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思 和
一、《自己的书架》总序
《自己的书架》是我几十年来断断续续开设的一个读书随笔专栏。没有什么预设的写作计划，只是在工作之余，对自己读的一部分书有了感情，读了以后舍不得立时放手，就随手记下一点想法。恰逢媒体的朋友约稿，也就给了他们发表。这样的习惯可以追溯到1982年我的海南岛之行。那时海南尚未建省，我去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顺便游览了海口与三亚。在会上没有什么心得，会后游览时倒是交了几个挺好的朋友，其中就有《海南日报》的副刊编辑黄宏地。那以后，宏地兄与我时有通信，我也经常在他主管的版面上发表一些零碎文章。文章都很短，主要是散文与读书随笔。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连续性发表读书随笔，有点像专栏文章，但编辑没有具体的时间要求，时写时辍，也没有压力。这样断断续续写了一两年，后来有阵子风吹来，就辍笔了。到了1989年秋，宏地兄又来约稿，我那时实在有点无聊，想闷头读一些书，就答应开一个专栏，还想了一个名称就叫“读书”。我现在查阅旧文，发现《〈自己的书架〉弁言》最早题目是《〈读书〉弁言》，发表于《海南日报》副刊。[1]但不知为什么，这个《读书》专栏没有能坚持下去，只连载了两三篇短文就无疾而终了。过了几个月，香港《大公报》编辑马文通先生也来信约稿，我就把专栏的设想与马先生说了，立马得到了他的支持，于是就改称为“自己的书架”，1989年10月19日正式在《大公报》副刊上开张了。
《自己的书架》内容很杂，以谈中外文学书籍为主，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现代文学，读的书也多在那一方面；其次是外国文学作品，这是我比较喜欢的领域，后来我跟随贾植芳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比较文学学科，对外国文学留意更加多了一些。1988年以后，我又开始留意台港文学书籍，这样三部分内容构成了“自己的书架”的基本内容。除了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写文章外，1990年上海作家协会办了一个杂志叫《文学角》，由评论家程德培担纲主编，我在上面也开设了一个同名的栏目，内容偏重谈台港文学的书籍，还特地用了一个副标题“港台书札”。马文通先生主编的香港《大公报》副刊非常开明，我每次寄去文章都很快地刊登出来，也不嫌我写的专栏内容杂乱，缺乏章法。前几天我特意查了一下当时的旧报刊，第一篇随笔《人与狼之间》，谈的是英国作家吉卜林的丛林小说《老虎老虎》，第二篇谈的是李辉主编的征文集《滴血的童年》，第三篇是批评一本关露传，第四篇是回应林默涵的一篇访谈《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第五篇、第六篇都是谈梅特林克的剧本……我这么不厌其烦地罗列篇目，是想说明我当时写专栏确实没有统一的目标，只是在阅读中外杂书（也有刊物）过程中，有感而发，随意批评。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都是读书心得。这个栏目大约延续到1993年，后来渐渐事情多了，文章就写得少了，也不知具体什么时候正式停止。我在编《羊骚与猴骚》时，从专栏文章里选出一部分，分作《自己的书架·甲集》《自己的书架·乙集》和《隔海文谈》三辑，编入文集，算作是我在这一时期的工作。
这件事过去太久，许多细节一时也想不起来。但我读杂书的习惯没有改变，一直是这样散漫地阅读，散漫地写作。我的学术研究范围，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涵盖了20世纪中国文学，即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基础就是从这些散漫的阅读开始的；另一个专业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我虽然涉猎不多，但也是与平时喜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分不开。到了1990年代中期，我的社会活动多了起来，杂书照常在读，但读书札记却写得少了。后来我又多了一份额外的工作，就是为年轻人的新作写序。起初的出发点是为了提携青年，但事实上他们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地开拓我的思路，刺激我的研究兴趣。很多序言往往成为我与作者对话的平台。我很少在序言里对作品做过多的褒扬，经常是提出更高的研究目标，我自己也是通过写序来扩大阅读范围，使之成为一条再学习再思考的途径。序言也是一种读书随笔，有赞扬也有批评，或者是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对话。甘苦自知的作者会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对读者，则希望通过阅读这些书及序言，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
2006年春节，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汪乐春兄担任《文汇读书周报》主编，特意跑来约我写文章。乐春兄明确要求我开设读书专栏。那时候我正担任着中文系主任和《上海文学》主编，两头奔波，自顾不暇，但还是挡不住乐春兄的热诚相邀，就应允下来，每隔两周写一篇四千字的读书随笔。我又想起了“自己的书架”这个名称，于是，《自己的书架》梅开二度，开张时间是2006年2月10日，第一篇文章是评论彭小莲的小说《美丽上海》。这一次自己书架上的推荐书目，以当下的文学作品居多，但也夹杂了一些其他领域莫名其妙的书籍。譬如有一篇是讲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的盗版书，还有一篇是推荐一本关于“闲暇文化”的外国书，我现在也记不起当初为什么写这些文章，总之是读闲书的缘故。乐春兄对我无限信任，没有丝毫挑剔，这给了我莫大的自由和自信。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一连开了三年专栏。后来这些文章都收在了一本叫作《献芹录》的编年体文集里。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幸遇到很多好编辑。他们有些是我的师长辈，对我的人生道路多有指引和提携；有些是我的兄长辈，在我的学术道路上给予宽厚的爱护与支持；还有的是我的同辈朋友，彼此有着更多的理解和感情，共同推动文化的事业。现在我回忆《自己的书架》的写作时，稍微年长的马文通先生，以及同辈的黄宏地兄、程德培兄、汪乐春兄彼时的言谈举止都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感激他们，没有他们对我的信任和邀约，可能就没有这些随笔的存在。作为优秀编辑，他们对于作者的文章，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挑剔，不是以审查官的面目出现，也不是把作者看作写文章的枪手，指挥你写这个写那个，他们首先是把作者当作知心朋友，鼓励作者自由写作，满腔热忱地推荐和发表作者的文章。我在投稿方面是一个很敏感很挑剔的人，只要编辑方表现出些微的勉强，我就会马上停止投稿，不愿给别人增加麻烦或者让人为难。然而我现在重新阅读这些随笔，心底深处依然会溢出浓浓的温暖，因为从这些文字里我能够感受到相濡以沫的珍贵友情和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所在。
关于《自己的书架》，大致就这么些因缘。三四年前，我为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七卷本《陈思和文集》时，没有编入我的随笔作品。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找机会另编一套随笔文集。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旭编辑主动来信约稿，我在兴头上就提出了系列随笔集的计划，马上就得到他的热情支持。但是因为手边工作太多，我把这件麻烦事又拖延了下来。不想过了一年多，陈旭没有忘记这个邀约，又一次来信催促，我无法再拖下去，于是在去年（2020年）暑假开始规划，以“自己的书架”为总题目，编辑五卷读书随笔集。内容不以原来的专栏文章为限，只是以读书谈书为主题，整理我四十年来的读书随笔杂记，分为《前代事》《远方书》《当下缘》《朋友圈》《自己说》五卷。每一卷准备另写编后记，介绍各卷特点，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2020年11月11日晚，写于海上鱼焦了斋
2021年8月12日修订完毕
二、《前代事》编后记
我在总序里介绍了两次开设《自己的书架》专栏的经过。这一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约我编辑五卷随笔集，第三次取名《自己的书架》。内容自然不以原先的专栏篇目为限，我搜罗了近四十年来孜孜矻矻写成的读书随笔。当然这也不是我的全部随笔，一来是有些随笔碎片式的意思后来写进了研究论文，收录在《陈思和文集》各卷，为了避免重复，我不再重收；二来是有些发表在海外报刊的文字，也有些虽然发表在国内报刊上但时间相隔久远，一时搜集困难，也就放过去了。
第一集《前代事》，主要收录文史方面的读书随笔，以现代书籍为限。这次对各篇文字都重新编校一遍，主要在修辞上多有修订；其次是对讨论的书籍作了版本的核对和注释。我所说的“自己的书架”，不是一种比喻，真是陈列在我书架上的书籍。我平时喜欢购买各类书籍，但从不做收藏打算，以使用为主，以阅读为主。三十年前，我自筑书房“黑水斋”，三面墙做了顶天立地的书架，自以为足矣。一位读书的朋友来参观后说，房间还是太小，五年后你的书可能就放不下了。我说，那我每隔五年清理一番，把不用的书清理掉，这一房间的书始终保持在使用状态。其实这是做不到的。后来书的占用面积越来越大，黑水斋经过几次装修，两室一厅全部成为书的寄放地；另买了一处居室，取名曰“鱼焦了斋”，现在仍然是书满为患。当年自诩的五年一次清理，就我现在的体力，已经无法做到。有时候为了找一本书，明明记得放在哪一处，却翻箱倒柜也徒劳无着，最后还是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书库里找来借阅。近几年，在电子数据库的发展趋势下，纸质图书的收藏和阅读越来越成为奢侈行为了。我经常在深夜独坐书房，默对密密书架，好像是面对着大半辈子的老搭档、老伙计、老朋友，肃穆而立，竟到了要与老友告别的时候了。我有时很想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放下万种尘缘，利用残余岁月，安安静静地把自己书架上的书再浏览一遍，不管以前读过的还是来不及读的，都应该照一次面，握一次手，道一声珍重。作为第一步，我先要整理这些留下过生命痕迹的读书随笔，没有什么珍本善本，我一生与书籍的关系就是案头工作的合作伙伴，这些书籍，都是我心仪的朋友、工作的助手、思想和感情的资源。
我对这次随笔集的编辑整理工作，也是怀着敬畏。当我把一本本书从书架上找出来，重新核对版本信息，用手抚摸这些三四十年来陆续购买、阅读的书本，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尽管写进文字里的图书只是自己书架上书籍的万分之一，但它们还是幸运的。因为它们已经与我的思想、感情和生命信息同在了。
2020年11月12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羊骚与猴骚》
/ 陈思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4
《新文学整体观》
/ 陈思和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三、《远方书》编后记
2012年底，我陪同莫言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瑞典学院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仪式。到达斯德哥尔摩的当天下午，就参加了一个唇枪舌剑的记者招待会。莫言在对付那些难缠的西方记者时，我坐在会场门口，无意中发现桌上堆放着一叠莫言获奖的海报，海报的画面上排列着莫言获奖之前的108位获奖者照片。莫言是第109位，他的照片凸显在前面，很醒目。我很喜欢，随手拿了几份，还请莫言签名，回来分送给一些朋友作为旅游纪念。有个朋友回家后把这张海报装了镜框，挂在墙上。说是要让他的孩子从小就认识世界级大作家的名字，将来长大了可以自觉去读他们的书。我听了很赞赏，因为联想到我自己最初的文学启蒙就是从熟识水浒人物开始的。所以，后来我在《斯德哥尔摩纪行六首》里有“地煞天罡重运转，黄人无愧自豪情”的句子。
再说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印象。最早的印象应该是在“文革”时期，那时候报刊上批判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批判他的《一个人的遭遇》是宣扬“战争恐怖论”，不知道为什么批判者要拿肖洛霍夫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事，引用了法国作家萨特的名言：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西方的作家和东方的叛徒的。这话究竟什么意思，我至今不太明白。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话，那么为什么自己是西方作家的萨特也拒绝了诺奖，而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明明拒绝了诺奖，依然被视为异己或者叛徒。1970年代中期，“四人帮”控制下的《辞海》编写组试图恢复修订工作，有一批外国文学词条送到卢湾区图书馆征求意见，其中就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条目，写的全是批判的内容。这样我就记得很清楚，从肖洛霍夫到帕斯捷尔纳克，当时官方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理解全是负面的。
于是，诺贝尔文学奖在我脑子里就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引起我的好奇。改革开放后，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西方文学的过程中，我特别留意获过诺奖的作家，尽可能找这些作家的作品来读。第一个有意阅读的是罗曼·罗兰，大受感动的还不是《约翰·克里斯多夫》，而是政论文《超乎混战之上》（罗大冈译），这篇文章为我的人生理想——即怎样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直接树立了样板。其次就是萨特，虽然他拒绝接受诺奖，但我读了《肮脏的手》《苍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以后，由衷地承认萨特获诺奖当之无愧。他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一生的言行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我是从研究巴金走上学术道路的，巴金先生曾经说过，教他讲真话的法国老师是卢梭、伏尔泰、左拉，我完全理解巴金先生的心声。我对罗曼·罗兰和萨特，始终抱着类似的敬意。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强调的理想主义，我认为不是空泛的，确实是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一个崇高的标准。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我陆陆续续记下了一些阅读的感想和笔记。当初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一般的读后感。后来一个偶然机会，1980年代初吧，我在《海南日报》连续刊发这些幼稚的练笔习作。报刊要求字数限制在千字以内。那时候我很着迷两本小册子，一本是费迪曼的《一生的读书计划》，记得还有一本，但不是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而应该是毛姆的读书随笔《书与你》（我在谈《项狄传》的文章里记错了）。这两本书都是报刊的专栏文章，寥寥千字一篇，介绍世界文学名作。我就想模仿这样的读书随笔，于是把文字集中在作品的某一个特点上。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外国作家，我特意在发表稿的后面加上两个注，一个是介绍作家生平以及获诺奖的主要理由，另一个是注明我阅读的作品版本。现在收录随笔集时，我删掉了第一个注释，保留第二个注释。为了保持原始的真实信息，我所注的都是我当时阅读的版本，其中有的作品刊登在内部交流的出版物上，有的甚至是别人文章里引用的诗文，碎碎片片都成为我阅读的资源。
那些随笔本来不是为了发表的，我也自知没有能力向读者介绍外国文学，仅仅是私下喜欢阅读而已。我在后来编辑编年体文集的时候，只挑选了很少几篇放进书里，大部分都没有收录。这次为编《远方书》，我特意翻阅了收藏近四十年纸张发黄发脆的《海南日报》，把这些文章请人抄录打印下来，虽属敝帚自珍，但也看得出我对诺贝尔文学奖一贯所持的态度和敬意。本书第一辑“注视诺贝尔”的最后一篇，收录了我向瑞典学院推荐莫言的信件，这封信是用中文写就，陈迈平（万之）译为瑞典文送过去的。我在这封信里谈到了莫言小说与拉伯雷传统的关联。
本书其他几个小辑，是沿着“阅读西方文学”“译介与比较”以及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组文章所构成。最后一集文章与私人读书关系不大，主要是谈比较文学。这些文章我以前没有收入《陈思和文集》，也没有收入比较文学的专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是一组相对独立的专业文章。我跟随贾植芳先生从事《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辑，逐步走上比较文学研究的道路。我先是积累了大量中外文学关系的资料文献，接下来再分作两步，一步是整理汇编文学影响资料，另一步是探讨中外文学关系规律。后者完成了一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收录本集的《七十年来外来思潮影响通论》《1978-1982：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外来影响》等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篇幅虽然长了一些，仍然是属于札记的性质。2001年我提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方法提出质疑，此举正是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发现了问题，才提出质疑的。本集中一组有关比较文学、译介学的短文以及相关的序跋，都是围绕这一观点的阐发，与上述几篇有关外来影响的札记对照读，可以大致了解我在这个领域进行的理论探索以及思路轨迹。
2021年8月13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四、《当下缘》编后记
前两集随笔集是根据文章内容归类的，《前代事》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旧人旧事，《远方书》是有关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书籍。这一集《当下缘》是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形式是短评与随感，现在分小说、诗歌、海外书札三辑。“海外书札”仅限于台港作者的学术著作和散文集，而小说诗歌等创作都相应归类到前两辑。因为这些文章篇幅短小，与长篇论文还是有区别的，大多都没有收入我的编年体文集，倒也不是嫌这些文章写得不好，而是发表在报刊上容易被忽略，临到编书时又找不到那些报纸刊物，后来虽然有电脑写作，但短小文章仍然不易保存。要不是现在图书馆有电子数据库和文献传递，这次编随笔集也可能是劳而无功，一无所获。
这些文章，最早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写的。我上大学前在卢湾区图书馆学习写书评，摸索到文学评论的边缘。1977年恢复高考，填写志愿表时，看见复旦大学中文系有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两个专业，心里还想，原来大学中文系有文学评论专业的学科，暗暗自喜，就填了志愿。等到进了大学才知道，原来的教学制度改变了，中文系取消了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专业，恢复正规的中文一级学科。中文系从领导到教师都强调学生必须在专业知识上打好基础，不主张学生在读书期间多发表文章。像我写的这类文章，老师们总是轻蔑地称为“豆腐干”，意思是没有价值的。不过平心而论，我在报刊上发表“豆腐干”倒是没有受到老师们的奚落，原因是我进校读书后，第一篇发表的评论是关于卢新华的《伤痕》，而且刊登在《文汇报》的头条。《伤痕》影响大，评论伤痕文学的文章也沾了光，受到了重视。后来我一路畅通，写了不少文学评论。因为报章文体要求短平快，直截了当表达观点，虽然缺乏理论深度，却也不失为一种受欢迎的书评形式。
这些短篇评论中，有一部分是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也是“自己的书架”的一部分，像评论刘恒、王朔、叶兆言作品的文章。后来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第二次开辟《自己的书架》，篇幅稍微长了一些，也有不少涉及当代文学创作，但以随感式的议论居多。我这次编随笔集遵循一个原则，凡是在《陈思和文集》里收录过的文章，这次基本上就不收了。文集里收录的批评文章，有点像戏台上的帝王将相，身穿长袍盔甲，头上插着雉鸡长毛，威风凛凛；而随笔集收录的短文，恰如身着短打的武生，或者小花脸扮演的贩夫走卒之流，需要翻筋斗，插科打诨。两者分工不同，只有合在一起才能凑足一台像模像样的戏。
我很喜欢本集书名里有一个“缘”字，这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我是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做批评容易得罪人，尤其是批评者与作者的关系，经常会产生误解或不愉快。我不是一个无原则说好话的人。曾经有过几次，答应了朋友的请求，写序言或者写书评，但在文章里褒奖的话讲得不多，批评的话多了一点，或者虽然没有批评，但是与作者原先期待的有落差，不爽，于是作者就很不高兴，有的干脆把序言撤了，连招呼也不打，也有的读了以后不声不响把文章里批评的话删了，只留下褒奖的话。还有的朋友看到了我写的书评，十万火急来电，要求在排版中的文章撤下来不发表。林林总总遇到过各种反应。但是我还要说，有更多的作者因为我的批评反倒与我成了朋友。这里面就是盘旋着一种“缘”，批评也是一种结缘的活动，就看是不是有足够的缘分。
2021年8月14日于鱼焦了斋
五、《朋友圈》编后记
《自己的书架》第四集取名《朋友圈》。很奇怪，我习惯上不用微信，因而也从未有过什么“朋友圈”，之所以想到这个俗名，是因为第四集所收录的读书随笔，不按书的内容分类，专谈朋友们写的书，或者是朋友推荐而读的书。——当然也不包括全部朋友，在前几集随笔集里已经收录的有关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书籍的阅读随笔，都不乏谈到我的学生和朋友的书，自然不能重复收录。更不是说，没有收在这本随笔集里的书的作者就不是我的朋友。这本随笔集只是沿着上一本编下来的，意思也差不多：上一本谈的重点是作品，这一本突出重点是作者；上一本偏重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的内容，这一本多了一点有关散文和学术的内容；上一本偏重作者之“缘”，这一本偏重师生、朋友之“圈”，大概的区别就是这些。
“朋友”是个广泛的概念。譬如我收在本集第二辑中的好几篇谈书文章，我与书的作者并不相识，也没有任何交集，只是有朋友向我推荐了这些书，我读后有所感，就随手写下一些文字，有媒体需要推荐好书，我就拿出去发表了。所以“朋友”是取广义的意思。至于如何分类，也是颇费踌躇。把朋友划为“左”“中”“右”的政治挂帅时代已经过去了，酒肉朋友、江湖朋友也不会与“书”有关，所以这里被称作朋友的，大多是读书、写书或者可以谈谈书的朋友。
第一辑是谈“老师的书”，所谈的书的作者，都是我的老师，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得到过他们的教诲和提携。现在我重读这些文章时，突然生出一阵伤感，因为其中有好几位我尊敬的老师已经去世，像贾先生、章先生、潘先生、曾华鹏先生和范伯群先生，真是书比人长寿，今天我一边修订自己的旧文章，一边找出他们的著作重读部分段落和引文资料，心内充满了感恩之情。我在好几处说过这样的意思：古人三不朽，谓立德立功立言；似乎比较看轻的是“立言”，但是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功与德之不朽，是靠“立言”来完成的。圣贤之言与传圣贤之言是结合为一体的，我们今天，正需要做这样一种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第三辑“学生的书”比较容易编排，收录了我为年轻朋友的著作写的序跋书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与我有点师生之谊，他们在学校里读书学习，攻读学位，毕业后奔赴各地，大部分都选择在高校当教师，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我很早以前就说过，学生是我的最好作品，胜过我自己的著述。这批序跋文字中，有一些曾经收入2013年出版的《思和文存》第3卷，我没有把它们归入我的学术著述，而是归为我的教育理想与实践。现在七八年又过去了，内容和篇数增加不少，但收录在这里的篇目与文存第3卷的内容还是不一样。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如果说，第一、三辑主要谈的是我的师长辈和学生辈的书，那么第二辑才比较接近“朋友圈”的本意，我特意挑选了31篇书评文章，分别以内容分类，第一类为人文思想类的书籍，第二类为学术论著，第三类是散文集。作者里有我的老师、我的同事，也有几十年来的朋友，更有一些新结识，或者并不认识的朋友。这一类文章还有不少，但一时想不起发表在哪里，只好付之阙如了。
第四辑[2]比较简单，是我为一些丛书写的序言。这些丛书都是我参与策划或主编的。我很怀念20世纪90年代策划“火凤凰”系列丛书、“逼近世纪末”系列丛书以及“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经历，那是知识分子集体的实践行动的一部分，是用实际工作来响应时代呼唤的人文精神的追寻。这大概是我个人的生命力最为昂扬的时期，是最富有理想与责任的人生阶段。如果说人生真有“朋友圈”，那一段历史时期许多人一起付诸实践的行动和友谊，是最让人怦然心动的回忆与梦寻。
2021年1月7日寒冬之夜
六、《自己说》编后记
第五集的书名定为“自己说”，按照前几集书名的规范，“说”不是作为动词使用，而是名词，犹如“说法”。“自己说”也就是有关自己的说法。那么，关于我自己究竟有什么“说法”呢？
这一集编入的是我自己的著述——包括编年体文集、研究论著、创作、对话集以及我策划或者主编的单行本著述的序跋。我自己编的单行本著述体现了我的意愿和追求，也渗透了我个人的编辑风格，所以能归在我自己的“说法”里面。
我回顾这一生，以28岁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为界，前半部分的生活方式，主要是读书学习，后半部分的生活方式，也是与书相伴，在读书、写书、编书、教书中度过了几十年光阴，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我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于1986年，最近一本著作出版于2020年，大约往后几年里还有一些书零星出版，但估计也不会太多。所以，趁着“自己的书架”结集出版，我把自己也放在里面做一番清理。
应该说，五集随笔集中，这一集最让我动感情。我一边看着旧稿，一边在回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从青年、中年到老年，生命的流淌痕迹都被文字记录了下来。我年轻时自恃记性好，什么都记在脑子里，后来渐渐地年纪大了，记忆力不那么好了，却也把世事看淡，觉得很多事忘记了就算了，本来就不值得什么都要牢牢记住。不过我总算有写作的爱好，不断地写作，不断地表达自己，每当编一本书，总是反反复复地修改稿件，用心甚深。然后又喜欢记序写跋，写着写着，有时竟舍不得放下笔，舍不得关电脑。就这样磨磨蹭蹭过去了差不多大半生的时间。
一位协助我编书的年轻朋友读了我这部序跋集，开玩笑说：“原来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牢骚也很多啊，无论序跋，都是话里有话，后来就不一样了。”我笑了。确实，年轻人自有发牢骚的权利，但也是那个时代的宽容，到了“后来”，大概也了解了，冯谖对孟尝君是有所期待的，才会无车弹铗、无鱼当歌。等到了没有期待的时候，自然也就进入了“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境界。然而秋凉带来的可能是真正的肃杀，而不是春天的温情。
我的人生有过几个拐点。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次，1982年留校任教也是一次，还有就是2001年开始兼任学校中文系行政工作。那时候我还是有期待的，像2003年冒冒失失地接受上海作家协会的委托去主编《上海文学》杂志，结果碰了几回钉子以后，我就学会要“不一样”了。最近无意中读到一本十年前出版的书，居然书中有一篇谈到我主编《上海文学》时的那些陈年谷子[3]。作者叶炜说，陈思和的“下课”，“真正原因不是那些尖锐批评和外来文件，而是他的理想主义和文化精英的岗位意识炒了自己的鱿鱼”。我这才恍然大悟。这篇文章的分析真是击中我自己尚不清楚的“要害”。我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也有同样的遭遇，许多人当面和背后的批评规劝，都无非是说我太理想主义，太不近人情世故。虽有诟病但我终不后悔，以前有时感到困惑：明明是非甚明，为什么别人总是不予理解。现在我明白了，但我更加放不下一生向往的“理想”两个字。只不过我已经不予期待了，既不期待现实之宽容优待，也不期待理想之顷刻到来，我放下了这一切，反倒能坦然去思考人生晚期还能做些什么事情。当然也明白了社会进步的阻力是不能靠新亭挥泪来摧毁的，高举理想也不能当作旗帜去晃荡的，一切都要转化为具体岗位具体工作，从最小处来慢慢实践自己的理想。这就是我之所以有点“不一样”的进步。
虽然是有了一点进步，但我读着自己编年体文集的序跋，一年一年的时光流逝，一本一本的著述写成，我发现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初坚持的东西，到现在仍然坚持着。就像是一棵树，年轮一年年地扩大，年轮的核心却没有变。不改初衷，这句话放在年轻时说没有意义，到老了，再回过头去看自己走过的路，“不改初衷”才是值得欣慰的四个字。我不敢像我的导师那样，在苦难中站起来，自信地说：“这辈子我这个‘人’字还写得端正。”我一生没有经历太多苦难，但是人类命运的重重苦难，我是刻骨铭心，只是明白了以个人微薄能力无法喝令三山五岳的道理。我少年时代是在20世纪60年代狂热病毒流行中度过，这场病毒之猖獗祸害，远甚于现在流行的新冠病毒，它几乎摧毁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元气。所以我深深地知道人在一个错误时代里是无法真正写端正这个“人”字的，除非像我导师那样，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一个平凡人努力做到不改初衷，正是用来对抗易变的时代风气的另一种活法。
记得青年时与一位作家聊天。他说，一个作家的写作，是需要一辈子积累能量的。作为作家的愿望，就是在自己老年的时候，能够看着书架上陈列着一整排自己写的书。我那时候太年轻，听到这个话觉得很新鲜，但想想，我们的文学前辈，像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巴金、老舍他们，尽管生活动荡，历尽风霜，但都是终其一生用笔书写，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整排”的著述。现在这样的责任也落到了我们这一代的肩上，这也同样需要用我们一生的生命能量来积累。
2020年10月15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2021年8月17日最终改定
《思和文存》第三卷
/ 陈思和 / 黄山书社 / 2013
《碌碌集》
/ 陈思和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20
注释
[1] 陈思和：《〈读书〉弁言》，初刊《海南日报》副刊1989年7月22日。
[2] 这一辑后来移到第五集《自己说》。特此说明。
[3] 参见叶炜：《书生累：陈思和“下课”》，《冷眼看文坛：在学院与媒体之间》，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
2021年第6期目录
大家读大家
李庆西｜荒谬与规训——小说《来客》和电影《远离人迹》文本比较
蔡天新｜岁月的囚徒，他却教自由人学会赞美——纪念W·H·奥登
批评家研究·陈思和
陈思和 周明全｜当代文学批评四十年——与陈思和对话
陈思和｜《自己的书架》序跋
谢有顺｜成为一个创造者——我所理解的陈思和老师
《中原》评论小辑
王春林｜方言征用与乡村道德伦理的“礼崩乐坏”——关于阎连科长篇小说《中原》
赵帝凯 [意]莫冉｜桃花源的救赎：试论阎连科《中原》的人间情境
新作快评
夏可君｜王家新的写作之旅：现代汉诗的反向游离
新诗研究
贺嘉钰｜友情、行动与诗之“手作”——芒克油印诗集观察
张德明｜综合的诗艺与圆融的美学——王学芯诗歌论
胡清华｜语言实验、公共性与另一种日常——论21世纪大陆“学者型诗人”创作的精神向度与艺术殊相
思潮与现象
施 龙｜隐喻化的再描述：自媒体写作的文本构造与反讽机制
张译丹｜破解“江郎”困局的路径思考——以创作主体“才具”建构为中心的探讨
作家作品论
陆建华｜略论汪曾祺“位置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
张 雯｜张炜诗学引论——从《不践约书》谈起
王一梅｜逝去的时代，或记忆的持存——论《你好，安娜》与《公开的情书》
毕文君｜闯入艺术的年轻人——冯骥才《艺术家们》与青年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