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思 和
一、《自己的書架》總序
《自己的書架》是我幾十年來斷斷續續開設的一個讀書随筆專欄。沒有什麼預設的寫作計劃，隻是在工作之餘，對自己讀的一部分書有了感情，讀了以後舍不得立時放手，就随手記下一點想法。恰逢媒體的朋友約稿，也就給了他們發表。這樣的習慣可以追溯到1982年我的海南島之行。那時海南尚未建省，我去參加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順便遊覽了海口與三亞。在會上沒有什麼心得，會後遊覽時倒是交了幾個挺好的朋友，其中就有《海南日報》的副刊編輯黃宏地。那以後，宏地兄與我時有通信，我也經常在他主管的版面上發表一些零碎文章。文章都很短，主要是散文與讀書随筆。這是我第一次在報紙上連續性發表讀書随筆，有點像專欄文章，但編輯沒有具體的時間要求，時寫時辍，也沒有壓力。這樣斷斷續續寫了一兩年，後來有陣子風吹來，就辍筆了。到了1989年秋，宏地兄又來約稿，我那時實在有點無聊，想悶頭讀一些書，就答應開一個專欄，還想了一個名稱就叫“讀書”。我現在查閱舊文，發現《〈自己的書架〉弁言》最早題目是《〈讀書〉弁言》，發表于《海南日報》副刊。[1]但不知為什麼，這個《讀書》專欄沒有能堅持下去，隻連載了兩三篇短文就無疾而終了。過了幾個月，香港《大公報》編輯馬文通先生也來信約稿，我就把專欄的設想與馬先生說了，立馬得到了他的支援，于是就改稱為“自己的書架”，1989年10月19日正式在《大公報》副刊上開張了。
《自己的書架》内容很雜，以談中外文學書籍為主，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現代文學，讀的書也多在那一方面；其次是外國文學作品，這是我比較喜歡的領域，後來我跟随賈植芳先生在複旦大學中文系建立比較文學學科，對外國文學留意更加多了一些。1988年以後，我又開始留意台港文學書籍，這樣三部分内容構成了“自己的書架”的基本内容。除了在香港《大公報》副刊寫文章外，1990年上海作家協會辦了一個雜志叫《文學角》，由評論家程德培擔綱主編，我在上面也開設了一個同名的欄目，内容偏重談台港文學的書籍，還特地用了一個副标題“港台書劄”。馬文通先生主編的香港《大公報》副刊非常開明，我每次寄去文章都很快地刊登出來，也不嫌我寫的專欄内容雜亂，缺乏章法。前幾天我特意查了一下當時的舊報刊，第一篇随筆《人與狼之間》，談的是英國作家吉蔔林的叢林小說《老虎老虎》，第二篇談的是李輝主編的征文集《滴血的童年》，第三篇是批評一本關露傳，第四篇是回應林默涵的一篇訪談《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第五篇、第六篇都是談梅特林克的劇本……我這麼不厭其煩地羅列篇目，是想說明我當時寫專欄确實沒有統一的目标，隻是在閱讀中外雜書（也有刊物）過程中，有感而發，随意批評。但是有一個基本原則：都是讀書心得。這個欄目大約延續到1993年，後來漸漸事情多了，文章就寫得少了，也不知具體什麼時候正式停止。我在編《羊騷與猴騷》時，從專欄文章裡選出一部分，分作《自己的書架·甲集》《自己的書架·乙集》和《隔海文談》三輯，編入文集，算作是我在這一時期的工作。
這件事過去太久，許多細節一時也想不起來。但我讀雜書的習慣沒有改變，一直是這樣散漫地閱讀，散漫地寫作。我的學術研究範圍，主要是中國現代文學，涵蓋了20世紀中國文學，即學科意義上的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基礎就是從這些散漫的閱讀開始的；另一個專業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我雖然涉獵不多，但也是與平時喜歡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分不開。到了1990年代中期，我的社會活動多了起來，雜書照常在讀，但讀書劄記卻寫得少了。後來我又多了一份額外的工作，就是為年輕人的新作寫序。起初的出發點是為了提攜青年，但事實上他們的學術研究也在不斷地開拓我的思路，刺激我的研究興趣。很多序言往往成為我與作者對話的平台。我很少在序言裡對作品做過多的褒揚，經常是提出更高的研究目标，我自己也是通過寫序來擴大閱讀範圍，使之成為一條再學習再思考的途徑。序言也是一種讀書随筆，有贊揚也有批評，或者是在更高層面上進行對話。甘苦自知的作者會明白我在講些什麼，對讀者，則希望通過閱讀這些書及序言，追求更高的學術境界。
2006年春節，我的大學同班同學汪樂春兄擔任《文彙讀書周報》主編，特意跑來約我寫文章。樂春兄明确要求我開設讀書專欄。那時候我正擔任着中文系主任和《上海文學》主編，兩頭奔波，自顧不暇，但還是擋不住樂春兄的熱誠相邀，就應允下來，每隔兩周寫一篇四千字的讀書随筆。我又想起了“自己的書架”這個名稱，于是，《自己的書架》梅開二度，開張時間是2006年2月10日，第一篇文章是評論彭小蓮的小說《美麗上海》。這一次自己書架上的推薦書目，以當下的文學作品居多，但也夾雜了一些其他領域莫名其妙的書籍。譬如有一篇是講克魯泡特金《面包與自由》的盜版書，還有一篇是推薦一本關于“閑暇文化”的外國書，我現在也記不起當初為什麼寫這些文章，總之是讀閑書的緣故。樂春兄對我無限信任，沒有絲毫挑剔，這給了我莫大的自由和自信。我在《文彙讀書周報》上一連開了三年專欄。後來這些文章都收在了一本叫作《獻芹錄》的編年體文集裡。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幸遇到很多好編輯。他們有些是我的師長輩，對我的人生道路多有指引和提攜；有些是我的兄長輩，在我的學術道路上給予寬厚的愛護與支援；還有的是我的同輩朋友，彼此有着更多的了解和感情，共同推動文化的事業。現在我回憶《自己的書架》的寫作時，稍微年長的馬文通先生，以及同輩的黃宏地兄、程德培兄、汪樂春兄彼時的言談舉止都清晰地呈現在我的眼前，我感激他們，沒有他們對我的信任和邀約，可能就沒有這些随筆的存在。作為優秀編輯，他們對于作者的文章，從來不是居高臨下的挑剔，不是以審查官的面目出現，也不是把作者看作寫文章的槍手，指揮你寫這個寫那個，他們首先是把作者當作知心朋友，鼓勵作者自由寫作，滿腔熱忱地推薦和發表作者的文章。我在投稿方面是一個很敏感很挑剔的人，隻要編輯方表現出些微的勉強，我就會馬上停止投稿，不願給别人增加麻煩或者讓人為難。然而我現在重新閱讀這些随筆，心底深處依然會溢出濃濃的溫暖，因為從這些文字裡我能夠感受到相濡以沫的珍貴友情和知識分子共同的理想所在。
關于《自己的書架》，大緻就這麼些因緣。三四年前，我為廣東人民出版社編輯七卷本《陳思和文集》時，沒有編入我的随筆作品。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找機會另編一套随筆文集。沒想到機會很快就來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陳旭編輯主動來信約稿，我在興頭上就提出了系列随筆集的計劃，馬上就得到他的熱情支援。但是因為手邊工作太多，我把這件麻煩事又拖延了下來。不想過了一年多，陳旭沒有忘記這個邀約，又一次來信催促，我無法再拖下去，于是在去年（2020年）暑假開始規劃，以“自己的書架”為總題目，編輯五卷讀書随筆集。内容不以原來的專欄文章為限，隻是以讀書談書為主題，整理我四十年來的讀書随筆雜記，分為《前代事》《遠方書》《當下緣》《朋友圈》《自己說》五卷。每一卷準備另寫編後記，介紹各卷特點，這裡就不再饒舌了。
2020年11月11日晚，寫于海上魚焦了齋
2021年8月12日修訂完畢
二、《前代事》編後記
我在總序裡介紹了兩次開設《自己的書架》專欄的經過。這一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約我編輯五卷随筆集，第三次取名《自己的書架》。内容自然不以原先的專欄篇目為限，我搜羅了近四十年來孜孜矻矻寫成的讀書随筆。當然這也不是我的全部随筆，一來是有些随筆碎片式的意思後來寫進了研究論文，收錄在《陳思和文集》各卷，為了避免重複，我不再重收；二來是有些發表在海外報刊的文字，也有些雖然發表在國内報刊上但時間相隔久遠，一時搜集困難，也就放過去了。
第一集《前代事》，主要收錄文史方面的讀書随筆，以現代書籍為限。這次對各篇文字都重新編校一遍，主要在修辭上多有修訂；其次是對讨論的書籍作了版本的核對和注釋。我所說的“自己的書架”，不是一種比喻，真是陳列在我書架上的書籍。我平時喜歡購買各類書籍，但從不做收藏打算，以使用為主，以閱讀為主。三十年前，我自築書房“黑水齋”，三面牆做了頂天立地的書架，自以為足矣。一位讀書的朋友來參觀後說，房間還是太小，五年後你的書可能就放不下了。我說，那我每隔五年清理一番，把不用的書清理掉，這一房間的書始終保持在使用狀态。其實這是做不到的。後來書的占用面積越來越大，黑水齋經過幾次裝修，兩室一廳全部成為書的寄放地；另買了一處房間，取名曰“魚焦了齋”，現在仍然是書滿為患。當年自诩的五年一次清理，就我現在的體力，已經無法做到。有時候為了找一本書，明明記得放在哪一處，卻翻箱倒櫃也徒勞無着，最後還是請圖書館的從業人員在書庫裡找來借閱。近幾年，在電子資料庫的發展趨勢下，紙質圖書的收藏和閱讀越來越成為奢侈行為了。我經常在深夜獨坐書房，默對密密書架，好像是面對着大半輩子的老搭檔、老夥計、老朋友，肅穆而立，竟到了要與老友告别的時候了。我有時很想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放下萬種塵緣，利用殘餘歲月，安安靜靜地把自己書架上的書再浏覽一遍，不管以前讀過的還是來不及讀的，都應該照一次面，握一次手，道一聲珍重。作為第一步，我先要整理這些留下過生命痕迹的讀書随筆，沒有什麼珍本善本，我一生與書籍的關系就是案頭工作的合作夥伴，這些書籍，都是我心儀的朋友、工作的助手、思想和感情的資源。
我對這次随筆集的編輯整理工作，也是懷着敬畏。當我把一本本書從書架上找出來，重新核對版本資訊，用手撫摸這些三四十年來陸續購買、閱讀的書本，當時的情景曆曆在目。盡管寫進文字裡的圖書隻是自己書架上書籍的萬分之一，但它們還是幸運的。因為它們已經與我的思想、感情和生命資訊同在了。
2020年11月12日于海上魚焦了齋
《羊騷與猴騷》
/ 陳思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4
《新文學整體觀》
/ 陳思和 /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7
三、《遠方書》編後記
2012年底，我陪同莫言去斯德哥爾摩參加瑞典學院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儀式。到達斯德哥爾摩的當天下午，就參加了一個唇槍舌劍的記者招待會。莫言在對付那些難纏的西方記者時，我坐在會場門口，無意中發現桌上堆放着一疊莫言獲獎的海報，海報的畫面上排列着莫言獲獎之前的108位獲獎者照片。莫言是第109位，他的照片凸顯在前面，很醒目。我很喜歡，随手拿了幾份，還請莫言簽名，回來分送給一些朋友作為旅遊紀念。有個朋友回家後把這張海報裝了鏡框，挂在牆上。說是要讓他的孩子從小就認識世界級大作家的名字，将來長大了可以自覺去讀他們的書。我聽了很贊賞，因為聯想到我自己最初的文學啟蒙就是從熟識水浒人物開始的。是以，後來我在《斯德哥爾摩紀行六首》裡有“地煞天罡重運轉，黃人無愧自豪情”的句子。
再說我對諾貝爾文學獎的印象。最早的印象應該是在“文革”時期，那時候報刊上批判蘇聯作家肖洛霍夫，批判他的《一個人的遭遇》是宣揚“戰争恐怖論”，不知道為什麼批判者要拿肖洛霍夫196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說事，引用了法國作家薩特的名言：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發給西方的作家和東方的叛徒的。這話究竟什麼意思，我至今不太明白。如果這句話是正确的話，那麼為什麼自己是西方作家的薩特也拒絕了諾獎，而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明明拒絕了諾獎，依然被視為異己或者叛徒。1970年代中期，“四人幫”控制下的《辭海》編寫組試圖恢複修訂工作，有一批外國文學詞條送到盧灣區圖書館征求意見，其中就有帕斯捷爾納克的條目，寫的全是批判的内容。這樣我就記得很清楚，從肖洛霍夫到帕斯捷爾納克，當時官方對諾貝爾文學獎的了解全是負面的。
于是，諾貝爾文學獎在我腦子裡就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引起我的好奇。改革開放後，在如饑似渴地閱讀大量西方文學的過程中，我特别留意獲過諾獎的作家，盡可能找這些作家的作品來讀。第一個有意閱讀的是羅曼·羅蘭，大受感動的還不是《約翰·克裡斯多夫》，而是政論文《超乎混戰之上》（羅大岡譯），這篇文章為我的人生理想——即怎樣做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直接樹立了樣闆。其次就是薩特，雖然他拒絕接受諾獎，但我讀了《肮髒的手》《蒼蠅》《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以後，由衷地承認薩特獲諾獎當之無愧。他是我學習的榜樣，他一生的言行教會了我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寫的人。我是從研究巴金走上學術道路的，巴金先生曾經說過，教他講真話的法國老師是盧梭、伏爾泰、左拉，我完全了解巴金先生的心聲。我對羅曼·羅蘭和薩特，始終抱着類似的敬意。是以，諾貝爾文學獎強調的理想主義，我認為不是空泛的，确實是有利于人類進步的一個崇高的标準。
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前提下，我陸陸續續記下了一些閱讀的感想和筆記。當初不是為了發表，隻是一般的讀後感。後來一個偶然機會，1980年代初吧，我在《海南日報》連續刊發這些幼稚的練筆習作。報刊要求字數限制在千字以内。那時候我很着迷兩本小冊子，一本是費迪曼的《一生的讀書計劃》，記得還有一本，但不是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而應該是毛姆的讀書随筆《書與你》（我在談《項狄傳》的文章裡記錯了）。這兩本書都是報刊的專欄文章，寥寥千字一篇，介紹世界文學名作。我就想模仿這樣的讀書随筆，于是把文字集中在作品的某一個特點上。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這些外國作家，我特意在發表稿的後面加上兩個注，一個是介紹作家生平以及獲諾獎的主要理由，另一個是注明我閱讀的作品版本。現在收錄随筆集時，我删掉了第一個注釋，保留第二個注釋。為了保持原始的真實資訊，我所注的都是我當時閱讀的版本，其中有的作品刊登在内部交流的出版物上，有的甚至是别人文章裡引用的詩文，碎碎片片都成為我閱讀的資源。
那些随筆本來不是為了發表的，我也自知沒有能力向讀者介紹外國文學，僅僅是私下喜歡閱讀而已。我在後來編輯編年體文集的時候，隻挑選了很少幾篇放進書裡，大部分都沒有收錄。這次為編《遠方書》，我特意翻閱了收藏近四十年紙張發黃發脆的《海南日報》，把這些文章請人抄錄列印下來，雖屬敝帚自珍，但也看得出我對諾貝爾文學獎一貫所持的态度和敬意。本書第一輯“注視諾貝爾”的最後一篇，收錄了我向瑞典學院推薦莫言的信件，這封信是用中文寫就，陳邁平（萬之）譯為瑞典文送過去的。我在這封信裡談到了莫言小說與拉伯雷傳統的關聯。
本書其他幾個小輯，是沿着“閱讀西方文學”“譯介與比較”以及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一組文章所構成。最後一集文章與私人讀書關系不大，主要是談比較文學。這些文章我以前沒有收入《陳思和文集》，也沒有收入比較文學的專集《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是一組相對獨立的專業文章。我跟随賈植芳先生從事《外來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資料的搜集、整理和編輯，逐漸走上比較文學研究的道路。我先是積累了大量中外文學關系的資料文獻，接下來再分作兩步，一步是整理彙編文學影響資料，另一步是探讨中外文學關系規律。後者完成了一部《中國新文學整體觀》，而前者是後者的基礎，收錄本集的《七十年來外來思潮影響通論》《1978-1982：西方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引進》《當代文學創作中的外來影響》等都反映了這方面的成果，篇幅雖然長了一些，仍然是屬于劄記的性質。2001年我提出“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對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的方法提出質疑，此舉正是從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發現了問題，才提出質疑的。本集中一組有關比較文學、譯介學的短文以及相關的序跋，都是圍繞這一觀點的闡發，與上述幾篇有關外來影響的劄記對照讀，可以大緻了解我在這個領域進行的理論探索以及思路軌迹。
2021年8月13日于海上魚焦了齋
四、《當下緣》編後記
前兩集随筆集是根據文章内容歸類的，《前代事》是現代文學史上的舊人舊事，《遠方書》是有關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的書籍。這一集《當下緣》是當代文學作品的評論，形式是短評與随感，現在分小說、詩歌、海外書劄三輯。“海外書劄”僅限于台港作者的學術著作和散文集，而小說詩歌等創作都相應歸類到前兩輯。因為這些文章篇幅短小，與長篇論文還是有差別的，大多都沒有收入我的編年體文集，倒也不是嫌這些文章寫得不好，而是發表在報刊上容易被忽略，臨到編書時又找不到那些報紙刊物，後來雖然有電腦寫作，但短小文章仍然不易儲存。要不是現在圖書館有電子資料庫和文獻傳遞，這次編随筆集也可能是勞而無功，一無所獲。
這些文章，最早是在讀大學的時候寫的。我上大學前在盧灣區圖書館學習寫書評，摸索到文學評論的邊緣。1977年恢複聯考，填寫志願表時，看見複旦大學中文系有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兩個專業，心裡還想，原來大學中文系有文學評論專業的學科，暗暗自喜，就填了志願。等到進了大學才知道，原來的教學制度改變了，中文系取消了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專業，恢複正規的中文一級學科。中文系從上司到教師都強調學生必須在專業知識上打好基礎，不主張學生在讀書期間多發表文章。像我寫的這類文章，老師們總是輕蔑地稱為“豆腐幹”，意思是沒有價值的。不過平心而論，我在報刊上發表“豆腐幹”倒是沒有受到老師們的奚落，原因是我進校讀書後，第一篇發表的評論是關于盧新華的《傷痕》，而且刊登在《文彙報》的頭條。《傷痕》影響大，評論傷痕文學的文章也沾了光，受到了重視。後來我一路暢通，寫了不少文學評論。因為報章文體要求短平快，直截了當表達觀點，雖然缺乏理論深度，卻也不失為一種受歡迎的書評形式。
這些短篇評論中，有一部分是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的專欄文章，也是“自己的書架”的一部分，像評論劉恒、王朔、葉兆言作品的文章。後來在《文彙讀書周報》上第二次開辟《自己的書架》，篇幅稍微長了一些，也有不少涉及當代文學創作，但以随感式的議論居多。我這次編随筆集遵循一個原則，凡是在《陳思和文集》裡收錄過的文章，這次基本上就不收了。文集裡收錄的批評文章，有點像戲台上的帝王将相，身穿長袍盔甲，頭上插着雉雞長毛，威風凜凜；而随筆集收錄的短文，恰如身着短打的武生，或者小花臉扮演的販夫走卒之流，需要翻筋鬥，插科打诨。兩者分工不同，隻有合在一起才能湊足一台像模像樣的戲。
我很喜歡本集書名裡有一個“緣”字，這是個很寬泛的概念。我是一個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做批評容易得罪人，尤其是批評者與作者的關系，經常會産生誤解或不愉快。我不是一個無原則說好話的人。曾經有過幾次，答應了朋友的請求，寫序言或者寫書評，但在文章裡褒獎的話講得不多，批評的話多了一點，或者雖然沒有批評，但是與作者原先期待的有落差，不爽，于是作者就很不高興，有的幹脆把序言撤了，連招呼也不打，也有的讀了以後不聲不響把文章裡批評的話删了，隻留下褒獎的話。還有的朋友看到了我寫的書評，十萬火急來電，要求在排版中的文章撤下來不發表。林林總總遇到過各種反應。但是我還要說，有更多的作者因為我的批評反倒與我成了朋友。這裡面就是盤旋着一種“緣”，批評也是一種結緣的活動，就看是不是有足夠的緣分。
2021年8月14日于魚焦了齋
五、《朋友圈》編後記
《自己的書架》第四集取名《朋友圈》。很奇怪，我習慣上不用微信，因而也從未有過什麼“朋友圈”，之是以想到這個俗名，是因為第四集所收錄的讀書随筆，不按書的内容分類，專談朋友們寫的書，或者是朋友推薦而讀的書。——當然也不包括全部朋友，在前幾集随筆集裡已經收錄的有關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等書籍的閱讀随筆，都不乏談到我的學生和朋友的書，自然不能重複收錄。更不是說，沒有收在這本随筆集裡的書的作者就不是我的朋友。這本随筆集隻是沿着上一本編下來的，意思也差不多：上一本談的重點是作品，這一本突出重點是作者；上一本偏重小說詩歌等文學創作的内容，這一本多了一點有關散文和學術的内容；上一本偏重作者之“緣”，這一本偏重師生、朋友之“圈”，大概的差別就是這些。
“朋友”是個廣泛的概念。譬如我收在本集第二輯中的好幾篇談書文章，我與書的作者并不相識，也沒有任何交集，隻是有朋友向我推薦了這些書，我讀後有所感，就随手寫下一些文字，有媒體需要推薦好書，我就拿出去發表了。是以“朋友”是取廣義的意思。至于如何分類，也是頗費躊躇。把朋友劃為“左”“中”“右”的政治挂帥時代已經過去了，酒肉朋友、江湖朋友也不會與“書”有關，是以這裡被稱作朋友的，大多是讀書、寫書或者可以談談書的朋友。
第一輯是談“老師的書”，所談的書的作者，都是我的老師，我在複旦大學讀書時得到過他們的教誨和提攜。現在我重讀這些文章時，突然生出一陣傷感，因為其中有好幾位我尊敬的老師已經去世，像賈先生、章先生、潘先生、曾華鵬先生和範伯群先生，真是書比人長壽，今天我一邊修訂自己的舊文章，一邊找出他們的著作重讀部分段落和引文資料，心内充滿了感恩之情。我在好幾處說過這樣的意思：古人三不朽，謂立德立功立言；似乎比較看輕的是“立言”，但是在實際的傳播過程中，功與德之不朽，是靠“立言”來完成的。聖賢之言與傳聖賢之言是結合為一體的，我們今天，正需要做這樣一種有重要意義的工作。
第三輯“學生的書”比較容易編排，收錄了我為年輕朋友的著作寫的序跋書評。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與我有點師生之誼，他們在學校裡讀書學習，攻讀學位，畢業後奔赴各地，大部分都選擇在高校當教師，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了成績。我很早以前就說過，學生是我的最好作品，勝過我自己的著述。這批序跋文字中，有一些曾經收入2013年出版的《思和文存》第3卷，我沒有把它們歸入我的學術著述，而是歸為我的教育理想與實踐。現在七八年又過去了，内容和篇數增加不少，但收錄在這裡的篇目與文存第3卷的内容還是不一樣。這裡特别說明一下。
如果說，第一、三輯主要談的是我的師長輩和學生輩的書，那麼第二輯才比較接近“朋友圈”的本意，我特意挑選了31篇書評文章，分别以内容分類，第一類為人文思想類的書籍，第二類為學術論著，第三類是散文集。作者裡有我的老師、我的同僚，也有幾十年來的朋友，更有一些新結識，或者并不認識的朋友。這一類文章還有不少，但一時想不起發表在哪裡，隻好付之阙如了。
第四輯[2]比較簡單，是我為一些叢書寫的序言。這些叢書都是我參與策劃或主編的。我很懷念20世紀90年代策劃“火鳳凰”系列叢書、“逼近世紀末”系列叢書以及“現代文化名人傳記”叢書的經曆，那是知識分子集體的實踐行動的一部分，是用實際工作來響應時代呼喚的人文精神的追尋。這大概是我個人的生命力最為昂揚的時期，是最富有理想與責任的人生階段。如果說人生真有“朋友圈”，那一段曆史時期許多人一起付諸實踐的行動和友誼，是最讓人怦然心動的回憶與夢尋。
2021年1月7日寒冬之夜
六、《自己說》編後記
第五集的書名定為“自己說”，按照前幾集書名的規範，“說”不是作為動詞使用，而是名詞，猶如“說法”。“自己說”也就是有關自己的說法。那麼，關于我自己究竟有什麼“說法”呢？
這一集編入的是我自己的著述——包括編年體文集、研究論著、創作、對話集以及我策劃或者主編的單行本著述的序跋。我自己編的單行本著述展現了我的意願和追求，也滲透了我個人的編輯風格，是以能歸在我自己的“說法”裡面。
我回顧這一生，以28歲大學畢業、留校任教為界，前半部分的生活方式，主要是讀書學習，後半部分的生活方式，也是與書相伴，在讀書、寫書、編書、教書中度過了幾十年光陰，不知不覺老之将至。我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于1986年，最近一本著作出版于2020年，大約往後幾年裡還有一些書零星出版，但估計也不會太多。是以，趁着“自己的書架”結集出版，我把自己也放在裡面做一番清理。
應該說，五集随筆集中，這一集最讓我動感情。我一邊看着舊稿，一邊在回憶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從青年、中年到老年，生命的流淌痕迹都被文字記錄了下來。我年輕時自恃記性好，什麼都記在腦子裡，後來漸漸地年紀大了，記憶力不那麼好了，卻也把世事看淡，覺得很多事忘記了就算了，本來就不值得什麼都要牢牢記住。不過我總算有寫作的愛好，不斷地寫作，不斷地表達自己，每當編一本書，總是反反複複地修改稿件，用心甚深。然後又喜歡記序寫跋，寫着寫着，有時竟舍不得放下筆，舍不得關電腦。就這樣磨磨蹭蹭過去了差不多大半生的時間。
一位協助我編書的年輕朋友讀了我這部序跋集，開玩笑說：“原來老師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牢騷也很多啊，無論序跋，都是話裡有話，後來就不一樣了。”我笑了。确實，年輕人自有發牢騷的權利，但也是那個時代的寬容，到了“後來”，大概也了解了，馮谖對孟嘗君是有所期待的，才會無車彈铗、無魚當歌。等到了沒有期待的時候，自然也就進入了“卻道天涼好個秋”的境界。然而秋涼帶來的可能是真正的肅殺，而不是春天的溫情。
我的人生有過幾個拐點。1977年恢複聯考是一次，1982年留校任教也是一次，還有就是2001年開始兼任學校中文系行政工作。那時候我還是有期待的，像2003年冒冒失失地接受上海作家協會的委托去主編《上海文學》雜志，結果碰了幾回釘子以後，我就學會要“不一樣”了。最近無意中讀到一本十年前出版的書，居然書中有一篇談到我主編《上海文學》時的那些陳年谷子[3]。作者葉炜說，陳思和的“下課”，“真正原因不是那些尖銳批評和外來檔案，而是他的理想主義和文化精英的崗位意識炒了自己的鱿魚”。我這才恍然大悟。這篇文章的分析真是擊中我自己尚不清楚的“要害”。我擔任中文系系主任也有同樣的遭遇，許多人當面和背後的批評規勸，都無非是說我太理想主義，太不近人情世故。雖有诟病但我終不後悔，以前有時感到困惑：明明是非甚明，為什麼别人總是不予了解。現在我明白了，但我更加放不下一生向往的“理想”兩個字。隻不過我已經不予期待了，既不期待現實之寬容優待，也不期待理想之頃刻到來，我放下了這一切，反倒能坦然去思考人生晚期還能做些什麼事情。當然也明白了社會進步的阻力是不能靠新亭揮淚來摧毀的，高舉理想也不能當作旗幟去晃蕩的，一切都要轉化為具體崗位具體工作，從最小處來慢慢實踐自己的理想。這就是我之是以有點“不一樣”的進步。
雖然是有了一點進步，但我讀着自己編年體文集的序跋，一年一年的時光流逝，一本一本的著述寫成，我發現我并沒有太大的變化。最初堅持的東西，到現在仍然堅持着。就像是一棵樹，年輪一年年地擴大，年輪的核心卻沒有變。不改初衷，這句話放在年輕時說沒有意義，到老了，再回過頭去看自己走過的路，“不改初衷”才是值得欣慰的四個字。我不敢像我的導師那樣，在苦難中站起來，自信地說：“這輩子我這個‘人’字還寫得端正。”我一生沒有經曆太多苦難，但是人類命運的重重苦難，我是刻骨銘心，隻是明白了以個人微薄能力無法喝令三山五嶽的道理。我少年時代是在20世紀60年代狂熱病毒流行中度過，這場病毒之猖獗禍害，遠甚于現在流行的新冠病毒，它幾乎摧毀了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命元氣。是以我深深地知道人在一個錯誤時代裡是無法真正寫端正這個“人”字的，除非像我導師那樣，堕入了萬劫不複的深淵，然而一個平凡人努力做到不改初衷，正是用來對抗易變的時代風氣的另一種活法。
記得青年時與一位作家聊天。他說，一個作家的寫作，是需要一輩子積累能量的。作為作家的願望，就是在自己老年的時候，能夠看着書架上陳列着一整排自己寫的書。我那時候太年輕，聽到這個話覺得很新鮮，但想想，我們的文學前輩，像魯迅、周作人、沈從文、巴金、老舍他們，盡管生活動蕩，曆盡風霜，但都是終其一生用筆書寫，為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提供了“一整排”的著述。現在這樣的責任也落到了我們這一代的肩上，這也同樣需要用我們一生的生命能量來積累。
2020年10月15日于海上魚焦了齋
2021年8月17日最終改定
《思和文存》第三卷
/ 陳思和 / 黃山書社 / 2013
《碌碌集》
/ 陳思和 / 複旦大學出版社 / 2020
注釋
[1] 陳思和：《〈讀書〉弁言》，初刊《海南日報》副刊1989年7月22日。
[2] 這一輯後來移到第五集《自己說》。特此說明。
[3] 參見葉炜：《書生累：陳思和“下課”》，《冷眼看文壇：在學院與媒體之間》，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
2021年第6期目錄
大家讀大家
李慶西｜荒謬與規訓——小說《來客》和電影《遠離人迹》文本比較
蔡天新｜歲月的囚徒，他卻教自由人學會贊美——紀念W·H·奧登
批評家研究·陳思和
陳思和 周明全｜當代文學批評四十年——與陳思和對話
陳思和｜《自己的書架》序跋
謝有順｜成為一個創造者——我所了解的陳思和老師
《中原》評論小輯
王春林｜方言征用與鄉村道德倫理的“禮崩樂壞”——關于閻連科長篇小說《中原》
趙帝凱 [意]莫冉｜桃花源的救贖：試論閻連科《中原》的人間情境
新作快評
夏可君｜王家新的寫作之旅：現代漢詩的反向遊離
新詩研究
賀嘉钰｜友情、行動與詩之“手作”——芒克油印詩集觀察
張德明｜綜合的詩藝與圓融的美學——王學芯詩歌論
胡清華｜語言實驗、公共性與另一種日常——論21世紀大陸“學者型詩人”創作的精神向度與藝術殊相
思潮與現象
施 龍｜隐喻化的再描述：自媒體寫作的文本構造與反諷機制
張譯丹｜破解“江郎”困局的路徑思考——以創作主體“才具”建構為中心的探讨
作家作品論
陸建華｜略論汪曾祺“位置說”的産生、發展及其影響
張 雯｜張炜詩學引論——從《不踐約書》談起
王一梅｜逝去的時代，或記憶的持存——論《你好，安娜》與《公開的情書》
畢文君｜闖入藝術的年輕人——馮骥才《藝術家們》與青年形象