不久，又开始下雪。通信兵每个人都背着7天的干粮，还要背一大捆电线、一部电话。电线足有20多斤，再加上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和武器弹药，每个人身上都有五六十斤，雨下到身上再冻成冰，越走越沉，但不敢休息。王兰亭知道，只要坐下去，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他亲眼见到路旁有几个战友坐在地上冻死了，有的还没死，在路旁喘着细气，看上去是没救了。
没日没夜地行军，终于到达第一个宿营地，部队下山，到了朝鲜的一个村子，进去一看，村子被美国飞机炸得连砖头都不剩，一间能住人的房子也没有。当时还没有防空洞，部队就疏散在露天的野外，在山坡底下生火烧水，官兵围拢在一个大的火堆旁烤身子。很多人鞋子跟脚冻在了一起，鞋子脱不下来。由于没有经验，就伸着脚在火边烤，这一烤，鞋是化了，脚也一起烤化了。鞋子是脱下来了，脚已经烂了，一捏烂乎乎的。
他们连一共冻伤30多人。
雪寒岭、荒山岭、死鹰岭、剑山岭，九兵团15万大军跋涉在一个又一个连名字都透露着寒气的山岭上。在几乎没有补给，严格进行隐蔽伪装的情况下，创造了连续在雪野中行军10天约300公里的纪录，于26日集结在了长津湖指定的战斗位置。
很多年后，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和政论家约瑟夫·古尔登写道：
“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根据一个文件记载，3个师从鸭绿江的满洲一边的西北角安东出发，用16～19天的时间行军286英里，到达北朝鲜东部的一个集结地域；另一个师在18天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平均每天行军18英里。”
这就是宋时轮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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